我在美国的公民外交之旅

　　文_吴 迪

　　1月25日我应邀赴美做公民访问。这是我在去年10月初于《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抨击华盛顿自任放纵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孤立中国的外交政策以来，所获得的美方回应的一部分。作为一个草根经济学人，我在那篇文章发表后“不打不相识”地认识了许多美国经济学界、外交界、商界和财经媒体的朋友，自认为有责任有义务利用自己有限的影响力去捍卫本国人民的就业机会，去到美国的中心地带推动外交领域的微观探索，把中国公民悲天悯人的人文主义、慈悲坚忍的信仰情怀带到大洋彼岸，去打破美国教育和主流媒体营造的关于中国人的极为负面僵化的形象样板。

　　这次赴美公民外交历时一个月，对于我这样一个月薪3000的教师来说颇有破产爱国的决绝，很多朋友都劝我放弃，因为大国相争，犯不着我这一介小民去螳臂当车。但国之交在于民相亲，美国是个公民意识极强的国家，而在中国，位卑不敢忘忧国也是士大夫传统，如果连我这样游学海外多年的知识分子都不能有这种情怀，又何敢要求一般国人去如此忧国。没有这种忧国情愫，寄望全民参与的公民外交就是痴人说梦。

　　情感共鸣无关理论输赢

　　我在美国的第一站是波士顿和剑桥，应波士顿一所有近百年历史的私立学校Newman School校长Harry Lynch的邀请去他们学校讲国际经济学和公民外交。改变美国民众对中国僵化印象的一个重要阵地就是美国的教育系统，意识形态的对立始于此。在和Newman教导主任Daniel Ohman的交谈中，我得知学生在经济学学习上，缺乏目的性和实际应用的能力，因此我提出可以把公民外交的平台引入经济学教学当中，让学生活用自己的所学，去关心社会关心世界，去帮助解决矛盾和对立，去建立互信与互助，关于这点我可以用亲身的经历作解说。如果效果好，可以把这个模式推广到其他科目教学当中。Newman学校若能接受我的建议，那么其学生对中国的了解就会更加人性化，更有可能产生友谊、同情和支持。这就好比“当你给一个人庆祝过生日，交换过笑话之后，即便是身处战场各为其主，你也很难对这个人开枪”。

　　Daniel对我的建议很感兴趣，不过他也有一些保留意见，因为美国的孩子生活在由iPad、Facebook和其他消费主义享受主义的尤物组成的自我世界当中，对外部世界并不关心，这种现象不仅限于对中国，所以我那把公民外交注入教学的构想没有什么可行性。可是我不这样认为，我看到了另一个美国：虔诚强大的宗教信仰，感性大于理性的人文文化。美国历史上两个最大的票房奇迹《阿凡达》和《泰坦尼克号》都是一种基于悲剧情怀的自我救赎，充满了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美国人民是极富同情心的。因此我用一个中国普通家庭在贸易争端中的悲剧开始了我的课程：

　　有一个在深圳工作的农民工兄弟，他在一个香港人开的玩具厂工作。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和欧洲不再给他们的厂子下单，香港老板就把玩具厂给关掉了。这位农民工兄弟除了做毛绒玩具之外没有别的技能，他的再就业前景是绝望的，女儿也只能休学了。每次他徒劳无功地找工回来，女儿都问他什么时候可以回学校，什么时候可以吃红烧肉。我在英国时也在饿死的边缘徘徊过，也曾有在接到母亲突然去世的电话后躲到打工餐馆的员工厕所痛哭失声的经历。这也就是我写信力劝奥巴马总统不要和中国打贸易战的情感缘由。

