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来扬

　　6月20日，中国青年报刊发题为《两百多名高管身陷假洋文凭骗局》的报道，披露了北京市海淀区破获了多起涉嫌利用国外假学历实施诈骗的案件。报道刊发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美国哥伦比亚国际学院在燕园资源大厦4层办公地点的标牌也被取走。

　　中国青年报记者曾试图联系假洋文凭骗局受害者了解其受骗经过，但多数受害者婉拒了记者的采访请求。

　　近日，经相关案件承办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饶明党的协调，中国青年报记者联系上一位假洋文凭骗局的受害者范蓉梅(化名)，请她讲述了受骗经过，并谈了她对这一现象的看法。

　　“他们的招生宣传是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去设置的”

　　范蓉梅是北京一家公司的总经理。此前，她参加了所谓的美国哥伦比亚国际学院工商管理博士(DBA)项目的课程学习，并为此支付了近10万元的报名费和学费。但在学习结束后，范蓉梅和她的一些同学发现，他们所获得的博士学位证书只是美国哥伦比亚国际学院自行颁发的证书，而该学院本身并没有授予学位的资质，于是，便向公安机关报了案。

　　范蓉梅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犯罪嫌疑人在向潜在客户宣传美国哥伦比亚国际学院及其相关项目时，使用了“偷换概念”的手法，引导他们相信其宣传内容。

　　“他们的招生宣传是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去设置的。”范蓉梅说，“首先，一个教育机构是要在政府注册的；第二，它要有教育主管部门的相关资质；第三，它得有中国大使馆的认证。”

　　这种思维方式，或许是不少没有海外留学、生活经历的企业高管相信其招生宣传内容的原因之一。

　　中国青年报记者在美国哥伦比亚国际学院等洋高校的招生宣传材料中看到，他们都会强调自己具有“权威认证”，例如美国州政府或州教育局的认可、美国高等教育学术评定委员会的专业认可、国际认证理事会的认可、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对该高校的文凭认证，等等。

　　据雅力国际教育首席执行官胡靖介绍，在美国，管理教育的职责是下放到每个州的，并没有一个统一的部门来管理大学教育。美国教育部并不认证大学，这与我国的情况是有差别的。同时，在美国成立注册一个大学较为容易，这就给“野鸡大学”的滋生提供了土壤。

　　因此，虽然一些洋高校的招生宣传材料中宣称的“获得美国某个州的认可”等内容是真实的，但它们并不能成为其具有授予学位资质的依据。

　　“犯罪嫌疑人是在偷换概念。美国哥伦比亚国际学院并不是一家可以授予学位的教育机构，而只是一个培训班。它确实有一个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认证，但这一认证其实跟授予学位的资质风马牛不相及。”范蓉梅说，“然而，犯罪嫌疑人把所有的这些材料用中文给你排列在一起，一些不了解教育培训业务的人很难去甄别它是否正规。他们一定会受骗的。”

　　为了进一步获取潜在客户的信任，犯罪嫌疑人还会向他们出示承诺书。

　　记者在一份2010年9月由美国哥伦比亚国际学院在中国的招生代理机构出具的承诺书上看到，其中有“美国哥伦比亚国际学院的名称系在美国纽约州合法注册的学府、非营利性机构”，“美国哥伦比亚国际学院具有独立颁发DBA学位证书的资质”等内容。承诺书还载明：“承诺人保证，上述承诺均真实准确，若任何一条不能兑现或失实，承诺人保证无条件退还所有报名学员所交的所有费用。”

　　然而，承诺书载明的部分承诺是附期限的。例如，上述承诺书称，“美国哥伦比亚国际学院是经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CHEA)认证并在其数据库可被查询到的有资质的学院”。但随后注明，“2013年5月才能在CHEA查到”。

　　记者问：“你们当初有没有想过去教育部的网站上查询这些洋高校呢？”

　　范蓉梅告诉记者，犯罪嫌疑人在一开始就事先说明了，“除了在中国没有备案外，在其他地方都有”。

　　“他们骗也是骗了好多年的，相关的套路都比较成熟。比如说，懂中文的人最容易做的就是在中国的教育网站上查询，但他事先就跟你说明了，我还没有在中国备案。如果他在其他国家有备案的话，就要求你有一定的英文水平，到国外的网站或机构去查证或检索。但大部分学生的英文水平有限。” 范蓉梅说。

　　“根本没有‘一班’”

　　除了在招生宣传上“做手脚”，犯罪嫌疑人在开展项目过程中，也需要维系学员对洋高校和洋文凭的“信赖”。

　　犯罪嫌疑人余某在供述中承认，在先前的宣传中，他们向学员隐瞒了美国哥伦比亚国际学院不具有颁发MBA、DBA学位证书资质的事实。但在2010年4月，有学员在培训过程中发现了这一事实，他们只好采取补救措施，让在美国的合伙人去申办相关认证。

　　另一犯罪嫌疑人供述，在有学员发现在美国教育部门的网站查不到美国哥伦比亚国际学院的名字后，他马上向公司负责人反映。公司负责人反馈说相关资质正在办理，但“到我们被抓的时候这个还没有办成”。

　　此后，犯罪嫌疑人在招生宣传的承诺书中加入了相关的认证承诺，但同时注明得在2013年才能查询到相关资料。

　　中国青年报记者还了解到，一些犯罪嫌疑人为应对学员在培训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疑问，还专门准备了文档，供陪同学员听课、负责签到事宜的教学助理“应急”。

　　记者在检察机关查获的、由犯罪嫌疑人制作的一份名为“临时出现的问题和突发事件”的文档中看到，上面列出了“学员要求看授权书或相关的证明”、“我想去本校学习你们学校可以发正规的学习邀请函吗”、“我们的学位在国内和国外认可吗”等条目。

