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丛飞所捐角膜的受益者到邢丹家表示感谢

4月18日，邢丹遗体告别仪式在深圳市殡仪馆举行。邢丹的妹妹抱着邢丹的遗像送别姐姐

　　本刊记者在“飞石砸车”的地点蹲了两天发现，从抛石头的角度，根本看不见来往的车。这个无聊的恶意游戏，只是根据由远及近的马达声，往高速路上抛石子。4月13日约22点半，两辆深圳牌照越野车，一前一后驶离便宜海鲜扎堆的海丰鹅埠镇，在高速路上驶向深圳，而石头岭村的少年们，差不多离开台球案子，前往高速路边刚安装了长明路灯的“回澜庵”前玩耍。23点45分，蔡立则、黄习健和林有泉开心地以石子击中了第四辆车，两天后他们被捕时还茫然不知自己害死了邢丹，她左颊下方动脉被石块刺穿，15分钟后送达医院时瞳孔已经扩散。

　　记者◎葛维樱

　　悲剧

　　邢丹的模样一点也没有变。乌黑的长发用皮筋绑在耳后，衣服是单调的素色，明亮而美丽的素颜。2010年圣诞节她带礼物到离自己家不远的社区助残点和老人、孩子玩游戏，顶着红色圣诞帽拉着一群人拍手唱歌，还笑得那么开心。这个本已快要淡出公众视野的女子，因意外死亡，再次成为悲剧女主角。她火化那天，深圳市出现了自发的上千人送葬队伍，电视台和广播都转播了追悼会，交警被派往殡仪馆进行人群疏导。

　　她留在公众印象里的永远是2006年夏天的样子。两个月时间，她跟着中央文明办组的一个团到全国各地参与“丛飞先进事迹报告会”，那年她不过25岁，刚刚失去了丈夫丛飞，并留下了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取名邢小丛飞。当时在报告团里，还有一个叫晏语轻轻的苗族女孩，是丛飞和邢丹两口子资助的178个贵州省毕节县少数民族学生的代表。一直捐款资助贫困学生的丛飞，不仅把自己的演出所得都捐给了各种公益事业，并且高调出现在所有舞台上。2005年先查出癌症晚期，然后被评选上“感动中国”，并在社会称颂中走完了人生之路。此后邢丹就继承了他的义工号。她默默地继续给丛飞资助的人们寄钱、写信，但在报告会后就退出了公众视野。还有一个不为外人知的决定是，邢丹将丛飞名下唯一的财产——一套由一位企业家帮助还完了贷款的房子，写在了丛飞与前妻的女儿名下，自己和小婴儿住在一套政府提供的只有居住权的普通高层住宅楼里。

　　全国有电视机的地方都会对这对伉俪有些印象。石头岭人却是例外。直到警察在4月15日来到村里，抓到了还在家里看电视的3个少年，村民们才从警察那里知道，“砸死了一个好人”。这里是广东省难得一见的山区贫困地带，田间是“国家基本农田保障”的牌子，邢丹宣讲捐资助学的2006年，这里连路还没有修。村里只有没有劳动力的老人和孩子，他们讲着难懂的潮汕方言，老的都在玩一种以毛笔画着符号的古老纸牌，而小孩子们则玩耍在山海间。这里虽然被惠州市立着野生红树林的牌子，却交通不便，完全没有游人。石头岭位于惠州市惠东县，这个地方的大名叫“东坑约18村”，是一个古已有之的地名，泛指一片很小的海域与大片丘陵之间的乡村地带。

　　2006年夏天，石头岭也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村里祖传的关公庙被休憩一新。“因为周围的地方都富起来了，只有我们一直受穷，满山的桂圆和荔枝也卖不掉了。村里人想求关老爷保佑。”其实原理很简单，走私的时代已经过去，1990年能卖到20元一斤的荔枝象征着繁荣，“很多人抢着买，香港地区的老板也来，外国人也来，惠东随便做个小生意都能发财”。到2006年跌得剩下5元左右一斤，现在已经跌到三四角一斤。“我们的海是内湾，离港口很遥远，又是山区交通不便，原来捞个虾蟹，后来近海污染也没法捞了。”东坑大约有近7000人，是山地居民。

