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心治安队的值班室，这是8年前村里人最后看见曾剑时的地方

2007年7月25日，法庭审理结束后，邓秀琼被押出法庭

曾剑时生前居住的“握手楼”

与曾剑时一起被打捞上来的黑色摩托车依旧停在家里

　　一个案子，按照目前的刑事诉讼程序，究竟可以发回重审多少次？围绕相同的证据，上级法院不断发回重审，下级法院频繁更改判决，“疑罪从轻”与“疑罪从无”的价值选择困境，到底是法律的逻辑还是妥协的艺术？广州花都的邓秀琼涉嫌“杀夫骗保”案，在8年时间里的峰回路转就是样本。此案自2003年一审后，被二审法院陆续发回重审三次。证据基本没变，同一个一审法院却依次做出了三种截然不同的判决：死刑、无罪和无期徒刑。2011年，二审判决终于出来，维持原判，无期徒刑。

　　主笔◎王鸿谅   摄影◎刘伟

　　命案

　　曾剑时是广州花都区新华镇新街村布心二队村民，生于1971年，家中四兄弟中的老三。他的经历实在太过简单，大哥曾概时说起来也只有几句话：“念完小学就回家务农，后来进了布心治安队，具体时间不记得了。”还是治安员曾永光记得更清楚些，“1995年起就跟他做同事了”。2003年1月13日上午10点，曾剑时的尸体在新华砖厂的鱼塘中被发现。他已经在水里浸泡了很久，“尸表呈高度腐败征象：巨人观，全身皮肤污黑”，这是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的描述，但是鉴定书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死亡时间。

　　曾概时1月6日曾经到站前派出所报案，说弟弟已经失踪好几天。根据当时的笔录，村里人最后看到曾剑时是1月2日20点左右，那晚小雨阴冷，他骑着他的“粤A·GM034”黑色女式摩托车外出，深色西服外面套了一件绿色军大衣，戴着白色头盔，在布心治安队值班室附近的路口，顺路搭上了要去新福骏酒家喝茶的村民曾惠咸。当天值班的治安员曾耀居、曾子峰和搭车的曾惠咸都可作证。时间估算最确切的是曾子峰：“19点30分上班，做了一会儿事，觉得闷，在治保会路边站了一会，就看见曾剑时了。”从那个路口到新福骏，骑摩托车大概5分钟，曾惠咸在门口下车，看见曾剑时“沿云山路向东去”。最早觉得不对劲的应该是曾耀居，他说“曾剑时当晚应当凌晨2点接我的班，但到时没有见到他”。

　　村民们的印象中，曾剑时“性格内向，老实，话少，为人和善，人缘比较好”。治安队的夜班时间是晚上19点30分到次日清晨5点，他长期值夜班，白天的日常娱乐就是和同村妇女打打5毛钱一番的麻将，有时候也买球，“最多200元”，“没钱就不会赌，从不欠别人赌债”。他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很少喝酒，不是会搞事的人，也没听说过他跟人结怨”。失踪前，1月2日凌晨2点到5点，他跟曾永光在一起值夜班。下午治安员曾永林听说他买球赢了400元，也见到他在村里的士多店跟同村3名妇女打麻将，其中一人赶着回家煲汤离开后，由曾永林接替，牌局在17点左右结束，曾永林看见他“往回家的方向走”。

　　根据同事们的回忆，曾剑时“跟父母分家后，却经常回家吃饭了”。曾剑时婚后依旧与父母和弟弟同住，房子是父亲曾灯贤盖的，以前只有一层，从中间砌墙，对称分隔开来，曾剑时夫妇一半，父母和弟弟一半，各自有进出的大门。2002年下半年加盖到三层，依旧是一分为二，不过在屋内一楼的墙上留了一扇门，可以彼此互通。分家是曾剑时失踪1个月前的事情，他刚给不到5个月的儿子办好了上户口的手续。分家后，一楼的门就用砖封上了，因为粉刷的时间差异，8年后，这扇门的边缘痕迹还是清晰可见。

