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荣福背着妻子在龙华街道散发寻人启事，寻找目击证人

3月18日，深圳宝安法院对王凤礼撞人逃逸案做出判决

邹家的不幸引发关注，社会各界为邹为贤的父母捐款

　　深圳交警肇事逃逸案风波

　　车祸的双方，受害者是安徽农村前来深圳的打工者，肇事者是深圳本地的交警。这就使得，肇事者的身份明了后，案情发展的每一步都受到是否公正的怀疑。生命的逝去无法用经济补偿来弥补，亲人的悲伤也无法用对犯罪者的惩罚来抚平。但所幸是，对于此案，经济赔偿和审判量刑都有依据可循，尽管不能做到让所有人都信服和满意。

　　记者◎丘濂

　　打工者的死亡

　　2010年1月2日22点多，在深圳打工的朱通接到了邹为贤的父亲从安徽打来的电话。“他问我小邹是不是进医院了。我说不会啊，昨天中午还一起吃过饭。原来是医院的工作人员从邹为贤浸水的手机中取出了SIM卡，给他的堂哥邹为胜打了第一个电话。邹为胜人在浙江义乌，赶紧通知了老家。”朱通告诉本刊记者，他想等等再说，结果刚挂了电话，马上收到了龙华医院的通知：邹为贤出车祸了，需要赶紧有人去医院签字进行手术。

　　邹为贤出事的地点位于宝安区龙华街道八一路转往人民路的丁字路口附近。八一路是东西向的双向两车道马路，人民路则呈南北向，双向四车道。八一路往南，也就是人民路的东侧，依次分布有力飞工业园和桂盟链条有限公司。朱通在1993年就从安徽来到桂盟公司做工，现在已经是制模车间的主管。2009年，在深圳的外甥女告诉他，她正和老家一个叫邹为贤的年轻人谈恋爱，异地恋太辛苦，想让朱通在桂盟公司帮他安排个工作。于是朱通经过公司里一个台湾老师傅，让邹为贤在链条组装车间做工。朱通对邹为贤的印象很好，他告诉本刊记者：“小邹以前是武警，身材高大，人也长得精神。在他没分到宿舍前，在我家借住，人特别爱干净，又会烧一手好饭。”

　　朱通说他每天回家都会经过那个丁字路口。“这个地方一直很危险。在人民路上由南向北行驶的车辆容易忽视从八一路上左转驶出的车辆，因此路口常有一些撞车事故。”一位熟悉龙华地区的老司机也告诉本刊记者，八一路本是一条单行道，后来路南侧修建了科工贸工业园，马路便拓宽而成为双向车道马路，车流量增大，“丁字路口一直没有红绿灯，只有一个黄色警示灯在不断闪烁提醒司机，因为每增加一个红绿灯就会让堵车更严重”。

　　而那天晚上的车祸却不同于以往发生在路口的事故。朱通后来找到110报警台，联系上了当晚第一个报警的人，她是力飞工业园下班回家的女工。这位女工讲述，当她骑自行车由人民路拐入八一路时，没骑多远，便听见马路对侧“嘭”的一声巨响，声音大得像放炮一样。她看到了一辆白色的汽车，还以为是汽车爆胎了，但是汽车没有停，继续向前行驶。接着从上面树上掉下来一些树枝、伞，还有一个人从两米多高的地方掉下来，她这才反应过来是汽车撞人了，于是马上报警。本刊记者看到，八一路只有一侧设有路灯，两边又植有枝叶茂密的大树，夜晚灯光便很昏暗。马路两侧是用白色栏杆隔开的1米多宽的人行通道，通道铺着方砖，但是坑洼不平，每隔一段，还会遇见一个方形的树坑。“那天下着极大的雨，人行道的积水一定不少，可以想象他为什么选择了在机动车道行走而不是人行道。他当时脚上穿的是一双部队里发的黑色布鞋。”朱通说。

　　朱通说，当时在医院的手术室门前，他看到了处于昏迷状态的邹为贤。“他的后脑勺血流不止，身上都完好无损，只有膝盖和右脚脚趾有擦伤的痕迹。他应该是被撞飞以后后脑先落地。”第二天，朱通去了事故现场，他说：“经过一整夜大雨冲刷，路上还能看见血迹。医生说，小邹的血都流干了。”