　　“飞石”砸车的三顽童里，最小一个叫林有泉，2006年夏天他的父亲精神病发作，把自家屋子一把火烧了个精光，一家人成了村里最穷的流浪者，不得不借居关公庙。林有泉的母亲从此离开了家乡，到现在只回来过两三次。当时刚刚10岁的林有泉跟着祖母生活，有时去叔父家借住，3个人到现在都没有鞋子穿。“我们没有家，他父亲又有问题，孩子回不了家，只要有的玩就跑出去了。”好在土地还在，林有泉帮祖母做些农活。祖母和祖父是近亲，祖母说林有泉很孝顺，“他说不想读书，也不让我再出钱了，只是想快点出门去打工，好帮贴我”。

　　石头岭村是东坑约18个村子里最靠近海边的。这段海域大部分已经在上世纪80年代初被当地人在政府号召下先填了起来，作为养殖的滩涂使用。石头岭所占滩涂“盐水地”大约有600亩。80年代先承包给惠州市水产公司15年，从1995年开始又由政府和水产公司牵头，承包给一个外地客商，22年的承包期限，每亩地每年给农民补偿300斤稻谷。2006年物价上涨，村民要求增加租金，或要回滩涂，但经受了惠东县政府和法院的一番教育。“必须遵守合同，不遵守就是违法，一年一亩地只合不到200元现金的租金。”村长林茂发说。“合同”这个词于是对于石头岭有了新的含义，这表明他们的土地被低价占有了。“年轻人觉得务农毫无发展，也不想再在有限的土地上谋生。”石头岭不到1000的人口，约有1000亩旱地和600亩滩涂，远远不够营生。此前只有几十人出外打工，那时已经有300人以上选择了外出，小学未读完的孩子们已经失去了读书的兴趣。

　　轨迹

　　邢丹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她是独生女，一向我行我素。但2007年主管宣传的市领导问她愿不愿意在深圳市团委和教育局中间选择一个，可以帮她向单位请假两个月复习。她参加了深圳市公务员考试。“公务员生活和收入稳定一些，她得照顾孩子。丛飞的遗孀也必须参加公开考试。丛飞去世后，深圳市政府已经将她安排在市图书馆了，但她还很年轻，上有老下有小，图书馆的工作是抚恤性质的，一个月不到2000元收入确实不够。”朋友刘家增建议邢丹考教育局，“因为丛飞是市团委选出来的，她还年轻，不要被丛飞的光环罩死了”。

　　邢丹去世时已经是教育局团委副书记，副处级干部。在那些地位身份不同、讲述却各有侧重的朋友的记忆里，邢丹的生活轨迹渐渐清晰起来。身份职业发生的变化，反而使邢丹身上的单纯善良在细枝末节处显露出来。“丹丹”是所有朋友甚至孩子们对邢丹的称呼，大多带一点疼爱。“如果没有她，我想我早就重复我母亲的人生了。我们叫丛飞‘丛飞爸爸’。因为他第一次到贵州去，就说谁叫我爸爸我才供谁去上学，一开始大家都以为来了个傻子。”晏语轻轻和朱媛同龄，在毕节老家，十来岁的女童便操劳家务，说定婆家。丛飞大约从上世纪90年代末就开始到毕业地区去“认养”山里的孩子们读书，此后每年都要增加十来人。比丛飞小12岁的邢丹，2001年大学毕业到深圳实习。东北老乡的两人从兄妹相称开始，大约两年时间才确立了爱情关系。“2003年我和丛飞一起去贵州，那时他带着丹丹，丹丹很容易动感情，去了就抱着小孩子哭。她也是那时起才彻底接受了丛飞。”和丛飞认识十几年的刘家增说，“他们都想用微薄的力量改变哪怕一个人的命运也好，而教育对他们来说是唯一的拯救孩子的方式。”

　　丈夫荣誉逐渐褪去后，邢丹开始面对他留下的一切。178个贵州的孩子在丛飞去世后，得到了一个扶贫基金的全盘接管，邢丹也对其中一些孩子给予经济帮助。成为教育局公务员后的邢丹曾拍摄了一则公益广告：“把你的压岁钱捐一元钱给贫困山区的孩子读书吧。”这则广告每年春节都会在深圳电视台播出，深圳的中小学都会举行定期的零花钱捐款活动。

