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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兰德-施佩克:是同性恋电影也是政治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5月20日15:10  南都周刊
处理敌意、对抗、侮辱和不理解,对于一个同性恋者来说是一生的宿命,即使对于柏林电影节全景单元主席维兰德·施佩克这样个性强悍的人来说,那也是永远的抗争, 甚至他做演员、拍电影、在柏林电影节从事现在的工作都和同性恋运动联系在一起……   处理敌意、对抗、侮辱和不理解,对于一个同性恋者来说是一生的宿命,即使对于柏林电影节全景单元主席维兰德·施佩克这样个性强悍的人来说,那也是永远的抗争, 甚至他做演员、拍电影、在柏林电影节从事现在的工作都和同性恋运动联系在一起……

巴黎的同性恋游行的彩车和观众挤满了巴士底广场前的马路,这个每年举行的游行慢慢演变成全民狂欢,也使同性恋者在法国获得越来越多的平等和尊重。   巴黎的同性恋游行的彩车和观众挤满了巴士底广场前的马路,这个每年举行的游行慢慢演变成全民狂欢,也使同性恋者在法国获得越来越多的平等和尊重。

从热恋中的年少和激情,到很多年不离不弃的伴侣,来自各地的同性恋情侣在巡游中尽情展示自己的幸福和爱情。   从热恋中的年少和激情,到很多年不离不弃的伴侣,来自各地的同性恋情侣在巡游中尽情展示自己的幸福和爱情。

从热恋中的年少和激情,到很多年不离不弃的伴侣,来自各地的同性恋情侣在巡游中尽情展示自己的幸福和爱情。   从热恋中的年少和激情,到很多年不离不弃的伴侣,来自各地的同性恋情侣在巡游中尽情展示自己的幸福和爱情。

  主笔  _蒋明倬 北京报道     摄影 刘浚

  维兰德·施佩克在谈电影、谈同性恋么?其实他一直谈的都是政治……

  “刚才有人把同性恋和政治这两个概念割裂开来,这是非常有问题的理解。当我们谈论同性恋、女性解放,或者其他边缘群体的时候,这些话题都是非常政治的。”

  维兰德·施佩克坐在舞台上吐出一连串的德语,眼神中的孤独和不满显而易见。细高的身材缩在一个小沙发里,他侧过脸,等待着翻译把他的意思传递给中国的观众。

  维兰德·施佩克是德国柏林电影节全景单元的主席,也是世界上最为著名的同性恋电影奖项─泰迪熊奖的创始人。4月28日,他受邀参加北京国际电影季,由他和中国导演贾樟柯、影评人林旭东就“电影、城市文化与政治”这一话题展开对谈。在长达一个小时的谈话里,他多次谈到了同性恋问题。进入提问阶段,有观众直接抗议,说今天的话题是电影、城市文化和政治,不是电影、城市文化和同性恋。

  那是他参加北京电影季的第三天,连一部电影都没看过,对于这个担任过无数国际电影节评委的电影人来说,沮丧可想而知。随后,又听到了观众这样的评论。好在他一生都在面对各种窘境,对此习以为常。

  处理敌意、对抗、侮辱和不理解对于一个同性恋者来说是一生的宿命,即使对于他这样个性强悍的人来说,那也是永远的抗争,甚至他做演员、拍电影、在柏林电影节从事现在的工作都和同性恋运动联系在一起……

  柏林墙以东

  维兰德·施佩克是不需要别人来告诉他什么叫做政治的。他自己就是一场“政治游戏”中的胜利者。

  施佩克一米九几的个子,高大、英俊。60岁,身材却依然健美,看起来像40多岁。犹如希腊雕像的脸庞,皱纹已漫上眼角,反而让他更具男性魅力,如果时光倒退27年,更不知道是怎样的翩翩美男子。

  27年前,施佩克陪着他在旧金山工作时的故友游览柏林。朋友提出来要去柏林墙的另外一端看看,施佩克陪着去了。在那他邂逅了东柏林的一个美少年,街头的惊鸿一瞥,就让他们彼此相爱。因为柏林墙的存在,两人必须短暂相聚,又不断地分离,备受折磨。东柏林的恋人为了爱情,想逃向西柏林。