　　肇事者的身份

　　东森汽车维修中心的业务员麦瑞坤在1月3日11点多，接到了公明中队交警王凤礼打来的电话。王凤礼对他说，自己的宝马车撞烂了，叫他帮着开到中心修理一下。麦瑞坤于是去了趟王凤礼居住的锦绣江南小区。锦绣江南小区距离邹为贤被撞的地点很近。由那个丁字路口沿人民路继续往南，过一个与工业路相交的十字路口，再往南到达与龙胜东路相交的十字路口，路口的东南边就是锦绣江南小区。麦瑞坤告诉本刊记者，他看到王凤礼的车撞得很厉害：车前挡风玻璃右上角有巴掌大的一个裂口，碎掉的玻璃一直延伸到驾驶座位上，车前的保险杠右边的胶边是断裂的，车右边的反光镜烂了，但因为连接的电线没断，所以还挂在那里。

　　作为宝安区公明街道汽修中心的业务员，麦瑞坤和公明中队的交警关系都不错。业务员和汽修中心并没有明确的雇佣关系以及基本工资。他们每带回一辆事故车来维修，可以从修理费用中提取10%，这就需要和所有的交警都很熟悉。“我们一般有两种渠道知道哪里发生事故。一种是在交警中队门口等着，看到有警员出警，就跟在后面赶到事故现场。还有一种是我们会给那些开摩托车拉活的人一些钱，让他们看到事故后，立刻给我们打电话。交警处理事故的时候，我们就在那里游说车主去我们的修理厂，自然和他们的关系不能太差，他们才不至于轰你走。”麦瑞坤对本刊记者说。东森汽车维修中心是一家一类综合修理厂，而近年来蓬勃发展的汽车4S店挤压了它的生存空间。东森厂的黄老板就告诉本刊记者，原本5000平方米的店铺面积已经缩减掉了3/4，60多名员工也走得只剩下20多人。“现在私家车发生事故后，4S店马上派店员过去协同车主解决问题。我们现在的维修对象，一般都是单位早些时候购买的公务车。”麦瑞坤去年8月份也离开了东森厂，他说：“我们是公明这边技术最好的修理厂，4S店都在关内。这可能是王凤礼来我们这里修车的原因。”

　　宝马车在进修理厂维修的过程中被开出去过一次。黄老板向本刊记者回忆，车在1月5日被开走之前，已经维修好了几部分，包括更换前杠饰条、前杠风口、前杠灯以及挡风玻璃。1月6日再次开进来时，维修人员又为它更换了右后视镜的全套。而就在1月5日下午，公明街道北环路和西环路交叉的路口出现了一起三车追尾的事故，其中有一辆白色轿车、一辆白色货车以及王凤礼的宝马车，王凤礼亲自开具了“快速处理单”。在开回维修中心之前，宝马车已经在6日下午在保险公司定损。

　　由于1月3日、5日和6日，王凤礼的白色宝马车多次在公明街道的街头出现。1月13日，深圳公安局交警支队接到群众举报，说看到类似警方形容的肇事车辆。黄老板对本刊记者说，1月13日白天，警方还来过维修中心询问，但是他没有意识到就是维修中心停放的这辆宝马。“因为八一路现场遗落的只有车子右后视镜的白色镜壳，警方判断属于宝马三系车型，也是按照三系车的特点向我来形容。实际上三系和五系的镜壳是一样的。”当天晚上黄老板又打电话向警方说明，怀疑警方寻找的就是中心处理的那辆五系E39白色宝马528i型轿车。

　　弱势者的权衡

　　朱通第一次感到寻找肇事者的艰难，是在1月3日他去龙华交警中队的时候。“当时我去问他们看没看见邹为贤的钱包，我觉得也许这不是一起普通的交通肇事，是打劫之类。如果钱包还在，就可以排除这个可能。结果接待的交警很干脆地说没看见。”朱通接过从邹为贤身上剪下来的衣服，包括上身的工衣和下身的迷彩裤，一摸就摸到钱包了。“衣服潮乎乎的，都是泥和土，还散着血腥味，他们分明碰都没有碰过啊！”