　　“我2008年来深圳打工了，在一家关外的厂子上班，一个月挣2000元左右。但是我不好意思见丹丹姐，一开始她不知道我来深圳了，还给我老家寄复习资料。”朱媛说，她上初中时开始被邢丹和丛飞资助，每学期300元钱，直到高中毕业。她是个有点羞涩的朴实的农村女孩，在家里排行老大，学习成绩不好。对比自己大一点的邢丹，她一直叫“丹丹姐”。“丹丹姐一直都鼓励我，可是我实在考不上大学。轻轻今年可能要去一个山东的大专念书，丹丹姐很高兴，还鼓励她，问她学费有没有问题。”

　　2008年，邢丹资助的孩子们完成了高中学业后，大部分没有能继续深造。而在石头岭村，一个叫蔡立则的小男孩决定退学，他已经成为家里的配角——同母异父的弟弟水龙聪明异常，进入石头岭小学后，几乎迅速就被全村叫做“神童”。蔡立则的母亲是带着他改嫁到石头岭来的，生父很早就病死了，继父比母亲大20岁。蔡立则出生的地方叫吉祥。蔡立则比林有泉大两岁，辍学后，立刻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当时他才12岁，就已经承担了很多农活。他的母亲说：“他爱弟弟，想供弟弟读书。”

　　很快蔡立则就找到了新的出路，做鞋。走私潮过去后，惠东的第二波财富浪潮是制鞋。稍晚于温州，温州靠真皮鞋发财后，惠东逐渐变成PU鞋子的生产中心，鞋厂这样不需要技术、不限制年龄的企业，吸收了很大一部分本地青少年劳动力。不熟练的年轻人一天能挣30元左右，刚够温饱。全县20岁以上的年轻农村劳力，都在生产着价格低廉的塑料底、PU材质的鞋子，把一个鞋面用胶粘合在塑料底上，能挣5角钱。

　　方向

　　邢丹的生活开始恢复平淡，她依然怀抱对教育的认知，每年到一所私立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去捐款，也做义工。她另一件坚持的事情是加班。“她总觉得自己是借着丛飞的名字才当上的公务员”，所以在教育局她是出名的最晚走的人，自己的工作加倍，别人的工作也拿过来帮着做。

　　虽然还是深圳市“爱心大使”，邢丹正在慢慢走上正常的生活轨道，在她去世以前，几乎没有以“遗孀”的称谓出现在任何场合。深圳这个城市的节奏和气氛，使邢丹开始了快乐独立的生活，而这个城市的辐射力却以另外一种方式改变着乡村。2009年从深圳到汕头的高速快轨现在已经修建到了石头岭村的上方，2010年已经开通的深圳到惠州的高速公路和其并行，架在农田间的几十米高的水泥路面力量强大，劈开了石头岭一带的几座山，又跨过了石头岭海域，直向对岸而去。石头岭村背山面海，左右是高速路，却成了个风景美丽的困局。

　　比起那些近在咫尺的天堑变通途的高架路，毫无路标的乡村路简直难以形容，砂石路、水泥坑，更不用说泥洼里尘土飞扬。这些遍布垃圾、失学孩童的村子，就在长长的凌空架起的高速路下方，但是车辆从高速路却根本无法抵达这些地方。“珠三角”大概是中国高速公路最发达的地区，通向城市的大巴很多，干净，开着冷气，价格便宜，连惠东县都有直通香港的班车。相反的，从城市走向乡村却越来越困难。无论是深圳还是汕头，到惠东不过一小时车程，可是车次很不固定，也没有售票点。到深圳市最大的省内汽车站去询问也没有结果，只落得跟着拉客者提着行李，被转手贩卖给各小巴士。大部分从惠东开出去的车到达川、湘、赣等地区，都是运送从更贫穷的省份到广东来打工的农民工。

　　一进入惠东县就很惊讶，满街呼啸的摩托车，还都穿着和警服类似的闪着亮光写着编号的马甲和头盔，这是一个混乱的县城，假警服满街都是，载客价格漫天要。一个县城有大概1万辆摩托，只有1000多个有正式牌照。3个肇事少年中，年纪刚18岁的黄习健渴望有这样一辆摩托车。村里的孩子都聚在一起玩耍，但他们说，林有泉和蔡立则都是黄习健的小弟。有人说黄习健最老练，总想偷骑别人的摩托车。但大家都嘲笑黄习健，因为他有个16岁的弱智弟弟，看起来只有七八岁大，瘦小得像只猴子，整天穿着哥哥的一件球衣，光着屁股满村子跑。