  施佩克是那种人,爱笑,一笑起来就满屋子都漫散出温暖。他有种天生的幽默感,充满智慧的幽默,甚至对于旁人视之为痛苦和艰难的处境他都抱有戏谑感,甚至他帮恋人想到的逃亡计划听起来都像个游戏。

  施佩克那时候已经做过演员、拍过一些短片,也参与过电影的制作。他决定拍部电影,让他的恋人来做男主角,这样,“东柏林政府就不会喜欢他,他就能被赶出那个国家了”。

  1980年代中期的西德,同性恋运动已有了十几年的历史,同性恋的地位已经有所提高,也有了一定的生存空间,虽然依然有人憎恶同性恋者,但敌视已逐渐减退。而在东德,虽然在二战后立刻废除了纳粹时期对于同性恋的严苛法案,但东德政府天真地以为,同性恋是资本主义、纳粹时期的产物,社会主义体制下是不会有同性恋的。让他们失望的是,新一代成长起来,同性恋还是继续存在着。同性恋者一直都是政府不喜欢的人。西德同性恋运动的迅猛发展,一墙之隔的东德同性恋者们受到感染,也希望有自己的生存空间,政府当然更不喜欢他们了。

  施佩克知道,东柏林曾经有过一些政府把不听话的人踢出国门的先例。有个摇滚明星,因为不遵守东德政府的那套规范,就被赶走。想离开东柏林么?方法之一,就是成为被政府瞩目的“讨厌的人”。

  施佩克的电影讲的就是他自己的故事,东西柏林一对美少年在东柏林街头邂逅而相爱。一个来自西柏林的导演在东柏林拍摄电影当然不会被允许,拍外景只能以游客的身份用小型摄像机拍,晃动、粗糙地记录下1980年代中期的东柏林:

  人头攒动的亚历山大广场,灰暗的小酒吧,简陋的东柏林居室,空荡而阴森的检查站,“咔嗒”、“咔嗒”的签发临时通行证的巨响,对于主人公产生怀疑时候的全赤裸脱衣检查……在日益滋长的同性爱情背后,是自然铺陈的时代底色。意识形态的不同,空间的阻隔给德国人带来痛楚成为影片忧伤而激越的基调。这个电影是个同性恋的爱情故事么?是,但又不仅仅是,背后的政治意蕴不经意间就裹挟而出。

  电影还没有拍完,他的恋人就被政府踢出了东德。

  恋人既然都已经出来了,施佩克原想把这个电影忘了,但电影的整体故事已经形成,而且日益丰满,就还是继续拍完了,命名为《柏林墙以东》(Westler) 。那是施佩克拍摄的第一部长片,在德国、旧金山、布鲁塞尔等很多国际电影节上都获了奖。

  东柏林人也看到了这部电影。因为西柏林电视台也播放了它。虽然不被允许,但人们还是会看,影片带来的反响非常强烈。故事的结局和真实的故事有所出入,东柏林美少年决心逃离,但只能取道布拉格,出逃计划是否能成功不得而知,充满悬念,让很多东柏林人为之揪心,逃离东柏林─那是一个时代的话题。

  反常的不是同性恋,而是社会环境

  现在的柏林几乎可以说是同性恋的天堂。

  德国外长韦斯特韦勒去年与相恋多年的“同志”情人步上红毯。柏林市的市长也是一个公开的同性恋者。每年在这个城市里,都会有着盛大的同性恋大游行,喧嚷、热闹,犹如节日。同性恋者不仅可以牵手走在阳光下,还可以结婚。甚至,德国政府已经考虑制定有关同性恋者生育的政策。

  然而,在施佩克的少年时代,同性恋的生存环境却与现在有天壤之别,可以说严酷到令人窒息。学校的孩子们想孤立谁,就可以说他是同性恋,尽管那个人可能不是。同性恋一直处于被污名化的状态。但所有的外界压力都无法改变内心的真实。施佩克十几岁的时候就发现,自己不是“父母想要他成为的那种人,成为了他们不想让他成为的人”。

  在很多国家里,都不用自己的语言来定义同性恋这个人群,而直接用“gay”这个英语单词,因为这个词讲起来不那么“危险”。在德语里,同性恋用“schwul”这个极具贬义色彩的词来定义。在1970年代之前,“如果说谁是schwul,就说明这个人是很坏的,坏到甚至可以直接杀了。”施佩克说。

