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笔  _蒋明倬 北京报道     摄影 刘浚

　　维兰德·施佩克在谈电影、谈同性恋么？其实他一直谈的都是政治……

　　“刚才有人把同性恋和政治这两个概念割裂开来，这是非常有问题的理解。当我们谈论同性恋、女性解放，或者其他边缘群体的时候，这些话题都是非常政治的。”

　　维兰德·施佩克坐在舞台上吐出一连串的德语，眼神中的孤独和不满显而易见。细高的身材缩在一个小沙发里，他侧过脸，等待着翻译把他的意思传递给中国的观众。

　　维兰德·施佩克是德国柏林电影节全景单元的主席，也是世界上最为著名的同性恋电影奖项─泰迪熊奖的创始人。4月28日，他受邀参加北京国际电影季，由他和中国导演贾樟柯、影评人林旭东就“电影、城市文化与政治”这一话题展开对谈。在长达一个小时的谈话里，他多次谈到了同性恋问题。进入提问阶段，有观众直接抗议，说今天的话题是电影、城市文化和政治，不是电影、城市文化和同性恋。

　　那是他参加北京电影季的第三天，连一部电影都没看过，对于这个担任过无数国际电影节评委的电影人来说，沮丧可想而知。随后，又听到了观众这样的评论。好在他一生都在面对各种窘境，对此习以为常。

　　处理敌意、对抗、侮辱和不理解对于一个同性恋者来说是一生的宿命，即使对于他这样个性强悍的人来说，那也是永远的抗争，甚至他做演员、拍电影、在柏林电影节从事现在的工作都和同性恋运动联系在一起……

　　柏林墙以东

　　维兰德·施佩克是不需要别人来告诉他什么叫做政治的。他自己就是一场“政治游戏”中的胜利者。

　　施佩克一米九几的个子，高大、英俊。60岁，身材却依然健美，看起来像40多岁。犹如希腊雕像的脸庞，皱纹已漫上眼角，反而让他更具男性魅力，如果时光倒退27年，更不知道是怎样的翩翩美男子。

　　27年前，施佩克陪着他在旧金山工作时的故友游览柏林。朋友提出来要去柏林墙的另外一端看看，施佩克陪着去了。在那他邂逅了东柏林的一个美少年，街头的惊鸿一瞥，就让他们彼此相爱。因为柏林墙的存在，两人必须短暂相聚，又不断地分离，备受折磨。东柏林的恋人为了爱情，想逃向西柏林。

　　施佩克是那种人，爱笑，一笑起来就满屋子都漫散出温暖。他有种天生的幽默感，充满智慧的幽默，甚至对于旁人视之为痛苦和艰难的处境他都抱有戏谑感，甚至他帮恋人想到的逃亡计划听起来都像个游戏。

　　施佩克那时候已经做过演员、拍过一些短片，也参与过电影的制作。他决定拍部电影，让他的恋人来做男主角，这样，“东柏林政府就不会喜欢他，他就能被赶出那个国家了”。

　　1980年代中期的西德，同性恋运动已有了十几年的历史，同性恋的地位已经有所提高，也有了一定的生存空间，虽然依然有人憎恶同性恋者，但敌视已逐渐减退。而在东德，虽然在二战后立刻废除了纳粹时期对于同性恋的严苛法案，但东德政府天真地以为，同性恋是资本主义、纳粹时期的产物，社会主义体制下是不会有同性恋的。让他们失望的是，新一代成长起来，同性恋还是继续存在着。同性恋者一直都是政府不喜欢的人。西德同性恋运动的迅猛发展，一墙之隔的东德同性恋者们受到感染，也希望有自己的生存空间，政府当然更不喜欢他们了。

　　施佩克知道，东柏林曾经有过一些政府把不听话的人踢出国门的先例。有个摇滚明星，因为不遵守东德政府的那套规范，就被赶走。想离开东柏林么？方法之一，就是成为被政府瞩目的“讨厌的人”。