　　当晚曾剑时是否在家吃饭，却成了一桩悬案。父母这边，看不到那一半屋子的情形，妻子邓秀琼的说法，前后有反复。根据曾永林的证词，曾剑时失踪后第二天，他曾经去曾家问过，邓秀琼说当天17点，她打过电话叫丈夫回家帮邻居修灯，晚饭在家里吃的，可是后来他再去问晚饭的事情，“她(邓秀琼)就改口讲没有”，变成丈夫在家吃的只是中饭。

　　同事身份之外，曾永林也是曾剑时的朋友，他记得曾剑时“常去汽车站对面的青青发廊洗头，与发廊里的阿花关系比较好”。他在证词中说：“阿花几个月前去了三水做工，出事后，我还去找过阿花，问她是否见过曾剑时，她说没有。”不过，他又觉得，“阿花那人也很随便的”，曾剑时跟阿花“感情都是一般的，不会很深”。

　　鱼塘在新华镇农新路路边，8年后已经用于房地产开发，无迹可寻。当年把鱼塘的水抽干后，打捞上来的还有他的摩托车。农新路连接炭步和新华，曾永林的记忆中，曾剑时出远门最多去赤坭和炭步，但是“要去都同我去，平时很少自己去，晚上绝对不会去”。曾概时从一开始就坚信，“这不可能是个意外”，他说：“那条路很宽，路边又有护栏，只在鱼塘的位置留出了大概3米的开口，鱼塘离公路还有三四米远，他不太可能这样掉下去，就算连人带车掉下去，他骑的是女式车，站起来也方便，鱼塘的水又不深，他站起来都淹不到脖子。”

　　疑凶

　　警方的怀疑，最后落到了妻子邓秀琼身上。曾剑时的死，将让她成为3份保险的受益人，理赔金额累计105万元，在花都前所未有。

　　邓秀琼比曾剑时大1岁，广东清远阳山县七拱镇人。家中兄妹8人，除了大哥，都是女的，她在姐妹中排第六。跟曾剑时一样，她也只读到小学毕业，但工作经历复杂得多。她毕业后在家里待了两年，1985年出门打工，先在花都区炭步镇的一家饭店，她3个姐姐都嫁到了炭步。两年后，她去了新华镇，陆续在珐琅厂、开关厂、织布厂和电池厂都做过，最短1年，最长3年。1995年她重回织布厂，在妹妹邓燕平的记忆中，这一年，邓秀琼经由嫁到布心村的阳山老乡介绍，认识了曾剑时，他们拍拖两年，1997年12月9日结婚。婚后半年，邓秀琼从织布厂辞工，到布心市场曾剑时二嫂开的小食店工作，半年后以1.2万元承租下来自己经营，2001年底怀孕后转手给她的二姐，自己在店里帮手。2002年9月生下儿子后，她再次将这家店顶了出去，接手的是阳山老乡陈三凤，改名“凤姐饭店”。

　　命案之前，曾剑时夫妇在村里实在太过普通，不吵不闹，构不成任何话题，他们的婚姻是否幸福，旁人没有探究的兴趣。连大哥曾概时也承认：“他们过得怎么样我不清楚，兄弟俩说话，也不会说自己老婆的事。”命案之后，村里人再来回忆，结论是“他们的夫妻感情很一般”，论据都一样：“曾剑时结婚后第二天就到治安队来值夜班了，以后也经常睡在值班室”；“邓秀琼的小食店里有房间，她也经常住在店里”。不过，大家也承认，小食店跟治安队值班室相距很近。曾永光在治安队跟曾剑时是关系最好的朋友，他回忆，大概在一年多前当班时跟曾剑时聊过一次。“对他说，结婚这么多年都没有小孩，你又不回家睡，不如到医院检查一下，如果不是自己没有生育能力，就离婚算了，他说‘你唔知道一个家庭的事情’，后来就没有出声。”曾永光说，此后他们“再没谈起过家庭的事情”。

