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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儿女有能力去应付一切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6月21日11:50  中国周刊
张晓刚作品《创世篇1号》。 张晓刚作品《创世篇1号》。

张晓刚作品《血缘—— 大家庭1号》。 张晓刚作品《血缘—— 大家庭1号》。

  中国周刊记者/周昂 北京报道

  叶至善,生于1918年,儿童教育家

  上世纪90年代的一次会议上,一位来自上海的特级教师见到了教育家叶圣陶之子叶至善。休息时,他请叶至善介绍一下,小时候叶圣陶怎样教他们作文。

  “不教的。”叶至善脱口而出。

  见这位老师大惑不解,叶至善决定把故事说出来,让他自己判断一下,他的父亲“教了”还是“没教”。

  培养健全公民

  叶至善童年记忆中印象最深的一幕,便是父亲给子女们批改作文的场景。

  他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吃罢晚饭,碗筷收拾过了,植物油灯移到了桌子的中央。父亲戴起老花眼镜,坐下来改我们的文章。我们各据桌子的一边,眼睛盯住父亲手里的笔尖儿,你一句,我一句,互相指摘,争辩。”

  但是,叶圣陶从不板起脸来说“写得好”与“写得不好”,而只是说“我懂了”和“我不懂”。叶至善回忆:“说是父亲改,实际是商量着共同改。父亲一边看我们的习作一边问:这儿多了些什么?这儿少了些什么?能不能换一个比较恰当的词儿?把词儿调动一下,把句子改变一下,是不是好些?”

  这让一场本应令孩子感到紧张的“教学”,变成了一家人寓教于乐的活动。“我们三个都乐意参加这样的训练,因而几乎每个星期要交一篇习作给父亲。写什么由自己定,父亲从不出题目。”叶至善回忆。

  在宽容的气氛下进行启发教育,从不轻易打击孩子,也不给孩子强行制定目标,是叶圣陶的一贯做法。事实上,这也是五四之后,中国传统家庭教育观转型过程中,一些有识之士的普遍选择,他们当中包括鲁迅、胡适、梁漱溟等等。

  20世纪40年代,叶圣陶在《假如我当老师》一文中说:“我如果当中学教师, 决不将我的行业叫做‘教书’……我与从前书房里的老先生其实是大有分别的:他们只需教学生把书读通,能够去应考试,取功名,此外没有他们的事儿;而我呢,却要使学生能做人,能做事,成为健全的公民。”

  诚如他所言,在子女的回忆中,叶圣陶不强迫他们考高分,或者将来上一所好的学校。当年,叶至善小学的12次升级考试,竟有四次不及格,但叶圣陶并不因此而着急。叶圣陶买回来的各种玩具,被叶至善拆了个七零八落,叶圣陶见了,不是装没看见,就是一笑了之。

  后来,叶至善于抗战期间进了一所专科学校,学习生产制造。叶圣陶对儿子的选择非常满意,认为这正是战时社会最需要的。

  对于“成功”,叶圣陶有自己的定义,他认为,儿女成长的最终目的,是在环境的限制下“凭他们自己的心思能力去应付一切”,“做父母的真欲帮助儿女,仅有一途,就是诱导他们,让他们锻炼这种心思能力。”

  为他人着想

  民国时期,健全公民的一项重要内涵,是人们彼此间“共和”的精神。在叶圣陶对子女的教育中,尊重他人也是一项重要内容。

  叶圣陶的小儿子叶志诚回忆:有一次,父亲让他递过去一支笔,叶志诚随手一递过去,不料把笔头交在了父亲手里。叶圣陶就说: “递一样东西给人家, 要想着人家接到了手方便不方便,一支笔是不是脱下笔帽就能写,你把笔头递过去,人家还要把它倒转来,倘若没有笔帽,还要弄人家一手墨水。刀子剪刀这一些更是这样,决不可以拿刀口刀尖对着人家,把人家的手戳破了呢?”

