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光：希望陈光标转型为现代慈善家
业内声音之徐永光：希望陈光标转型为现代慈善家
【作者】徐永光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希望工程发起人
“富人给穷人进行大布施，将造成慈善资源的浪费，慈善捐款应该用来改变穷人的能力，帮助他们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曾经是希望工程发起人，现在一家民间公益基金工作，徐永光一直是中国公益慈善界备受关注的人物。针对陈光标式慈善，他说过“这是一种慈善家的暴力，是对弱势群体的一种长久的伤害”。
3月29日接受《国际先驱导报》专访一开始，徐永光就表明他无意和陈光标展开无意义的口水战，也不想被媒体娱乐。他想通过严肃的讨论，推动公益事业的发展，同时把陈光标从传统拉到现代慈善的轨道。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从中国整个公益行业健康发展的角度来看，对于富人慈善的正确导向很重要。
陈光标对慈善体制的批评有他的道理。但若因为目前的慈善现状不尽人意，就要否定现代慈善的价值，坚持要拉回到传统慈善，认为这样做真金白银才能进穷人的口袋。其实这样的资金使用效率是很低的，弄不好还会养懒，背离了做慈善的初衷。
陈光标现象应引发这个行业的反思，反思的结果将使这个行业更加进步，与陈光标的期望越来越近。结果应该是陈光标逐步放弃布施式的慈善，走专业化的道路。有一点毋庸置疑，现代慈善只会进步，决不会倒退到传统慈善。我早就建议光标从传统慈善家转向现代慈善家，建议他到美国学学专业慈善。如果能这样做，凭借他的影响力，对中国慈善事业、特别是富人慈善的推动，可能超过他大布施的十倍、百倍。
陈光标的钱花得有点冤
陈光标在“5·12”汶川地震当中可以称得上抗震救灾的英雄，大家对他非常敬佩。后来他采取的布施式慈善，我也一直在和他讨论需要改变。
第一，他的慈善效率太低。120年前卡内基在《财富的福音》中讲，富人给穷人进行大布施，不是善，甚至是恶，还不如把这些钱扔进大海。富人捐款应该用来改变穷人的能力，帮助他们改变自己的命运。陈光标熟读卡耐基的书，应该了解这些文字。财富的福音应该更多地推动社会的创新。我多次跟光标讲，你的钱花得太冤了，教人心疼。
对于高调慈善我并不反对，做慈善可以高调。举个例子，联想做的青年公益项目竞赛，就十分高调，收到10600项的项目申请。这样的高调实际是推动了社会创新。个人捐钱高调也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但怎样顾及到受助者的心理需要非常注意。
我在此前接受采访时，提到“暴力慈善”的话，是引自中山大学教授朱健刚的一篇文章。朱健刚说，这样的慈善，对穷人是一种无法抗拒的暴力，会对他们造成长久的伤害。我觉得朱教授的话非常准确，希望有更多的专业人士发表专业观点，这样才有助于讨论的深入，进而推动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
中国公益慈善体制需要改革创新
陈光标说慈善组织不透明，这是事实。尽管有些优秀的机构做得很透明，但总体上，不透明是公众的普遍认识。我们确实需要反思，为什么一个是要靠公信力才能获得捐款的机构可以不透明，这看起来是个悖论，在外国人眼里看是不成立的：你不透明，怎么还会有人捐款？
中国的现状是捐款多的机构，并不一定是通过公开透明来获取捐赠的资源的。是因为政府背景。特别是发生重大自然灾害，政府规定捐款只能给它。公众的选择，并不是基于你是否公开透明的前提，而是我只能捐给你。
这样的体制有两个致命伤：一是因为你的捐款的获取并不是靠公开透明吸引来的，而是带有一定的行政权力。公众、企业捐了钱，最后问钱用在什么地方了。有时得到的答复是：经过严格的审计，肯定没有发生贪污挪用。尽管我相信是事实，但这样的答复，捐款者怎么能满意呢？更坏的结果是挫伤社会的捐款热情。
第二，一些慈善机构和政府的关系过于密切，密切到一些地方的慈善机构完全就是政府官员直接来做，官民不分。慈善本来是民间的事业，政府应该进行规范监管，不能又定规则，又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这样的责任越位，后果一定是监管的缺位。过去一些地方政府跑到前台搞“慈善风暴”，每个企业按照销售额下指标，搞得很多公众对慈善产生了厌恶心理。本来是美好的东西，让人厌恶，钱搞得再多也属失败。
公益慈善要实行行业自救
建立行业自律机制，也是行业的自救行动。行业通过建立自己的行规、准则，让行业追求卓越。把这些准则向社会公布，然后通过第三方评估，并向社会公布。你要想获取社会的支持、公众的拥护，你就要朝着标准去做。要是你无所谓，那最终公众就会把你抛弃。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以及公众选择是紧密连在一起的。关于行业自律，这几年行业的先进机构也都在积极探索。
由壹基金组织的上百家草根的公益组织借用了自律准则，经过草根组织共同修改，建立了“自律吧”。这些年行业内部虽然有了几个松散的联合形式，我们觉得还是不够的，还没有更能让公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措施。去年7月8日，由35家基金会联合发起，启动了基金会中心网。