　　治安队的人曾经听曾剑时简单提起保险的事，曾永林回忆：“听他讲是每年交钱，20年后退回，都挺好的。”等到命案出来，每年的保费明细账，还是令他们大惊。邓秀琼从1999年4月开始购买保险，到2001年2月间，她在同一家保险公司，通过两个保险经纪，陆续买了6份保单，包括人寿保险、人身保险、投资连结保险等多个种类，其中3份被保险人是她，受益人是曾剑时；另外3份被保险人是曾剑时，受益人是她。其中，最贵的一份是2001年2月16日，她通过保险经纪林学泉购买的保单，保费共计13127元。6份保单加起来，她每年需要支付的保费将近2万元。

　　曾概时不相信邓秀琼开饭馆能存下什么钱，“要是赚钱，我二弟媳也不会转给她做”；曾剑时做治安员的工资也不高，曾概时后来顶替弟弟进入治安队，到现在工资也就550元；剩下的只有布心村村民每年的土地承租分红收益，“也不算高，按人头分，每年几千块”。多年后，曾概时意外地得知了一个消息，一个姓徐的女人据说手里有邓秀琼的多张欠条，这是2003年之前邓秀琼向她父亲借的，累计数万元，父亲死后，她发现借条才知道。曾概时的疑问是：“她要有钱，为什么还要多次去跟一个老人借钱？她既然没有钱，为什么还要每年花那么多钱买保险？”

　　除了保险，还有两件事情很可疑。其一是邓秀琼承认，儿子并非曾剑时亲生。儿子的出生，乍看起来是他们夫妻关系重新变好的契机，曾永光注意到，孩子出生后这几个月，曾剑时“经常打电话回家叫老婆煮饭，不回家也会打个电话说一声”。命案后，警方让曾家人带着孩子去中山大学的鉴定中心做DNA鉴定，曾概时带着弟媳和孩子去的，他不懂这些，只以为是警方办案的例行程序，没有起任何疑心。从鉴定中心回来那天，邓秀琼却主动到曾概时家里，承认孩子不是曾剑时的，是她跟别人生的。曾概时记忆犹新：“她很聪明，背着那个孩子来的，要不然我当时就一脚把她踢下楼去。”怒气之余，他跟邓秀琼说：“你早说，我都不用出那几千块钱的鉴定费了。”可是鉴定结论曾概时8年也没拿到。“钱是我交的，签字的时候，我先签了，邓秀琼也跑过来签了一个，我也不懂，后来我去取报告，鉴定中心的人说一定要签字的两个人带着身份证一起来取。”他也因此坚信，邓秀琼“心机很深”。

　　其二，是警方调查取证发现，2002年底，邓秀琼连续几次让别人替她购买安眠药，邓琼花和邓水都能证实。19岁的邓琼花是凤姐饭店的服务员，连邓秀琼的全名都不知道，只知道她是老板娘的朋友，经常来玩，老板娘叫她琼，她就跟着叫“琼姐”。她在证词中说，琼姐让她帮忙买过两次安眠药，第一次5粒，第二次10粒，她也问过原因，琼姐只是说，大人的事情小孩子不要多问。邓水是邓秀琼的堂哥，2002年10月到新华镇的工地打工，与邓秀琼偶遇，年底时候也帮她去买过一次安眠药。不过邓琼花先去了一次，药店的人看到他们从同一个地方出来，不肯卖给他。事后回想起来，他们才觉得蹊跷，邓秀琼都没有说明原因，都是找理由让他们“顺便带个药”。

　　同伙

　　曾剑时身高1.55米，矮胖，手臂上的肌肉很结实，村里人说，“看起来像搞举重的”。邓秀琼比丈夫高一点，单瘦，案发时刚刚产后半年，而且不会骑摩托车。就算命案与她有关，她也不太可能单独完成。邓秀琼2003年2月10日被拘传和监视居住，寻找共犯顺理成章。