　　邹为贤因颅骨损伤医治无效在1月5日离开了人世。他去世后，案子由龙华中队移交给了上一级的宝安交警大队。“宝安大队离龙华有20多公里，每天上午，从安徽陆续过来的家属会先去大队询问进展，下午还要返回来在龙华散发‘寻找目击者’的传单。”飞力工业园的那位女工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肇事的白色轿车后跟着一辆‘绿的’(深圳关外的出租车)，‘绿的’司机有可能记住它的车牌号。”于是“绿的”就成为亲属们散发传单的重点。朱通告诉本刊记者，那几天天气也很奇怪，“小邹出事的时候下雨，他走了后，又开始下雨。我们在像雾一样的雨里一条街一条街地走，在路口敲那些‘绿的’的窗户，心里特别绝望”。

　　最让家属觉得不能理解的是，竟然没有摄像头捕捉到肇事车辆。罗湖大队一位交警告诉本刊记者，街道上一般有三种摄像装置：一种是电子眼，只是拍摄有违章行为的车辆。一种是道路监控摄像头，固定方向对路况进行全天拍摄，及时向交管部门提供路况信息。还有一种是监督社会治安的摄像头，这样的摄像头下面往往会有牌子“您已进入安全监控区域”，并附上所管辖派出所的电话。在事故发生的丁字路口，就赫然立着道路监控摄像头与治安摄像头。宝安大队专案组的解释是，因为一根主要电缆被盗，事故所在地整片区域的摄像头都没有留存下图像。“我们沿着八一路、人民路，还有那些和人民路相交叉的街道，一个个抄下摄像头编号，再到交警队或者派出所去调录像。就是不相信啊，录像头怎么能够全坏呢？”邹为贤的表哥邹为胜告诉本刊记者。他1月5日特地也从义乌赶来深圳，他还去过附近的酒店和娱乐场所问过，因为它们临街的停车场也有摄像装置，结果都是一无所获。

　　第一个报道此事的深圳《晶报》记者张国防见证了这个家庭最困窘的时刻：“小邹的父亲和大伯是坐飞机来的，路费就花了不少。小邹的医药费一共有3万多元，遗体放在殡仪馆，每天还要交保管费。他们亲属住在一个一天20多元的小旅馆里，可是马上也就住不起了。”在张国防之前，邹为胜也曾给好几家深圳媒体的新闻热线打电话，他们都以“时效性不强”婉言拒绝。张国防自己曾是军人，他告诉本刊记者，让一位年轻的退伍军人能够安息，是他选择报道这起交通肇事逃逸案最直接的原因。邹为胜认为1月11日《晶报》的第一篇文章《老夫妇千里来深寻肇事司机》改变了他们寻找肇事者的方式，以及警方的工作效率。“这之后的几天，我们主要用来接受几家媒体的采访，和接待看望我们和捐款的热心市民。原来大队那边有专案组，实际只有一个警官来负责，他自己还要分出时间去处理日常交通事故。媒体介入后，通过张记者，我们得知广东省公安厅也派督导组来深指导破案，排查范围涉及到珠江三角洲的其他城市，每天警方都可以获得市民提供的上百条线索。”

　　1月14日，当邹会贤的家属得知肇事者确定为公明中队交警王凤礼时，他们普遍的第一反应是“这是纸包不住火的结果”。1月11日之前警方进展速度的缓慢，以及“摄像头全部坏掉”的说法，一下都有了另一种解释方式。朱通回忆，当天晚上王凤礼的父母就过来想商量后续的解决办法，亲属们都很抵触，一致的想法就是，“让王凤礼接受最严厉的法律制裁”。

　　邹为胜告诉本刊记者，他想过将王凤礼告上法庭。他咨询的律师给了他两种建议，一种是走刑事附带民事的诉讼方式，另一种是刑事诉讼之外，另行单独提起一个民事诉讼。那位律师说，由于邹会贤在深圳居住、生活都不满一年，无法按照深圳城镇人口进行赔偿，他仍然是安徽的农村户口，所以按照“就高不就低的原则”，交通事故赔偿中最主要的死亡赔偿金部分将会按照深圳市农村居民年收入乘以20年的方式来计算，得出的结果会在30万元左右，而单独的民事诉讼还可以主张一项精神赔偿。这样的结果，死亡赔偿金、医疗费、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金，以及精神损失费，绝对不会低于40万元。“涉及请律师，亲属团里的老人们就很犹豫。因为这意味着不仅要在深圳停留更多的时间，还要去找一个可以信赖的律师。他们都是第一次来到深圳，自我防范意识很重，在经历了寻找肇事者的不易后，很怕在费用上又被别人占到便宜。这两种方式，有可能让王凤礼获得较重的刑期，但大家还是形成了一致，既然孩子已经不在了，那么就考虑小邹父母将来的生活怎样才最有保障。”