  冬天,叶志诚走出屋子没把门带上,父亲就会在背后喊:“怕把尾巴夹着了吗?”再犯,直接喊:“尾巴,尾巴!”这样,渐渐养成了叶志诚随手关门的习惯。

  对于写文章,叶圣陶反对孩子写作时运用冷僻的词汇和晦涩难懂的句子。他一再对孩子们讲:“写文章要想到别人,想到读文章的人,要把自己换一个位置,设想成读文章的人,再来看一看文章究竟写得怎么样。”

  “得失塞翁马,襟怀孺子牛”,1988年,当94岁的叶圣陶病逝时,留下了的是无数被后人视为经典的教育理念。而他的三个子女,都成为了中国的知名作家。

  “革命时期”的教育

  中国周刊记者/李佳蔚 整理

  讲述人/ 卢海,生于1943年,江钻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

  我父亲那辈人从来不给我们谈成功。但是,我能感觉到成功是时代的产物,不同的时代对成功有不同的理解。

  在1976年以前,成功一般是指在政治上的进步,入团,入党,受到组织上的信任。在1976年以后随着知识分子得到了解放,政治上得到了平等,对于成功的理解就是指在政治上能对党建言献策,学术上能著书立说,在家庭,就是子女能自食其力。

  在父亲那个时代,被社会广泛接受的成功人士是出身好,党团员,勤奋努力,甘愿做一颗螺丝钉,个人服从集体,在工作中做出成绩,被领导信任。

  要像老虎,不要像绵羊

  我这一代,和我父亲那一代是一样的。

  我接受的家庭教育比较传统,父母希望我做一个坚强的人,不做软弱的人。记得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上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可能那时我调皮,老挨班主任的批评,回家后很不开心,就给妈妈说了,妈妈听了后很生气,立即领上我,说:咱们找她去。

  我们出了门,走不多远,在上学的路上就追上了她,我妈对她说:“我们孩子就够老实的了,你还天天批评他。”老师说:“他不自爱嘛!”我妈说:“我希望我的儿子要像老虎,不要像绵羊,他现在就够软弱的了,你们以后就不要天天老批评他了。”老师说:“好!”我始终忘不了妈妈在我弱小的时候给予我的支持——人格上的支持,这句话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自此以后,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我明白了一个做人的道理:要做老虎,不做绵羊!这种信念支撑了我一生,永远不要懦弱,要做个强者。母亲的这种教育观念,让我印象深刻。

  要有奉献精神

  奉献精神,应该是父母教育我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应该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记得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开展了一次讨论:是不是要做党的驯服工具?最后的结论是肯定的。还教育人民要像雷锋一样做革命的螺丝钉,党把你放到哪里就在哪里发光发热。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在我看来,在1976年以前是一致的,那时的社会风气还好。在实践中,义务劳动是经常开展的,从来不讲什么报酬,我在工厂实习的时候见到每月发奖金时,都是一个班的师傅在一起开会,班长都主动让出自己的奖金给有困难的工人,没有见到为评奖金争吵的事情。我无论在中学还是在大学,老师给我们补课从来不收费的,我们参加课余的兴趣班从来都不缴费的,整个社会都讲奉献精神,蔑视钻到钱眼儿里的小市民心态。

  总结一下,其实,我父亲对我们的教育是比较放任的,很少跟我们交流,表扬很少,但训斥比较多,小时候还打我,我出去看了风景写了作文让他看,他也不理睬。后来,对此,在我成为父亲以后我的反思就是:对孩子一定要好,要有耐心,要抽时间陪着他们玩,他们的任何进步都要表扬和肯定,对他们的困难要尽量帮助,在他们的学习上要多和老师沟通。

  按照父母的要求入团入党

  父母还希望我做一个诚实的人,在我上中学以后父母就希望我能像其他孩子一样积极上进,标志就是加入团组织,让我一次次写申请书,并过一段时间就写一份思想汇报交给团支部,看我总也入不了团,父亲把大学班里的党员学生请到家里对我进行启发,学生党员以自己的体会说对毛主席要像对皇上一样崇拜忠诚才行。可是我不清楚他们的“历史问题”是我永远不可能入团的原因,这点在我上大学以后我们中学班上的团支书才告诉我。对组织忠诚老实是父母他们的信念,也是对我的要求,但是无论我怎样在实际行动上努力,并在思想汇报中努力与家庭划清界限也无用,反倒使我饱受打击和迫害。