　　孩子的生父徐荣(化名)当然是怀疑对象。他在花都的另一个镇，跟曾剑时同岁，中学毕业后在村里的针织厂工作了两年，1993年开始做厨师。早在1990年，邓秀琼还在新华镇的珐琅厂的时候，他们就经人介绍相识。按邓秀琼的说法，那时候彼此年纪都小，虽然一起逛过街，但“连手也没拉过”。两年后，邓秀琼到织布厂工作，彼此隔得远，再没有联络。直到2001年，在保险经纪林学泉夫妇的安排下，他俩才在新福骏酒楼再次见面，徐荣与林学泉的妻子曾经是针织厂的工友，她是阳山人，刚好也是邓秀琼的老乡。但是徐荣不认识林学泉，连全名都不知道，只知道叫“阿全”，是卖保险的。喝茶期间，“阿全”还在问他要不要买保险。互留电话后，徐荣与邓秀琼的联系多了一些，小食店摆酒的时候，邓秀琼找他去帮过几次忙，一起吃过几次夜宵。

　　徐荣不承认自己跟邓秀琼有私情，说那只是仅有的一次意外，2001年底邓秀琼打电话找他消夜，天冷，他喝多了，在餐馆包房里做了糊涂事。他甚至怀疑那是邓秀琼故意“借种”，他在证词中说，一个多月后，邓秀琼就告诉他有了身孕。他还说，自认为跟她的关系一般，“不是真的中意她”。最有信服力的并不是他的辩解，而是2003年1月2日那天，他在饭店上班，忙着食材采购和其他事情，从6点到23点消夜散场，都有时间证人。他的同事还愿意证明，他“正直、吃苦，工作责任心强，更不是乱来的人，连麻将都不会打”。

　　保险经纪林学泉也被怀疑过。他1996年就认识了邓秀琼，卖过多份保险给她。曾剑时失踪之后，他几次出入曾家与邓秀琼见面。他在发现尸体的当天就被警察找去问话，但是迅速在警方这里洗脱嫌疑，而且成了有力证人。他在后来的证词中说，1月21日那天，邓秀琼打电话叫他到家里去，告诉他孩子不是曾剑时的，还告诉他，曾剑时的死是妹妹邓燕平的老公做的，将安眠药放在汤里给他喝了，再去酒店吃饭，再把他推下水。8年后本刊记者再找到林学泉，他说，自己已经不记得当年的细节了，他记得的是：“有一次我去见过邓秀琼以后，警察就找了我去，说邓秀琼说的，命案跟我有关，我说没可能的，警方就让我帮助他们了解打听情况，我自己也好奇这个事情，所以去找邓秀琼问得比较多。”

　　于是，最后的目标锁定了毛定稿，他在2003年2月25日被刑拘，比邓秀琼晚半个月。严格说起来，毛定稿并不是邓燕平的丈夫，他们2001年有了个女儿，但没有拿过结婚证。毛定稿也是阳山人，与曾剑时同岁。家人如今都在佛山，他初二辍学后在广州的一家棉布厂工作了几年，在棠下开过5年服装配料店，1999年回阳山做过1年药材生意，之后一直在佛山丝织尾路旧货市场做二手家电生意。他多次到过花都，曾概时回忆说：“吃住都在我弟弟家里，好多人看见过，我见过好几次。”

　　口供

　　警方的突破性进展在2003年2月12日，邓秀琼被抓的第三天。这一天的口供笔录，邓秀琼的态度突然逆转，前半段还在抗拒，说：“你现在都有证据啦，提我去枪毙啦”；“我又讲什么，有什么好讲”。后半段突然很配合，做了详细的有罪供述，还写了一份亲笔供词，版本是毛定稿找曾剑时几次借钱不成，就教唆她杀夫骗保。她则是恨丈夫出去嫖娼，惹了性病传给过她一次，她找人买了安眠药。1月2日那天，毛定稿将15粒安眠药磨成粉，放在茶水里给曾剑时喝了，他们再出门到毕村路口的丰泽园餐馆吃饭，饭后毛定稿开着摩托车把曾剑时载走，连人带车推下鱼塘。