　　施佩克的电影讲的就是他自己的故事，东西柏林一对美少年在东柏林街头邂逅而相爱。一个来自西柏林的导演在东柏林拍摄电影当然不会被允许，拍外景只能以游客的身份用小型摄像机拍，晃动、粗糙地记录下1980年代中期的东柏林：

　　人头攒动的亚历山大广场，灰暗的小酒吧，简陋的东柏林居室，空荡而阴森的检查站，“咔嗒”、“咔嗒”的签发临时通行证的巨响，对于主人公产生怀疑时候的全赤裸脱衣检查……在日益滋长的同性爱情背后，是自然铺陈的时代底色。意识形态的不同，空间的阻隔给德国人带来痛楚成为影片忧伤而激越的基调。这个电影是个同性恋的爱情故事么？是，但又不仅仅是，背后的政治意蕴不经意间就裹挟而出。

　　电影还没有拍完，他的恋人就被政府踢出了东德。

　　恋人既然都已经出来了，施佩克原想把这个电影忘了，但电影的整体故事已经形成，而且日益丰满，就还是继续拍完了，命名为《柏林墙以东》(Westler) 。那是施佩克拍摄的第一部长片，在德国、旧金山、布鲁塞尔等很多国际电影节上都获了奖。

　　东柏林人也看到了这部电影。因为西柏林电视台也播放了它。虽然不被允许，但人们还是会看，影片带来的反响非常强烈。故事的结局和真实的故事有所出入，东柏林美少年决心逃离，但只能取道布拉格，出逃计划是否能成功不得而知，充满悬念，让很多东柏林人为之揪心，逃离东柏林─那是一个时代的话题。

　　反常的不是同性恋，而是社会环境

　　现在的柏林几乎可以说是同性恋的天堂。

　　德国外长韦斯特韦勒去年与相恋多年的“同志”情人步上红毯。柏林市的市长也是一个公开的同性恋者。每年在这个城市里，都会有着盛大的同性恋大游行，喧嚷、热闹，犹如节日。同性恋者不仅可以牵手走在阳光下，还可以结婚。甚至，德国政府已经考虑制定有关同性恋者生育的政策。

　　然而，在施佩克的少年时代，同性恋的生存环境却与现在有天壤之别，可以说严酷到令人窒息。学校的孩子们想孤立谁，就可以说他是同性恋，尽管那个人可能不是。同性恋一直处于被污名化的状态。但所有的外界压力都无法改变内心的真实。施佩克十几岁的时候就发现，自己不是“父母想要他成为的那种人，成为了他们不想让他成为的人”。

　　在很多国家里，都不用自己的语言来定义同性恋这个人群，而直接用“gay”这个英语单词，因为这个词讲起来不那么“危险”。在德语里，同性恋用“schwul”这个极具贬义色彩的词来定义。在1970年代之前，“如果说谁是schwul，就说明这个人是很坏的，坏到甚至可以直接杀了。”施佩克说。

　　Schwul是个非常糟糕的词，就像纳粹对这个群体所犯下的罪行一样。纳粹统治期间，同性恋者的地位就和犹太人的地位一样，受尽迫害。大屠杀中，很多同性恋无辜死去。纳粹时代结束之后，西德在法律上对于同性恋的限制并没有废除，新政府一样不喜欢同性恋的存在。这个法律一直到1969年才被废除。

　　废除的因由竟然与一部电影有关系。1969年，罗沙·冯·普劳恩海姆拍摄了德国第一部公开支持同性恋的电影─《反常的并非同性恋者，而是他所生活的环境》。在片中，他分析同性恋的缘由，让他们建立自信， 并组织起来。

　　那部电影在大学放映了两三年后，1973年在电视台公开播放，在德国引起轩然大波，并引发了旷日持久的讨论。就在那个电影在电视里放映的第二天，德国各地的同性恋走到一起形成了众多的小组，形势可谓风起云涌。这也成为德国同性恋运动的一个开端。

