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像派回归
偶像们办杂志，自然一呼百应
有句西谚说得好：“太阳底下无新鲜事”，他们只不过在走前辈已经走过的道路，重新接续中断已久的作家主编文学杂志的历史传统，不管他们自己怎么看待，也不管他们是否承认。
撰稿/陈子善
1922年3月，新文学杂志《创造季刊》在上海横空出世。它是刚刚创办不久的新文学社团创造社的机关刊物，第一卷第一号上发表了郭沫若的诗剧《棠棣之花》、郁达夫的小说《茫茫夜》、张资平的小说《她怅望着祖国的天野》、田汉的独幕剧《咖啡店之一夜》、成仿吾的小说《一个流浪人的新年》等重要作品。创造社以此为标志正式登上中国文坛，从而继文学研究会的《小说月报》之后，为中国新文学进程提供了另一种发展的可能。《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一号一经问世，立即在大江南北的文学青年中不胫而走，三个月即再版，由初版的竖排改为横排，至1929年5月，已重印了五版！而这本创造社首种机关刊物的创刊号正是由刚以小说集《沉沦》震动文坛的郁达夫主编的，其时他才26岁。
创造社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创办的文学杂志一种接一种，《创造季刊》之后，又有《创造周报》、《洪水》(周刊和半月刊)、《创造月刊》、《文化批判》等等，势头越来越猛，影响越来越大。更有意思的是，这些杂志的编者大都年轻，郭沫若主编《创造周报》时年岁稍长，也不过31岁，“创造社小伙计”周全平主编《洪水》周刊时才22岁，诗人冯乃超主编《文化批判》时27岁。
不独创造社如此。中国现代文学杂志的数量之多，恐怕已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最粗略最保守的估计就有一千余种。《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1988年9月天津人民出版社版)就收录了276种，《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新编》(2010年2月上海人民出版社版)又收录了657 种。不过，后者所收并非全是文学杂志，两者所收也不限于新文学杂志。其实，自晚清以降，作家编辑家一身而二任的大有人在，作家主编文学杂志本是题中应有之义。
就新文学而言，1920—1930年代的中国文坛新文学虽未能一统天下，却已是大领风骚，新文学杂志此起彼落，百花齐放，争奇斗艳。必须指出，这些杂志的编者大都是文学新锐或仍属年轻的中坚。其中，既有先以创办杂志闻名而后再在文学创作上崭露头角的，如茅盾，他1921年1月接手《小说月报》编务，大刀阔斧革新时才25岁，当时署名“桐乡 沈雁冰”，还未使用笔名“茅盾”，1927年9月他的第一部小说《幻灭》在《小说月报》亮相，才署名“茅盾”；也不乏先以作品受到文坛关注接着编辑文学杂志的，如巴金，1929年在《小说月报》发表成名作《灭亡》，到了1934年，他在北平先后与靳以合作主编《文学季刊》、与卞之琳等合作主编《水星》，时年30岁，两年之后又在上海与靳以合作主编《文季月刊》，而靳以与巴金首次合作时才25岁，卞之琳与巴金合作时才24岁。
数字颇能说明问题，不妨再举些较具代表性的例证。朱自清1922年与俞平伯合作主编中国第一份新诗杂志《诗》月刊时才24岁，田汉1924年主编《南国》半月刊时26岁，冯至1926年与杨晦等主编沉钟社机关刊物《沉钟》半月刊时才21岁，朱湘1927年独立自办《新文》时23岁，徐志摩1927年主编新月社机关刊物《新月》时30岁，沈从文1928年与丁玲、胡也频合作主编《红黑》杂志时30岁，丁玲1931年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时27岁，施蛰存1932年主编现代派代表刊物《现代》月刊时27岁，苏青1943年主编《天地》月刊时30岁、吴祖光1946年主编《清明》时29岁……
由此可见，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许多重要文学杂志的编者本身都是各有成就的作家，他们的年龄段又大都在20—30岁之间。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周作人1924年接替孙伏园主编《语丝》周刊时已39岁，林语堂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时37岁，戴望舒1936年主编《新诗》时31岁，朱光潜1937年主编《文学杂志》时40岁，胡风1937年主编《七月》时35岁，老舍1938年主编《抗战文艺》时已39岁，柯灵1943年主编《万象》时34岁，李健吾1946年主编《文艺复兴》时40岁……但按孔夫子的说法，他们都还未到或刚到“不惑”的年龄，戴望舒和柯灵则过“而立”不久；如按今天的习惯说法，他们都仍是未到“中年”的“青年”。
鲁迅的情况较为特殊。他1925年主编第一份文学杂志《莽原》周刊时已经45岁，但若从他1918年参与过五四新文化代表刊物《新青年》的编务算起，他编辑刊物的起始年龄仍然可以定格在38岁。
因此，除了个别例外，如曹禺和张爱玲，几乎所有重要的新文学作家都有主编文学杂志的经历，有的甚至一而再再而三，以主编文学杂志为义不容辞的责任。那么多年轻的或并不很年轻的新文学作家热衷于主编文学杂志，形成了上个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坛的一道风景，一个不容忽视的特色，对新文学进程所起的作用更是非同小可。杂志是印刷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在图书馆学上又被称为“连续出版物”，自有其定期出版、时效快、影响大的特点。相当一部分现代文学重要作品都是在杂志上首先发表，然后再出版单行本的。新文学作家或以其年轻的锐气，或以其已有的知名度主编文学杂志，目的就是为了更快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更多地争取新文学的读者，为了进一步扩大新文学的传播，争夺新文学的话语权。
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下韩寒主编《独唱团》、郭敬明主编《最小说》、张悦然主编《鲤》、安妮宝贝主编《大方》等，这些青年作家在作品畅销一时之后，先后涉足文学“杂志书”的编辑，就一点也不奇怪了。有句西谚说得好：“太阳底下无新鲜事”，他们只不过在走前辈已经走过的道路，重新接续中断已久的作家主编文学杂志的历史传统，不管他们自己怎么看待，也不管他们是否承认。只是当下的文学语境已经转换，杂志的性质或也有所改变，出版考量也可能不完全是从文学出发，诚然，他们也并非没有新的创意，但这已是另一个有趣的话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