　　关键证人朱仪云的证词，同样在2月12日出现。她是丰泽园餐厅的服务员，在笔录中详细回忆了1月2日下午所见的情形。大致是18点多钟，毛定稿和抱着孩子的邓秀琼先到，在乐园包房坐下点了菜，然后毛定稿出去接了一个男人，这个人来的时候就像喝醉了，一直在沙发上睡觉，什么也没有吃。大概半个多小时后，他们结账要走，她还帮忙把人抬到摩托车上，最后4个人一起坐那辆黑色女式摩托车离开。毛定稿开车，邓秀琼和孩子坐后面，一直没醒的曾剑时坐前面。这几个人朱仪云以前都不认识，但在一个多月后通过辨认照片，她却指认出了所有的人，而且细节丰富到他们点的菜，凉瓜牛肉和蒜蓉菜心。她提供了一个解释，那天刚好是她姨妈董菊香过生日，在丰泽园的桃园房请客，她看到乐园房的男女青年点的凉瓜牛肉没怎么吃过，还想拿到姨妈那间房去，因为姨妈那边是打火锅，才没有拿，所以记得很清楚。

　　就连妹妹邓燕平，2月12日这天，也提供了一份指证姐姐的笔录，内容是1月13日中午，姐姐打给她电话说找到曾剑时的尸体，她当天坐车到花都，听布心村的人传说是邓秀琼杀夫骗保。后来的一个晚上，邓秀琼又在家里主动告诉她，是自己叫毛定稿杀人的，她听了很生气，第二天想打电话找毛定稿问清楚，但找不到。这一天作证的还有林学泉，他说的是，在邓秀琼家里，听到邓秀琼讲是她跟妹夫一起将曾剑时杀害。于是，这两个人分别提供的传闻证据，刚好完成了相互印证。

　　毛定稿被抓后的第二天，2003年2月26日，也做出了有罪供述。他承认参与命案，但主谋是邓秀琼，版本是邓秀琼早在2002年七八月间就说过，给他3万块让他帮忙做些事情。1月2日那天，他从佛山到花都，也没去过曾家，下车后在新华收费站等曾剑时骑摩托车带着妻儿过来，一起去丰泽园吃饭。邓秀琼说已经在家里给曾剑时下药，离开饭店后，他用摩托车带着曾剑时、邓秀琼和她儿子往炭步方向开了三四公里，到了鱼塘边。他说：“邓秀琼把孩子放在路边，站在车右侧，一手扶住座位，我在车尾扶着，过了十几分钟，看公路上没有车，邓秀琼加油，曾剑时连人带车冲进鱼塘，听见他‘啊’了一声。”

　　邓秀琼半个多月后翻供，不承认之前的供词，说那是为了出去见儿子在讲故事，她在法庭上也是这么陈述的。但毛定稿一直没有翻供，在法庭上也只是咬定自己不是主谋。直到一审的死刑判决出来，毛定稿在听到宣判的那一刻，情绪异常激动，大呼冤枉。此后开始部分翻供，否认共谋，但承认在丰泽园吃饭，饭后到鱼塘，看着邓秀琼推人车落水。到二审开庭的时候，他全面翻供，甚至说自己不认识邓秀琼。