  在打倒“四人帮”以后,父母的“历史问题”得到了彻底的平反,我在1985年入了党,完成了父母对我的要求和心愿。父母希望我大学毕业后能专业对口,在专业上做出一些成绩,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他们说一个人一辈子能出一本书就不简单了。你看现在,出一本书跟什么似的,太容易了。

  你不理解那个时代,也无法想象那个时代,在毛主席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以后,对年轻的学生从一出生就打上了阶级的烙印。记得第一次看印度电影《流浪者》我就流泪了,而且至今忘不了那电影中的一句话:“贼的儿子还是贼”,大家看《流浪者》是喜欢它的歌曲,而我从那里看到了从一出生就把人分为高贵和低贱的社会的不合理,这是我对人性的最初的认识。

  至今我一想到《流浪者》都眼含热泪,因为我们与别人太不同了,因为什么?因为出身论。土改时爷爷被打成地主,于是这个我从未见过的农村的爷爷就影响了我一辈子,具体表现:在高考时我的成绩比考上清华的同学还高,而我只能报考对出身要求不严的西安交大。在报考志愿时我最喜欢飞机设计,但这是保密专业,我的出身不够格,只能报普通专业,我报了交大的对保密没有一点要求的专业——机械系。

  由于家庭出身使我一直遭受歧视,在毕业分配的时候,被同学评议分到全年级最偏远和条件最差的玉门,而且就我一个名额,当我找到系里负责分配的系秘书问为什么把我分到最差的地方时,该老师说:你不去谁去?不成的话你在全系比比,你的条件比谁好?听到这,我只好不说了,是呀,我爷爷是地主,我是地主出身,我父亲还是教授,是臭老九,这种歧视多厉害!但是这种教育也使我的一生不敢懈怠,我付出了比别人更多的努力,从最后的结果看,我还是比较成功的。你看,我开始谈成功了(笑)。

  两代人的教育观几乎没有变化

  改革开放后,在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中,我一直在中央企业,有稳定的工作,有自己热爱的技术工作,我没有下海,虽然领导也给我办公司的机会但我不为所动,因为我在专业上有所追求。放到现在,这可能很难被人理解,这也许就是我受的教育吧,父亲的教育。

  对于“钱”,对于现在人们认为的“钱”背后的成功,父亲很少当面教育我,但是对于“钱”的认识是经过我自己的体会认识到的,在快解放的时候,物价飞涨,一个教授值几袋面粉,那时一发工资马上就要去买面,因为不买马上就涨价了。解放以后我们家的经济也很不宽裕,因为父亲爱书如命,每月都要拿出一半的钱来买书,家里的钱不到月底就花完了,都是母亲去工会的互助金去借钱,发了工资再还,有时还让我去废品收购站卖废报纸,一让我去卖报纸我就知道家里没钱了。

  那个时代人们的观念中,“钱”就是养家糊口的东西,但是钱又不能解决一切问题,那时买东西都要凭票,什么粮票、肉票、布票、油票、肥皂票等等,尤其在六O年困难时期,有钱买不上东西,那时粮票是比钱还重要的保命的东西,对此我深有体会。

  现在人们常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确实是这样,当时看来很正常的事,现在看来是很荒唐的了。反过来,现在这个时代的一些教育观念,或许过多少年之后也是很荒谬的。

  时代在变,大家对于“钱”的认识也在变。可是,我女儿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关于以后的男朋友有许多选择,她征求我们的意见,我的意见是要找有真才实学的有理想肯努力的孩子,不能找夸夸其谈、显摆家庭财富、飙车的孩子,就是富二代。

  “父亲”意味着什么?在我看来,父亲意味着责任,承上启下的作用,我对孩子的要求不高:能自食其力,有独立的人格,敢于应对任何挑战和困难。总之能把家族的好传统传承下来,使家族能走向良性发展的道路,上对得起父母,下对得起子孙就行了,人的一生是短暂的,生命就是一个过程,父亲就是生命大船的掌舵的人。

  这也是我的父亲对我的要求,你看,我们两代人的教育观,几乎没有改变。

  “为了实在的生活”

  中国周刊记者/余芳倩 报道

  受访人/ 任宁,生于1982年,供职于广州某事业单位

  站在云霄飞车前时,九岁的任宁害怕得无论如何也迈不开步子。

  “如果你不试试看,我就当众骂你!”任宁的妈妈站在她身后反问,“别的孩子可以上车,你难道就不如别人吗?”    