　　讲完这个故事之后，很多人眼中都出现了泪水，甚至包括Daniel。Daniel说他一定会采用我的建议，因为这是公民意识的崛起，是人性的崛起，也是宗教的慈悲。其实能这么成功地把公民外交的理念植入美国人的心中，不是没有其背后的艰辛曲折的：我们中国人是一个崇尚在“是非对错”的“理论输赢”上寸土不让的民族，在我游学国外的早期我就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常常和各个国家的人吵得不可开交，可是论“理”的输赢往往会伤害西方人的感情，得不到他们的理解同情支持和帮助，嘴皮上快乐了，却解决不了实际的矛盾和问题，因此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严重的孤立，验证了西方人对于中国人的刻板印象。我们只有放下了意识形态的不同，放下了民族主义的对立，才能站到促进和谐世界的同一条跑道上。

　　很多美国人都为我这种情怀所感动，他们明白我和他们很多人一样，有着非常强大坚定的信仰，这种情感上的共鸣使得很多美国人愿意和我一起加入促进中美公民阶层深刻了解的运动中来，我所受到的帮助和支持是我无法想象的。

　　公民外交弥补两类赤字

　　我在访美之前，就知道我将和一些学者精英会面，我知道这些人在某种程度上是超越宗教慈悲情怀的，我必须用学术的观点和理念去打动他们，必须用学术的中立性和公正性去吸引来自左中右的精英人群。因此我做足了功课，我为公民外交搭建了一个完整的理论架构：双边关系赤字(两国在以货币为单位和以思想为单位的交流之间的不平衡)和代表赤字(政府系统的执政所为和构建政府权力基础的人群对政府执政期待之间的不平衡)。我指出双边关系赤字和代表赤字会带来过度的民族主义、对立冲突、军备竞赛甚至是战争，会在上层建筑中制造巨大的权力真空，加深社会动荡，威胁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茶党的兴起，中东的动乱，这一切都不是偶然。公民外交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弥补这两方面的严重赤字。

　　1月30日晚我和Peter Diamond教授在剑桥精英俱乐部的年度峰会上见面了，我们探讨了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把双边关系赤字和代表赤字通过指数的形式加以量化的可能性，从而为决策层的政策结构调整提供依据。其间教授先生还和我讲起了上个世纪90年代他在上海讲学的经历，说中国的发展是个值得全世界研究的奇迹。席间我获知教授有可能加入美联储理事会，所以我即兴告诉教授先生和夫人我飞了数万公里，历经23个小时旅程飞到美国，我希望代表来自遥远中国的经济学子给他们一个拥抱，并祝贺教授进入美联储的愿望能得到实现。最后还发生了一段幽默的小插曲，我顺手拿出《华尔街日报》给我的支票让教授先生给我签名，教授一惊说：“不会吧，我可不能签你的支票。”我告诉教授不用担心，这是《华尔街日报》给我的稿费，是已经兑现过的债务承诺，结果周围的人都大笑。

　　与会期间我那关于双边关系赤字和代表赤字的理论阐述引起大家浓厚的兴趣，甚至有机构提出聘请我做研究员去从事相关研究，劝说我留在美国。我告诉他们我爱自己的国家，海外漂流多年的自己对我的祖国有未尽的使命。

　　我在出发的时候觉得公民外交是一艘助力缺乏的小船，来到波士顿后却得到了美国各个阶层人群的帮助，这是我没料到的。那时的我感觉公民外交不再是我一个人的梦，而是许许多多人分享的梦，是一艘迎风展帆志在万里的大船。我从波士顿剑桥开始向美国人民内心的腹地驶去，在洛杉矶给在白宫、五角大楼、国务院工作的人员，在华尔街的纽约证券交易所里给投行家、大律师讲双边关系赤字和代表赤字，在纽约的地铁里给普通美国老百姓讲公民外交。这次去美国深感整个世界还不适应中国的强大崛起，感到抵触和不安，这对我们国家在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中继续稳定繁荣是不利的。既然我们从宏观层面上，华盛顿和北京之间数十年的外交关系中仍没有改变美国人民对中国的僵化模板性认识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现在也许是时候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用公民外交去建立互信打破僵局。当年毛主席说把敌人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海洋中，结果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今天让我们把全世界放进我们公民外交的海洋中，去收获一个和谐共赢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