　　同样改变证词还有邓燕平，她回忆说：“一审开庭的时候，我去了，刚坐下来，看见林学泉，跟他点头打了个招呼，就听到一个女的拿着麦克风叫我的名字，叫了3次，让我出去，我也不懂，就出去了。拿到判决，我才知道里面有我的证词，都快气死了。”邓燕平说，她根本不记得自己做过这份口供。“2003年2月10日，我从阳山被便衣带走到花都，后来就被关进了花都戒毒所229仓，同仓的除了我和我姐邓秀琼，还有两个人。每天只有我和我姐被强迫打针，一天两次，上午9点，下午16点，每次打针都有签名，打完针以后，我都觉得脑袋一片空白，神志不清，然后警察就来叫我出去问话了。”邓燕平记得自己2月27日被放出来，但让她签署的监视决定书的日期却是2月26日。这个情况，她向广州市中院写过书面材料，法院的人2005年找她了解情况时她做了相同陈述，这些都记录在案。邓燕平记得自己是单独被放的，此后除了二审开庭，再没见过姐姐邓秀琼。从材料中查找，邓秀琼的翻供，刚好也是从2月27日开始。

　　疑点

　　曾剑时的法医学鉴定书2003年3月11日出来，写着“全身未见致死性机械性损伤”，“未见致死性疾病的病理改变”，“血液中检出乙醇成分，含量为64毫克∕100毫升血”，“尿液中检出三唑仑及三唑仑的代谢产物，未检出甲基苯丙胺、MDMA、吗啡、氯胺酮等成分”，结论是：“曾剑时生前曾服用三唑仑，不排除生前溺死。”

　　麻烦来了。警方的证据只能证实，邓秀琼在2002年底几次托人购买的安眠药是安定片。安定片与三唑仑属于同类不同种药物，服用安定片之后，体内不会形成三唑仑代谢产物。于是，此后毛定稿的供词中多了一个说法，就是他以前还在广州帮邓秀琼买过“青色的迷幻药”。仅此一句，再无其他旁证。

　　酒精含量也是一个谜，在水中浸泡了这么久，曾剑时体内还有如此高的乙醇含量，说明他曾经喝了大量的酒，可他是不怎么喝酒的人，而且任何一份供词里，都没有人提到当天看见曾剑时喝酒，邓秀琼与毛定稿的认罪供述中也没有酒，掺拌安眠药的不是汤就是茶水。

　　同样成谜的还有时间。曾剑时失踪之初，村民清晰记得他最后出现是1月2日20点左右，而且多人的记忆能相互印证。这与服务员朱仪云的证词矛盾，朱仪云记得他们来吃饭是18点左右，一个小时内离开，离开的时候，曾剑时就是不清醒的。那他怎么可能20点左右在村里出现，还顺路清醒地搭上了同村的曾惠咸去喝茶？再退一步说，曾剑时的失踪时间与死亡时间是否一致？遗憾的是，法医学报告对此却没有给出任何明确的说法，连时间范围推论都没有。

　　这个案子2003年7月31日由检察院提起公诉，2003年11月，广州市中院做出一审判决，判决书回避了所有疑点，邓秀琼和毛定稿都被判处死刑。他们双双上诉，2004年9月广东省高院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2004年12月，广州市中院开庭重审，2005年3月再次做出一审判决，以“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成立”宣判邓秀琼和毛定稿无罪。这份无罪判决逻辑清晰，不像其他判决书那样简单地堆砌证词，而是花了大量的笔墨来综合分析，直面了所有疑点：两人的共谋与作案方法，即使是彼此的有罪供述也不能相互吻合；作案时间存疑，证明有罪的间接证据不能形成证据链条；药物与死因成疑，三唑仑来源不明，法医鉴定结论没有确定死因，存在死后入水的可能；死者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存疑，过量的三唑仑片与较多的酒，存在中毒可能，现有证据无法排除；关于杀人骗保意图，邓秀琼购买的保险中，有3份的受益人也是曾剑时。

　　最令人叹服的是，判决书对于公诉机关所举证据的证明力也做了明确分析，认定庭审中公诉方举示的证人证言都属于间接证据；也认定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对收集证人邓燕平证言的方式、方法上失当，证人邓燕平所作证词缺乏真实性，本院不予采纳”。综合起来，结论就是：“本案缺少物证和直接证据，证据链条出现断裂，有较多疑点无法查清，不能证明被告人邓秀琼、毛定稿有罪。”