  Schwul是个非常糟糕的词,就像纳粹对这个群体所犯下的罪行一样。纳粹统治期间,同性恋者的地位就和犹太人的地位一样,受尽迫害。大屠杀中,很多同性恋无辜死去。纳粹时代结束之后,西德在法律上对于同性恋的限制并没有废除,新政府一样不喜欢同性恋的存在。这个法律一直到1969年才被废除。

  废除的因由竟然与一部电影有关系。1969年,罗沙·冯·普劳恩海姆拍摄了德国第一部公开支持同性恋的电影─《反常的并非同性恋者,而是他所生活的环境》。在片中,他分析同性恋的缘由,让他们建立自信, 并组织起来。

  那部电影在大学放映了两三年后,1973年在电视台公开播放,在德国引起轩然大波,并引发了旷日持久的讨论。就在那个电影在电视里放映的第二天,德国各地的同性恋走到一起形成了众多的小组,形势可谓风起云涌。这也成为德国同性恋运动的一个开端。

  正读大学的施佩克也看到了这部电影,虽然自己的生活经历和电影相去甚远,但至少让他感觉到自己不是孤独的。更为重要的是,这部电影让他意识到,电影不仅仅能表达人性,还能改变社会。

  在那之前的电影史上,同性恋题材是通过非常暧昧、不明晰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同性恋是社会当中的小部分人,之前处于匿名状态,连少数人都谈不上,他们的存在一直被忽略。 这种状态很快就被打破了。1970年代以后,欧洲人不再满足于这种暧昧,他们希望能够更直接地表达。

  “如果你总是谨言慎行,当然没有人会意识到你的存在。”在那之后,施佩克加入了同性恋组织,热衷于同性恋运动。

  不仅仅是电影

  1987年的一天,一群导演、制片人挤在柏林一个同性恋小书店里,通宵达旦看完了几部同性恋题材的影片。放映结束之后,大家开始讨论。施佩克问他们,觉得在众多的片子里哪个是最棒的?大家都认为,一个叫阿尔默多瓦的人的片子最好。但没人认识他,他只是西班牙一个不知名的小导演。

  那是第一届泰迪熊奖评奖的夜晚,又寒碜又美好。

  《柏林墙以东》在各大电影节上频频获奖,施佩克体会到了奖项对于一个电影导演的支持有多么巨大。1987年,施佩克和他的伙伴Manfred Salzgeber决定创办一个针对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议题的电影奖项,也就是泰迪熊奖。

  阿尔默多瓦的《欲望的法则》获得了奖。没有颁奖礼,没有红地毯,甚至没有奖杯,他得到的奖励是一张印有泰迪熊的小卡片。施佩克把它塞进了信封里,寄给了阿尔默多瓦。这对阿尔默多瓦来说,已经是惊喜,他甚至没想到自己能获奖。

  第二年,泰迪熊奖终于有了个庆祝仪式,但只是在同性恋中心举行,只有250人参加,这和今年3000人的颁奖晚会相比,完全不值一提。1992年,泰迪熊奖正式成为柏林国际电影节官方奖项,确立了同性恋电影在主流影坛上的地位。

  自1987年创办25年来,泰迪熊奖奖掖了阿尔默多瓦(Pedro Almodovar)、德里克·贾曼 (Derek Jarman)等众多杰出的导演,其中不乏中国导演的身影。1998年香港导演关锦鹏的《愈快乐愈堕落》,获得“泰迪熊最佳剧情长片奖”,在关锦鹏擒获那个奖项的十多天前,他借助那个片子于香港出柜(公开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

  施佩克逐渐开始认识到,应该走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奖项。每个人都可能有个gay叔叔,gay朋友,毕竟同性恋人群占到柏林人口比例的10%,这让异性恋群体能更多地接触到同性恋群体。

  而现在,对大多数柏林人来说,Schwul 不再是一个贬义词,只是一个中性的词语。

  Q&A

  南都周刊:在您负责的全景单元里,为什么会关注同性恋这个题材?