　　正读大学的施佩克也看到了这部电影，虽然自己的生活经历和电影相去甚远，但至少让他感觉到自己不是孤独的。更为重要的是，这部电影让他意识到，电影不仅仅能表达人性，还能改变社会。

　　在那之前的电影史上，同性恋题材是通过非常暧昧、不明晰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同性恋是社会当中的小部分人，之前处于匿名状态，连少数人都谈不上，他们的存在一直被忽略。 这种状态很快就被打破了。1970年代以后，欧洲人不再满足于这种暧昧，他们希望能够更直接地表达。

　　“如果你总是谨言慎行，当然没有人会意识到你的存在。”在那之后，施佩克加入了同性恋组织，热衷于同性恋运动。

　　不仅仅是电影

　　1987年的一天，一群导演、制片人挤在柏林一个同性恋小书店里，通宵达旦看完了几部同性恋题材的影片。放映结束之后，大家开始讨论。施佩克问他们，觉得在众多的片子里哪个是最棒的？大家都认为，一个叫阿尔默多瓦的人的片子最好。但没人认识他，他只是西班牙一个不知名的小导演。

　　那是第一届泰迪熊奖评奖的夜晚，又寒碜又美好。

　　《柏林墙以东》在各大电影节上频频获奖，施佩克体会到了奖项对于一个电影导演的支持有多么巨大。1987年，施佩克和他的伙伴Manfred Salzgeber决定创办一个针对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议题的电影奖项，也就是泰迪熊奖。

　　阿尔默多瓦的《欲望的法则》获得了奖。没有颁奖礼，没有红地毯，甚至没有奖杯，他得到的奖励是一张印有泰迪熊的小卡片。施佩克把它塞进了信封里，寄给了阿尔默多瓦。这对阿尔默多瓦来说，已经是惊喜，他甚至没想到自己能获奖。

　　第二年，泰迪熊奖终于有了个庆祝仪式，但只是在同性恋中心举行，只有250人参加，这和今年3000人的颁奖晚会相比，完全不值一提。1992年，泰迪熊奖正式成为柏林国际电影节官方奖项，确立了同性恋电影在主流影坛上的地位。

　　自1987年创办25年来，泰迪熊奖奖掖了阿尔默多瓦(Pedro Almodovar)、德里克·贾曼 (Derek Jarman)等众多杰出的导演，其中不乏中国导演的身影。1998年香港导演关锦鹏的《愈快乐愈堕落》，获得“泰迪熊最佳剧情长片奖”，在关锦鹏擒获那个奖项的十多天前，他借助那个片子于香港出柜(公开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

　　施佩克逐渐开始认识到，应该走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奖项。每个人都可能有个gay叔叔，gay朋友，毕竟同性恋人群占到柏林人口比例的10%，这让异性恋群体能更多地接触到同性恋群体。

　　而现在，对大多数柏林人来说，Schwul 不再是一个贬义词，只是一个中性的词语。

　　Q&A

　　南都周刊：在您负责的全景单元里，为什么会关注同性恋这个题材？

　　维兰德·施佩克：要给边缘人群一个表达的空间是很艰难的，刚一开始，这样一个空间是非常小的，要拓展成为一个机制化的表达空间就更有难度了。我们知道涉及一些边缘人群题材的电影都是很难发行的，这其中也包括了亚洲电影。我想给这类影片一个平台，在“全景”单元来呈现这一类电影，使它们能够有空间表达，甚至获得发行的机会。当这些影片的预算捉襟见肘时，可以通过非常巧妙的设计和操作，得以拍摄并且获得足够的观众。但也正是因为有这类题材，才使“全景”单元具有相当的特色。