  二十年后,当她回忆起这一幕时,早已没有恐惧,转而是对妈妈的感激。她告诉《中国周刊》记者,母亲常对她说一句话,“如果你不比别人有优势的话,就会被时代忽略。被时代忽略的话,也就没有幸福可言。”

  “今后一定要是优秀的人”

  任宁妈妈是包头一家国企的会计,从任宁五岁时开始,对她“下血本”栽培。

  “反正你今后一定要是优秀的人。”妈妈常提醒她。

  在妈妈的督促下,任宁学过钢琴、跳舞、画画、唱歌、游泳。其中钢琴学的时间最长,十年。暑假,为了检查任宁是否在家用功弹琴,妈妈常常利用工作之便回家来突袭检查。“我就竖着耳朵听着楼道里的脚步声,一边看小人书,一边准备冲过去摆好弹琴的样子。”

  课余爱好当专长拼命地培养,对女儿的学习成绩,任宁妈妈更上心。她给任宁的学习成绩规划了具体的“指标”。“初中要求年级排名前五十,班级排名前十。”高中时代,为了更接近妈妈的指标,任宁被五个家庭老师轮流指导,从周一到周日,没有半天休息的时间。

  成绩要是不好,一顿痛斥和罚站是免不了的。一次,钢琴老师和学校的试卷同时汇报了任宁“很不顺眼”的成绩,妈妈气得发抖,抬手打了任宁。“你再这样下去,以后就扫大街去吧。”

  任宁当时不解,书上的那个劳模,掏粪工时传祥不是还和总理握过手吗?为什么妈妈总是拿扫大街的职业来吓她呢?

  妈妈语重心长地对她说,“我们小时候家里都很穷,没有差别。现在不同了。你有钢琴、课外书,你同班的同学们都有吗?有个好工作,过好日子,这是最实在的生活。”

  为了实在的生活

  妈妈对任宁的教育方法实际上是“实验性质的”。她并非从她的父母那里传承而来,甚至“背叛”了一部分她父母教给她的东西。

  “听组织的安排。”这是她父母常跟她这么说。没错,她成长的年代,人们大多穿着颜色单调的外套,背着相同的句子。人人不担心自己的工作,一切都好像被安排好了。但是她却有点不甘心,她想考大学,在1966到1976年间,这个梦想很幻灭。

  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仿佛一夜之间,任宁妈妈开始明显感觉,周围的差距大了。很多人“用羡慕的口吻谈起物质”。从沿海城市出差回来的同事说,那边有跑外贸的朋友,捎来进口的电视机好得不得了,也贵得不得了。“人们以前谈起钱来,遮遮掩掩,只觉得俗气。但九十年代,有钱人被羡慕了。”

  也就是那时开始,改革开放的政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成为勇敢者做梦的基石。任宁的妈妈又捡起了她为完成的梦想,念书。在工作之余,别人休息的时候,她把复习知识点写成小纸条,贴的全家到处都是,随时记忆。天天看书到深夜。凭着这股拼劲,她拿到了两个文凭,在工作上更进一步。

  任宁妈妈常痛说自己的“革命家史”,不断告诉女儿,“第一,你要比别人更努力才能更优秀,第二,你只有更优秀才能有更好的生活。”

  渐渐长大的任宁开始理解妈妈。“毕竟,书中的大道理是虚无的,妈妈的经验是实在的。”

  房子、车子和一份广东省某事业单位的工作。2008年,在英国念完研究生后回国两年,任宁拥有了悠闲而又有品质的生活。“妈妈对此很欣慰。”她说。

  对自己的孩子,任宁会选择母亲的教育方式吗?

  “当然,”任宁说:“现实很残酷,中国人太多。如果你不比别人有优势的话,很容易被时代忽略,哪里还有幸福可言。”

  (中国周刊记者/余芳倩报道   文中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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