  维兰德·施佩克:要给边缘人群一个表达的空间是很艰难的,刚一开始,这样一个空间是非常小的,要拓展成为一个机制化的表达空间就更有难度了。我们知道涉及一些边缘人群题材的电影都是很难发行的,这其中也包括了亚洲电影。我想给这类影片一个平台,在“全景”单元来呈现这一类电影,使它们能够有空间表达,甚至获得发行的机会。当这些影片的预算捉襟见肘时,可以通过非常巧妙的设计和操作,得以拍摄并且获得足够的观众。但也正是因为有这类题材,才使“全景”单元具有相当的特色。

  南都周刊:您为同性恋和跨性别题材创立了一个电影奖项─泰迪熊奖,为什么要叫泰迪熊奖?

  维兰德·施佩克:这和美国同性恋运动史有关。 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末期,美国第一代的同性恋运动者们希望通过一种方式,让别人知道他们是同性恋。他们采用的方法就是让泰迪熊成为每个人佩戴的一个物品。大家在背包上挂上一个泰迪熊,用这种方法让其他同性恋群体的人知道,他们并不孤独。泰迪熊在那一轮浪潮里起到了独特的作用。另外一个原因,每个人其实都和泰迪熊有种亲近感,它是在床上除了自己身体外,可以放置的另外的东西。而且,柏林市的吉祥物就是柏林熊。柏林电影节奖项也是金熊奖,泰迪熊是电影节这家族的一个成员。

  南都周刊:你怎么看同性恋的自我身份认同和艺术创作之间的关系?

  维兰德·施佩克:我想说,在很早的时候,我就意识到我自己是谁,这不是指性取向的同性恋,而是指意识到自己属于少数族群,这是一种政治意识。这使得我在公众场合来表达自己。当拍摄一部电影时,总是希望别人来看。它可以影响到很多人,这样政治意识和艺术想法就结合在一起了。

  举个例子来讲,在中国大陆,可能因为有同性恋电影导演崔子恩的存在,对这个主题感兴趣的人才可能看到这类电影。很可能对另外一些人来说,会是他们第一次通过银幕知道这个群体的存在。这其实就是我做这个项目的动机,甚至也是我做柏林电影节全景单元的动机。

  南都周刊:如果一个艺术家因为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只局限于同性恋题材的创作,会不会损害艺术品质?

  维兰德·施佩克:这其实是艺术家的个人选择。关注这样的题材,并不会影响艺术品质,但可能会影响他的社会声望。已故著名电影导演德里克·贾曼是英国历史上最有趣的艺术片导演之一,他也是个同性恋者,所拍片子都是与同性恋有关。他也在柏林电影节上两次获奖。但是,他花了15年的时间,才在英国赢得了尊敬。

  南都周刊:你可以给中国拍摄同性恋题材电影的电影人一些建议么?现在对他们来说是很困难的时候。

  维兰德·施佩克:一直都会是很艰难的,而且根本不会有“好时候”从天而降,因为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喜欢我们(同性恋)的。(我们)必须要有自信,自己能够创造出一个“好的时代”来。

  同性婚姻合法

  荷兰、比利时、西班牙、加拿大、南非、挪威、瑞典、葡萄牙、冰岛、阿根廷、墨西哥墨西哥城,以及美国马萨诸塞州、康涅狄格州、艾奥瓦州、佛蒙特州、新罕布什尔州、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承认同性伴侣之间的民事结合

  丹麦、法国、德国、芬兰、卢森堡、英国、安道尔、捷克、斯洛文尼亚、瑞士、匈牙利、奥地利、爱尔兰、新西兰、乌拉圭、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巴西,以及美国,澳大利亚和墨西哥的部分地区。此外,澳大利亚,克罗地亚,在国家一级的法律上虽不允许同性伴侣登记为民事伴侣,但将同性伴侣视为同居关系,因此也包含在浅蓝色部分内。