目前基金会中心网收集采集的基金会基本信息已达2242家，基本覆盖了全行业的98%～99%，其中的公募基金会1132家，非公募1110家。我们在网上还做了一个“点亮中国”栏目，就是要采集各基金会财务信息收支情况。下一部我们还打算继续开发项目信息和捐款信息。
对于公众来讲，你上了基金会中心网，就会对中国的基金会的财务信息、项目信息和捐款信息一目了然。基金会的信息越透彻，越容易得到公众支持。基金会中心网没有任何门槛，各个基金会自己选择披露的程度，这是他们的权利。最后的结果是谁披露得好，谁干得好。
基金会行业的导向是透明为王，这也正是竞争的原则。(本报记者 郭一娜 实习记者 李程 采访/整理)
观察者之袁岳：公益不是只要想爽就可以
【作者】袁岳 零点调查公司董事长
“在国内你说这么做是因为体制不好。那么现在呢，日本体制比我们好啊，你到日本去还是这么干啊。难道这些地方体制也不好吗”
陈光标在云南盈江地震灾区和灾民举钱拍照的照片，让一直关注并参与公益事业的零点调查公司董事长袁岳觉得颇有话说。3月21日，他就在博客上发表了博文《不要把受益者当群众演员》，后来被新浪网以“陈光标让灾民举捐款合影太极端？”为题重点推介。
3月28日，谈起陈光标的高调慈善方式，袁岳再次对《国际先驱导报》打开了话匣子。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这里的关键是，我从没有完全否认陈光标做慈善的积极方面。在他刚开始做这件事的时候，我其实都是站在维护他的角度。他是有热情有兴趣做这件事情的人，也愿意做这件事，我们就不能更加苛求，能这样做已经不错了。但是今天不一样，他现在是说反正是我要做，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做慈善和公益就可以这么做。不知者不为罪，现在你知道，你还这么说就不对了。
公益要考虑基本原则
严格来说，我认为慈善这个词应该改成公益。公益是一种公共服务，要讲究老百姓的感受。不是你想爽就这么做的。慈善公益，要考虑其他人的感受。不要让受益者觉得我拿了钱我就该配合你。在公益规则里，受捐助者很少愿意被曝光姓名，更别说形象。不要让受捐者感到人格被降低。
在西方，也很少有项目用“慈善”这个词了，他们用“发展”这个词。你缺乏一些发展条件，我在这些方面帮助你，目的是把你的某方面的能力挖掘出来，强化起来。公益有个主导的方向、思想是说，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从以前好像“施主”型，变成了现在的“发展”型。在我看来，陈光标现在做的行为跟美国二三十年代有一些人的行为差不多。这会产生一系列的副作用。比如说人们简单拿到钱，有很多种不同反应，譬如说，有些人觉得你给我钱我还不一定要，有些人觉得你给我钱我不希望你到处宣传。过度的现金给予的方式会形成慈善依赖。他就觉得我是灾民啊你就该给我钱。一旦依赖性形成，他就很难鼓励后代进行奋斗。
四川地震时候陈光标做的(慈善)行为，他作为一个业余的，玩票的，我们看到是可以谅解的，然而今天他还继续这样做，就是不可谅解的了。当然有支持他的人说，有标哥这样做就不错了。或者说，你也拿同样的钱出来做这个事儿。这实际上是把两件事混淆在一起了，就是陈光标有做公益的动机和有实际的公益行动，首先有这个行动是好的；第二，你有好的动机和行为，与这个行为合适不合适是两码事。譬如有个心脏病人，打120是好的，把他抱起来跑是不好的，因为他不适合运动，这就是我要讨论的方式问题。陈光标总说，我就爱怎么怎么做。可是这并不是私人慈善，而是公益慈善。所以不能老是“我我我”，要学会考虑公益的基本规则，你既然要做这么多地方，还要跨国际的，你就更要考虑多一些。
在国内你说这么做是因为国内体制不好。那么现在呢，日本体制比我们好啊，你到日本、台湾地区，甚至美国，你还是这么干啊。难道这些地方体制也不好吗。所以我说他是把公益变成了私益。
不好的公益，造成的后果不可弥补
中国的公益事业现在刚刚起步。对于陈光标的做法，很多倡导专业公益的人都不说什么话，这就会造成一个现象，很多普通的年轻人就会认为，有本事拿出钱来。标哥现在给他两千，再有本事，就拿两万。如果都这么下去，在那儿干坐着什么都不干就有两万，那还有谁会去工作呢。
我们曾经针对一个村庄的两户人家做过调查研究。两户都是有穷孩子的，一户穷孩子得到了帮助，而且年年有学费。结果这个穷孩子被全班孤立，别人会想，你有什么？你不就是穷啊，我们都穷，那么你凭什么得到资助呢？所以，要知道我们投下去的一点钱，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点钱，但是很多村庄农户一年的纯收入也就是三四百块钱，所以我们的这些钱实际上是干预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我们要充分考虑我们对其他人干预的后果，包括正面和负面。我们要做的是公益和慈善是神马，是帮人，是要尽可能的发挥正面作用，减少这种帮助的负面作用。
通常情况下，做完相关的资助事宜后需要进行项目评估，比如拿了陈光标钱的人怎么说，得到其他公益帮助的人怎么说，两种帮助哪种更好。但现在标哥发完钱之后就拜拜了，后续不可评估。捐助看上去似乎只满足了他在大街上做一个POSE的效果。从专业公益的角度来说，我们有一个共识：这种行为不应该被鼓励。当然也不至于说应该被扼杀，只要没有违法(就不能说要扼杀之)。我认为公益是一个竞争，要看谁做的是更好的。如果一个不好的公益，它造成的后果不可弥补。(本报记者 郭一娜 实习记者 韩琨 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