　　南都周刊：您为同性恋和跨性别题材创立了一个电影奖项─泰迪熊奖，为什么要叫泰迪熊奖？

　　维兰德·施佩克：这和美国同性恋运动史有关。 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末期，美国第一代的同性恋运动者们希望通过一种方式，让别人知道他们是同性恋。他们采用的方法就是让泰迪熊成为每个人佩戴的一个物品。大家在背包上挂上一个泰迪熊，用这种方法让其他同性恋群体的人知道，他们并不孤独。泰迪熊在那一轮浪潮里起到了独特的作用。另外一个原因，每个人其实都和泰迪熊有种亲近感，它是在床上除了自己身体外，可以放置的另外的东西。而且，柏林市的吉祥物就是柏林熊。柏林电影节奖项也是金熊奖，泰迪熊是电影节这家族的一个成员。

　　南都周刊：你怎么看同性恋的自我身份认同和艺术创作之间的关系？

　　维兰德·施佩克：我想说，在很早的时候，我就意识到我自己是谁，这不是指性取向的同性恋，而是指意识到自己属于少数族群，这是一种政治意识。这使得我在公众场合来表达自己。当拍摄一部电影时，总是希望别人来看。它可以影响到很多人，这样政治意识和艺术想法就结合在一起了。

　　举个例子来讲，在中国大陆，可能因为有同性恋电影导演崔子恩的存在，对这个主题感兴趣的人才可能看到这类电影。很可能对另外一些人来说，会是他们第一次通过银幕知道这个群体的存在。这其实就是我做这个项目的动机，甚至也是我做柏林电影节全景单元的动机。

　　南都周刊：如果一个艺术家因为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只局限于同性恋题材的创作，会不会损害艺术品质？

　　维兰德·施佩克：这其实是艺术家的个人选择。关注这样的题材，并不会影响艺术品质，但可能会影响他的社会声望。已故著名电影导演德里克·贾曼是英国历史上最有趣的艺术片导演之一，他也是个同性恋者，所拍片子都是与同性恋有关。他也在柏林电影节上两次获奖。但是，他花了15年的时间，才在英国赢得了尊敬。

　　南都周刊：你可以给中国拍摄同性恋题材电影的电影人一些建议么？现在对他们来说是很困难的时候。

　　维兰德·施佩克：一直都会是很艰难的，而且根本不会有“好时候”从天而降，因为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喜欢我们(同性恋)的。(我们)必须要有自信，自己能够创造出一个“好的时代”来。

　　同性婚姻合法

　　荷兰、比利时、西班牙、加拿大、南非、挪威、瑞典、葡萄牙、冰岛、阿根廷、墨西哥墨西哥城，以及美国马萨诸塞州、康涅狄格州、艾奥瓦州、佛蒙特州、新罕布什尔州、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承认同性伴侣之间的民事结合

　　丹麦、法国、德国、芬兰、卢森堡、英国、安道尔、捷克、斯洛文尼亚、瑞士、匈牙利、奥地利、爱尔兰、新西兰、乌拉圭、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巴西，以及美国，澳大利亚和墨西哥的部分地区。此外，澳大利亚，克罗地亚，在国家一级的法律上虽不允许同性伴侣登记为民事伴侣，但将同性伴侣视为同居关系，因此也包含在浅蓝色部分内。

　　承认其公民在海外或国内其他行政区合法登记的同性婚姻关系，但在本国或本地区不进行登记。

　　日本、以色列、墨西哥(仅墨西哥城)、阿鲁巴(仅荷兰)、美国的纽约州和马里兰州。

　　同性恋自由但是同性伴侣的任何关系不被法律承认

　　这部分国家和地区占了大部分，其中也包括中国。

　　同性恋违法

　　根据英国BBC的统计，法律认为同性恋违法的国家全球有76个，它们普遍分布于回教地区的非洲、西亚及南亚等地区，其中有期徒刑包括在孟加拉、不丹、马尔代夫、新加坡、乌干达、法属圭亚那，而更严重的死刑包括在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毛里塔尼亚、尼日利亚、苏丹、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及也门。