  承认其公民在海外或国内其他行政区合法登记的同性婚姻关系,但在本国或本地区不进行登记。

  日本、以色列、墨西哥(仅墨西哥城)、阿鲁巴(仅荷兰)、美国的纽约州和马里兰州。

  同性恋自由但是同性伴侣的任何关系不被法律承认

  这部分国家和地区占了大部分,其中也包括中国。

  同性恋违法

  根据英国BBC的统计,法律认为同性恋违法的国家全球有76个,它们普遍分布于回教地区的非洲、西亚及南亚等地区,其中有期徒刑包括在孟加拉、不丹、马尔代夫、新加坡、乌干达、法属圭亚那,而更严重的死刑包括在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毛里塔尼亚、尼日利亚、苏丹、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及也门。

  少数派的狂欢

  摄影_桑田     文_胡雯雯

  “这不是同性恋游行,这是我们的尊严之游行!”每年六月的最后一个周六,巴黎的街头总会上演一场无比盛大的嘉年华——“Marche des Fiertés(骄傲游行)”。华丽的彩车和盛装的游行者在人群中缓缓穿行,一面跟着电子音乐尽情表演,一面呼喊着口号:“我们要结婚的自由,要抚养儿女的权利!”

  这场嘉年华可以追溯到1969年纽约的格林威治村。那年的6月27日,警察闯进了一家名为“石墙客栈”的同性恋酒吧进行搜捕,还把客人全部赶出了大街。在那个同性恋公开牵手接吻都会被定罪的年头,这些忍无可忍的人们举行了持续数天的暴动,从此,“同性恋解放运动”登上了历史舞台。伦敦和巴黎的同性恋维权者分别在1970和1971年开始走上街头,这是继纽约后最早开始有同性恋游行的城市。开始时,他们只是混杂在大型社会游行中,后来才渐渐成为独立开展的游行。

  如今,每年一届的巴黎游行正式固定了下来,成为了最富盛名的同性恋游行之一,吸引着近百万的参与者。不论你是男同、拉拉、双性恋还是转性人,都可以来参加。什么,一样也不是?没关系,只要你为了上述人群的权利而欢呼,那也只管来吧!

  它每年都有一个主题,或是呼吁社会关注,或是要求法律法规的改善:1998年:“我们相爱,我们要求拥有协议同居的权利。”2003年:“男同们、女同们、变性们,行动起来!”2010年:“暴力和歧视,够了!我们要法律上的自由与平等。”

  妖娆的女皇、桑巴舞女、日本艺伎、胜利女神……这些都是游行队伍中最经典的造型。男同和变性人最喜欢乔扮女装卖弄风骚,豪放的女人们则只着下装坦露两点。他们或是在彩车上扭动腰肢,或是朝路边的观众散发传单和安全套,不时还冲着大大小小的镜头送几个飞吻。“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让全世界都来关注我们!”

  除了年轻的俊男美女外,游行队伍中同样有胖硕的师奶甚至是白发苍苍的老同志。他们毫不拘束地当街起舞,衣服上还印着各种口号“这就是我,我喜欢这样。”“我爱男人,那又如何?”

  穿插在游行者之间的,是一辆辆彩车,那是由各种支持他们的机构或组织提供的。其中包括近百家同性、双性恋权益组织、政党、工会,还有老佛爷百货、法国地铁公司、一些餐厅甚至是面包店等商业机构。游行者们站在彩车上,向周围观众打起横幅,散着传单,甚至拿着水枪对大家扫射。他们毫不顾忌自己会被无数镜头放上网络和媒体。怕什么?巴黎市长、同性恋者德拉诺埃还是我们游行的领队呢!

  住在巴黎的市民们,则轻松得多。你可以挥舞着旗子,跟着游行队伍一路呐喊。也可以带上全家老小,站在街边看热闹。这里不存在什么“儿童不宜”。小朋友们抓着氢气球,骑在爸爸妈妈的肩上,迷惘或欢喜地叫喊。妖艳的易装者走过时,家长还兴致勃勃地抬头问一句:“看看,他/她们可真美,不是吗?”

  长达几小时的游行,每年的路线并不相同,但一定会终止在同一地点:巴士底狱广场。到了16?:30,喧闹会奇迹般地平静下来,所有游行者在碎石路上齐齐躺倒,长达3分钟,就像一场瘟疫突然爆发。“艾滋病,仍在不断地夺去生命,请给予关注吧。”

  而到了晚上,各个同性恋餐厅酒吧一定会提供特别菜单和节目,让这场狂欢有个完美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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