　　无罪判决2005年4月5日到达邓秀琼和毛定稿手中，检察院以取保候审的方式放人，紧接着4月13日提起抗诉。这份抗诉书写得很有意思，对于邓燕平的取证方式，抗诉书上这样回应：“在逻辑上，证言收集方式、方法失当与证词是否具有真实性并无必然联系”；“公安机关在重审判决前已说明监视居住地点是在公安局招待所，由此否定了证人的说法”。

　　在时间问题上，一边否认村民证词的效力，完全忽略了他们早在报失踪案的时候就提供过证言，理由是部分取证在八九个月之后，“证人的记忆精确性值得怀疑”，而且三名证人对于时间、地点、情节的回忆完全一致，“真实性更值得怀疑”；一边又在强调朱仪云证词的可信度，理由是取证时间距离案发时间短，而且有姨妈董菊香的证言作证，可是董菊香并没有认出人来，只是看见侄女站在一辆摩托车旁边，有几个人，其中一个好像喝醉了；“更重要的是，尚有书证——当晚的菜单予以补强”。这两年之后还能从一个餐馆里调取到的菜单，邓秀琼的律师张健良看到过，“薄薄的一张纸”。

　　僵局

　　从检察院的抗诉，到广东省高院再次发回重审，时隔两年多，其间邓秀琼和毛定稿在取保候审名义下恢复自由。邓秀琼直接回了阳山县老家，妹妹邓燕平去花都把邓秀琼的儿子接了回来。邓秀琼被抓以后，孩子一直由曾剑时的父母抚养，70多岁的老人家，依旧愿意操劳着照顾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曾概时说：“每天晚上都是我母亲带着孩子睡觉。”他也记得，“邓燕平没有进村，叫人把孩子带出去给她的。”今年，这个孩子已经8岁，对自己的身世似乎一无所知。

　　曾概时坚信邓秀琼就是凶手，他说：“我弟弟肯定是被人杀的，如果不是她，是谁？”8年时间里，村里人还是想不出第二种可能。案子在花都开庭，曾概时见到邓秀琼，“次次都想打她”。他知道这个案子里有疑点，但他和村民们有自己顽强的“心理证据”。“老公失踪她不报案，是我去报案的，尸体火化那天，她连哭都没有眼泪。”曾概时说，“我知道这些在法庭上可能不算什么，但在我们心里，这些就是证据。”8年间，他的“心理证据”又多了一条：“她那个孩子的爹，后来给我老婆打过电话，说邓秀琼以前就跟他说过，让他找人撞死曾剑时。”

　　广东省高院第二次发回重审是2007年4月29日，到了7月20日，邓秀琼接到去广州中院拿传票的通知，邓燕平送她去的，“结果一到那里就被重新抓了”。2007年11月，广州中院第三次做出一审判决，结果又变了，邓秀琼是无期徒刑，毛定稿有期徒刑15年。对于这个结果，检察院没有抗诉，但邓秀琼和毛定稿再次上诉。当年12月24日，广东省高院第三次发回重审。接下来又是一拖一年半，2009年9月，广州市中院第四次做出一审判决，结果与上次一样，邓秀琼无期徒刑，毛定稿有期徒刑15年。两人再次上诉，又拖了一年半，2011年1月19日，广东省高院终于没有再次发回重审，而是做出终审裁定，维持邓秀琼无期徒刑，毛定稿有期徒刑15年的判决。这个结果今年3月才到达两名被告手中。