　　黄习健的父亲也是40多岁才娶了个弱智的妻子传宗接代，好在黄习健正常，但他从没进过鞋厂，学校也只待了两年。他从小有肝病，虽然早已辍学，每次想跟人去城里打工，却都因为肝病的传染性不久就被赶回家。“他实在太想出去了，去深圳也行，去惠州也行。”虽然他只去过惠东县。黄习健经常在高速路边玩，他向往那条路通向的生活。然而现实是，他必须每天两次喝下浓浓的苦草药汁治病，而为了买药和生计，他父亲每天来回5个小时，骑自行车到离村子最近的一个镇上去捡垃圾，好的话能一天收获30元，差了只有几元。

　　本能与恶意

　　3个少年在深夜近零点还在外面玩耍，在很多非本乡人看来都不可思议。其实这里的孩子只要是在鞋厂工作过，一定已经彻底改掉了农村的作息习惯。“鞋厂是要干到夜里2点或3点下班的。上午11点起来，然后干14个小时。这是所有鞋厂的规矩。”一个村里的孩子说，小学没毕业，全村都去打工的孩子，农忙回到家都还是一样的习惯，“有时加班到四五点，所以晚上在家也不睡，就出去玩或看电视”。现在正是春耕时间，很多青少年回乡后就结伴玩耍，黄习健和蔡立则都有在鞋厂打工的经历。

　　制鞋热把很多青少年从学校、乡村拉进工厂，然而随着金融危机订单减少，鞋厂也关闭了一些。村长林茂发一度以为，高速路会给村庄带来命运的逆转。他今年43岁，走私潮和制鞋热都见证了，他说：“我们这里只有满山遍野的荔枝、龙眼最好，我90年代贩荔枝，一个月挣过1万元呢。”他的梦想是让高速路运输新鲜荔枝，可是这种热带水果的价格现在已经跌到最低了。“村里人都觉得高速路是不好的，破坏了我们东坑约18村的风水。”家家门上都是画着八卦的圆形竹篮，他们一致觉得3个少年是冲撞了神仙。对于为何能查到是他们3个人，村民的解释是：“现在可是有电脑的，你干什么都能知道。劫车倒不至于，这里的孩子没有那么大胆子。”他们更愿意和农事、信仰联系起来想，断言“正好在观音庙那里出事，所以今年没有雨！”即使三人现在依然被收监，村里人却更在意什么时候能有水浇灌春天的田地：“我们的1000亩地只有20亩播了种，还死了一半，今年我们这里大旱啊！”

　　大旱是少年们游荡的另一个原因。春耕完全停止，田里确实有不少地方龟裂了，河道荒芜，水渠里一滴水也没有。离村子最近的水库在很远的山里，“都是人家不用才轮到给我们，要过7个村子，今年一滴雨没有下，哪里能轮到我们？”目前的村庄完全依靠农田，一年两季稻谷，一季马铃薯，一亩地就能得一两千元的收入。石头岭是最靠近海的地方，稍微有旱情，海水就倒灌了，浇地淡水完全靠水库。过去这里浅水的湾里就有数不尽的鱼虾，几十年来围海造田以滩涂养水产，渔业早已荒废。过去为了抵制风浪袭击，现在则是害怕海水倒灌，低地势的东坑约集18个村子之力捐款300万元，将古代传下来的海边的回澜庵重新翻修，今年春天建成了。

　　“最关键要翻修的原因是，我们这里的山和海围在一起，高速公路劈开山建，让财外流了，本来就坏风水，而且路面还比原来的寺庙高出了一点。”村民们谁也说不清为什么不能高，他们只说，“高速公路要压过神仙，这是不可能的。”对外人他们不屑多说，只是从庙宇墙外那些捐献名录上看出，300万元对于这个主要依靠打工谋生的乡，实在不是小数。观音庙修好后，不仅屋顶修建了高高的尖顶，佛像也被设在高于路面上，成为当地一景。观音庙紧挨着高速路，正面滩涂，有干净带冲水的公厕，有大理石铺就的很宽的一块小场地，还有崭新的路灯。这是附近村民的游乐地，这块代表东坑约本地力量的场所，与高速路旁过往车辆扔出来的垃圾堆，形成鲜明的对照。这就是“飞石砸车”的场所，也是高速公路成为“众矢之的”的原因。3个少年就在这里砸中了邢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