　　少数派的狂欢

　　摄影_桑田     文_胡雯雯

　　“这不是同性恋游行，这是我们的尊严之游行！”每年六月的最后一个周六，巴黎的街头总会上演一场无比盛大的嘉年华——“Marche des Fiertés(骄傲游行)”。华丽的彩车和盛装的游行者在人群中缓缓穿行，一面跟着电子音乐尽情表演，一面呼喊着口号：“我们要结婚的自由，要抚养儿女的权利！”

　　这场嘉年华可以追溯到1969年纽约的格林威治村。那年的6月27日，警察闯进了一家名为“石墙客栈”的同性恋酒吧进行搜捕，还把客人全部赶出了大街。在那个同性恋公开牵手接吻都会被定罪的年头，这些忍无可忍的人们举行了持续数天的暴动，从此，“同性恋解放运动”登上了历史舞台。伦敦和巴黎的同性恋维权者分别在1970和1971年开始走上街头，这是继纽约后最早开始有同性恋游行的城市。开始时，他们只是混杂在大型社会游行中，后来才渐渐成为独立开展的游行。

　　如今，每年一届的巴黎游行正式固定了下来，成为了最富盛名的同性恋游行之一，吸引着近百万的参与者。不论你是男同、拉拉、双性恋还是转性人，都可以来参加。什么，一样也不是？没关系，只要你为了上述人群的权利而欢呼，那也只管来吧！

　　它每年都有一个主题，或是呼吁社会关注，或是要求法律法规的改善：1998年：“我们相爱，我们要求拥有协议同居的权利。”2003年：“男同们、女同们、变性们，行动起来！”2010年：“暴力和歧视，够了！我们要法律上的自由与平等。”

　　妖娆的女皇、桑巴舞女、日本艺伎、胜利女神……这些都是游行队伍中最经典的造型。男同和变性人最喜欢乔扮女装卖弄风骚，豪放的女人们则只着下装坦露两点。他们或是在彩车上扭动腰肢，或是朝路边的观众散发传单和安全套，不时还冲着大大小小的镜头送几个飞吻。“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让全世界都来关注我们！”

　　除了年轻的俊男美女外，游行队伍中同样有胖硕的师奶甚至是白发苍苍的老同志。他们毫不拘束地当街起舞，衣服上还印着各种口号“这就是我，我喜欢这样。”“我爱男人，那又如何？”

　　穿插在游行者之间的，是一辆辆彩车，那是由各种支持他们的机构或组织提供的。其中包括近百家同性、双性恋权益组织、政党、工会，还有老佛爷百货、法国地铁公司、一些餐厅甚至是面包店等商业机构。游行者们站在彩车上，向周围观众打起横幅，散着传单，甚至拿着水枪对大家扫射。他们毫不顾忌自己会被无数镜头放上网络和媒体。怕什么？巴黎市长、同性恋者德拉诺埃还是我们游行的领队呢！

　　住在巴黎的市民们，则轻松得多。你可以挥舞着旗子，跟着游行队伍一路呐喊。也可以带上全家老小，站在街边看热闹。这里不存在什么“儿童不宜”。小朋友们抓着氢气球，骑在爸爸妈妈的肩上，迷惘或欢喜地叫喊。妖艳的易装者走过时，家长还兴致勃勃地抬头问一句：“看看，他/她们可真美，不是吗？”

　　长达几小时的游行，每年的路线并不相同，但一定会终止在同一地点：巴士底狱广场。到了16?:30，喧闹会奇迹般地平静下来，所有游行者在碎石路上齐齐躺倒，长达3分钟，就像一场瘟疫突然爆发。“艾滋病，仍在不断地夺去生命，请给予关注吧。”

　　而到了晚上，各个同性恋餐厅酒吧一定会提供特别菜单和节目，让这场狂欢有个完美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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