　　8年时间里，邓秀琼案就像一个离奇的样本，将“疑罪从轻”与“疑罪从无”的价值选择困境，以及刑事司法中发回重审的不规范顽症，一并彰显出来。上级法院叙述撤销原判理由时，只是简单说一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就算陈述发回理由，也只会写在随发回重审裁定一并退给下级法院的“内部意见函”，上诉人和辩护人根本无从知晓。本案的三个发回重审的裁定，都没有任何说理。其实，2003年12月2日，为解决屡禁不止的超期羁押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曾发出《关于推行十项制度切实防止产生新的超期羁押的通知》，其中特别提出，“第二审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对于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案件，只能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一次，严格禁止多次发回重审”。然而，许多上级法院因为不愿“矛盾被上交”，进而承担“疑罪从无”带来的压力，宁愿选择对最高法院的通知“视而不见”，频繁发回重审，把矛盾抛给下级法院。2010年12月，最高法院发布的《关于规范上下级人民法院审判业务关系的若干意见》，也注意到发回重审程序中存在的“乱象”。11个条文中，有两条是专门针对发回重审的，即：“第六条第一审人民法院已经查清事实的案件，第二审人民法院原则上不得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发回重审。第二审人民法院做出发回重审裁定时，应当在裁定书中详细阐明发回重审的理由及法律依据。”“第七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因原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将案件发回重审的，原则上只能发回重审一次。”尽管“原则上”的表述，大大减弱了条文的强制力，但起码表明了最高法院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对下级法院的裁定、说理，仍然有一定影响。

　　律师张健良在2007年介入，他觉得这个案子很有代表性，二审终审后也不打算放弃，“会继续提出申诉”。同样不打算放弃的还有邓燕平，她满腹委屈，觉得自己的经历“已经可以写一本书”，她回避邓秀琼儿子的血缘关系，也回避邓秀琼几次托人购买安眠药的疑问，只说自己不知道。她最痛恨的人，是保险经纪林学泉。她眼中的林学泉，居心叵测，在曾剑时死后曾经找姐姐邓秀琼索要40万元，理由是可以帮她摆平此事。在案卷材料中，除了邓秀琼的供述，她的一个姐夫也提供了证词，大意是邓秀琼跟他咨询过，说林学泉找她要40万元，她给了1500元。根据孩子生父徐荣的证词，曾剑时确认死亡后，林学泉几次约他见面，谈起了孩子的事，说迟早会怀疑到他头上，近期不要跟邓秀琼联系。林学泉的行为，看起来的确有些奇怪，2005年广州市中院重审的时候，也找他了解过情况，他对法院的说法也记录在案，大意是他是替公安办事的，是公安设了圈套让他骗取邓秀琼的信任，去套她的话。

　　105万元的保险理赔从来没有支付过，邓燕平后来打电话查过姐姐的保单，意外得知2003年6月剩下的3份保单已经全部退保，是林学泉办理的。她想不通，“那时候我姐姐人都被关着，林学泉怎么能取得授权？退的保费去了哪里？”8年后，再找到林学泉，他已经很不愿意再回忆这些事情，甚至很多细节都不记得了，但对于退保的事情，他很确定，是邓秀琼授权给他的，钱以现金的方式给了邓秀琼或者她的家人。他态度坚决地发誓自己绝对没有敲诈过40万元，一切行为都是个人好奇和替警方办事，他也不承认见过孩子生父徐荣。他的言之凿凿，听起来好像也很有苦衷：“我知道她们一家人都恨死我，说我黑心，可我没说假话，我也实在不想再掺和到这个事情里，她被无罪放出来的时候，我都很担心她会报复我。我哪里拿过她的1500元，她买的最后一份保险，给她儿子买的，几千块钱还是我垫的，她说第二天就给我，结果一直没有给。”

　　曾概时和家人从来也不知道他们还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最后的判决结果，他们也是看报纸才知道的。他们的母亲2007年去世，曾概时觉得就是被无罪判决气死的。父亲曾灯贤还在，住在老地方。8年时间里，布心村牵手楼林立，新房子还在建，施工声隆隆作响，曾剑时的死，已经慢慢淡成了一个故事，知情或者不知情的人，都有各自的版本。曾剑时的那一半屋子租了出去，他那辆“粤A·GM034”的黑色摩托车，打捞出来之后还能用，他的弟弟一直骑到现在。这辆车停在曾灯贤的堂屋里，是记忆，也是往事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