　　一共经历了4次调解，双方达成了60万元的赔偿协议。邹为胜告诉本刊记者，每次调解，都是由公明中队的队长主持的。由王凤礼家起草、有邹家主要亲属签字的《刑事谅解书》这样写道：“被告人王凤礼的家属在依法支付全部各项交通事故死亡赔偿之后，额外支付了近20万元的补偿……我们对王凤礼的过失犯罪行为能够谅解，因此我们不再追究他的刑事责任，请求给王凤礼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谅解书只是之后法庭进行从轻处罚的依据。“亲人的心里永远都有伤疤。今年春节前，王凤礼的爱人专门去安徽蚌埠看望小邹的父母，坐了不到半小时，双方也就散掉了。至于‘不追究刑事责任’，我们只是希望之后法律能有公正的判决。”邹为胜说。

　　60万元的赔偿应该怎样来看？中国人民大学民法专家朱岩向本刊记者解释：“60万元这个数字从全国范围的交通事故死亡赔偿来看是偏高的，但是在深圳算是很合理的，因为深圳城镇和农村每年的人均纯收入都排在全国前列。”

　　司法机关的考量

　　由于触犯了刑法，无论受害者家庭表示出怎样程度的谅解，王凤礼的行为都要受到检察机关的起诉。按照《刑法》第133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邹为贤在被撞后，因目击者马上报警，伤者被及时送往医院抢救，因此可供司法机关参考的量刑幅度就在3年和7年之间。

　　在2010年12月1日，此案第二次开庭的时候，检察院做出了减轻或者从轻处罚王凤礼的建议。“这主要是因为王凤礼的辩护人在9月21日第一次开庭中提出了王凤礼具有自首情节，我们要求公安机关补充相关的证据资料。”检察院相关的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补充的证据包括两份，一份是公安机关的侦查记录，证实2010年1月13日，宝安交警大队通过群众举报，初步认为王凤礼的宝马车有肇事嫌疑，并通知王凤礼到案的经过，“这说明当时公安机关并未掌握他犯罪的确切证据，他只是因为可疑而被排查”。另一份则是公明交警中队队长的证词，“证实了王凤礼没有主动到宝安大队是因为当天值事故班，单位领导不准假，但他仍然告知了宝安交警大队，并在单位等待宝安大队”。这位工作人员介绍说：“为了鼓励犯罪人悔过，并减少司法资源的耗费，最高法通过司法解释，将大量虽非自动投案，但被抓获过程中存在能够体现其投案的主动性和自愿性的行为均视为自动投案。王凤礼的行为正是属于这种非典型意义的自首。”

　　在今年的3月18日，经由法院判决，王凤礼最终被判3年徒刑。“王凤礼的案子兼具了多种从轻、从重等酌定情节，我们建议最终如何量刑，要对所有的情节进行综合评价。事实上，这些情节的综合评价在对自首适用从轻还是减轻处罚的选择上得到了体现。通常在交通肇事案自首的，可以做从轻或减轻处罚。从轻处罚是在一个量刑幅度内，从低线处罚，但总体来说还是在该幅度内。减轻处罚也就是往下降低到3年以下的量刑幅度，甚至判缓刑。由于王凤礼的交警身份及肇事逃逸又伪造现场，毁灭证据，主观恶性较大，具有从重情节的情况下，法院没有考虑减刑或者判缓刑的建议。但王凤礼能够积极悔罪，进行赔偿，取得被害人家属的谅解，在3年至7年间仍然可以酌情从轻处罚。判处3年有期徒刑，充分考虑了各种从轻、从重情节。”

　　在采访的过程中，本刊记者曾经通过电话询问邹为贤的父亲邹荣福对王凤礼刑期的看法。在打电话前，他并不知道王凤礼已经被判刑。邹荣福说：“我以为他能判5年到7年。”沉默良久，他接着说：“反正孩子也不在了，这个也没什么意义。”在去年邹荣福带着儿子的骨灰离开深圳之时，他嘱咐朱通开庭的时候可以旁听一下，因为他自己是不会花路费再来这个伤心地了。“不过也不强求，年轻人要上班，有很多事情忙的。”在法院宣判的时候，邹家的亲人都没有到场。■

　　(感谢实习记者丁筱净对本文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