　　而在该犯罪嫌疑人从事的“美国理工大学”招生业务的材料中，还有一份“话术单”，针对“美国理工大学这所学校在我们国家认可吗”等16个问题，提供了相应的回答。

　　记者发现，相应的回答多半避实就虚。例如，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是：美国学校的学位在全球都是认可的，因为中国的教育制度不一样，必须出国学习半年以上才能在教育部学位办备案并在留学生服务中心做认证才能得到认可。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教育学位互通互认。

　　而对“我没有研究生的学位证书能报名吗”的问题的回答是：“我们的学校的学位是注重能力和素质教育。工作经验很重要！您参加工作几年了？”

　　恰恰是对报名者有工作经验的要求，让范蓉梅觉得犯罪嫌疑人开设的项目课程是“有门槛的”。

　　“他们在招生简章上对入学条件作了规定，还有资质审核，要求学员具有大中型企业从事中高层管理工作8年以上的才能报名。这种报名要求给人的感觉是，这个班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报名的。”范蓉梅说。

　　记者在美国哥伦比亚国际学院2008年底发布的招生简章上看到，对报考工商管理博士(DBA)学位的入学条件有3条，前两条分别要求学员具有硕士研究生学位证书，或具有硕士研究生同等学历证书并累计工作经验3年以上，而第3条则要求报名者“大学本科毕业，在大中型企业从事中高层管理工作8年以上，在企业管理方面有独到见解，在行业内具有较高的影响力，经校方资格评审认可者，可以同等学力报名，经校方评估考核后可入学”。

　　事实上，正是这一条件将这些洋高校的招生对象框定为“企业高管”。

　　“他们要求报名的人提交材料进行资质审核，还说要把英文的材料送到美国去审核，通过后才能入学。”范蓉梅说，“第一次联谊的时候，教学助理对我身边的一位老总说，您的材料还没通过审核，暂时不能报名。这些都让人觉得入学的条件比较苛刻，上这个项目课程班是比较有谱的。”

　　但她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实际上，所谓的外送审核只是“缓兵之计”。“当时的那位老总没有交学费，所有先交过学费的人都通过了审核。后来该老总交了学费后，也通过了审核。”范蓉梅说。

　　最让范蓉梅感到犯罪嫌疑人骗术老到的事情发生在开学后。

　　“我们班有30多人，当时是‘二班’。他(指犯罪嫌疑人——记者注)告诉我们还有一个‘一班’，当时已经毕业了。这就让大家相信，他这个项目是办了一定时间的。”范蓉梅说，“开学第一天结束后，大家吃饭联谊，现场来了一个女孩子，被介绍说是作为‘一班’的学员代表，和大家一起交流，并说‘一班’的学员已经如何如何了。”

　　但后来，范蓉梅和她的同学对课程质量有所怀疑，希望犯罪嫌疑人提供“一班”的名单，要找“一班”的人核对相关事实时，“他们连一个学员也拿不出来”。

　　“后来我们才知道，根本没有‘一班’。”范蓉梅说。

　　“他们既没有教室，也没有任何一个属于他们学院的老师”

　　“我参加这个项目课程班只是看重它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师资，其授课的内容和质量是有保证的。”范蓉梅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解释了自己报名的初衷，“我是对他们开设的课程感兴趣。而且他们说，课程都是由哥院的人和中国像清华、北大这些学校的老师上的，也有一些其他高校的，比如经贸大学的老师。”

　　在相关洋高校的招生宣传材料中，除了“权威认证”外，“师资阵容”也是犯罪嫌疑人希望说服潜在客户报名的重点内容之一。

　　例如，在休斯顿大学的招生简章中，“师资阵容”“主要来自北大、休斯顿大学、清华及从海外聘请的讲席/特聘教授；业内专家；由国内外著名经济学家、跨国公司总裁、政府要员以及国际知名管理学大师组成的外聘教授等”，周国平、张维迎、吴敬琏、李稻葵等人的名字均在其列；但中国青年报记者在警方从犯罪嫌疑人处查获的讲课费收据中发现，在招生简章中声称的35名中方师资团队成员中，只有1人在2009年8月给学员上过两次课。

　　“他们(指犯罪嫌疑人——记者注)完全是根据能请到什么样的老师，再来开设相应的课程。而不是根据课程的设置，制定相应的教学大纲，再去邀请相关领域的老师。”范蓉梅说，“后来我们知道，他们既没有教室，也没有任何一个属于他们学院的老师，就是授课的时候外请老师过来，然后给人家一定的授课费。如果不去上课，你其实都无法知道这些情况。”

　　记者在犯罪嫌疑人发给美国理工大学2010级学员的上课通知单上发现，除了一次在海南三亚的授课之外，其余的课程授课地点均在北京大学内的英杰交流中心、北京大学西南门外的北大资源宾馆和北京大学东门旁的博雅会议中心。但这些授课地点都是犯罪嫌疑人临时租用的。

　　甚至，犯罪嫌疑人设立公司的最初办公地点是在居民楼里。

　　“我们同学在一起聊的时候我才知道，当时这家公司的办公地点是在一栋住宅楼的两居室里，而不是在办公楼里。后来我们毕业一年多后，他们才搬到较好的办公楼里，买了房买了车，还让大家一起去联谊。”范蓉梅回忆说，“后来我一想也对，一年多的无本生意，他们进账近千万元呢。”

　　她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请北大、清华的老师来讲课，大概两天的课就是两三万元；租房也就是几千元，十二节课也就二三十万元的成本，但他收过去的学费得多少钱啊？”

　　范蓉梅个人交的学费近10万元，但这还不是最多的。记者从饶明党处获悉，检察机关了解到的情况是，和范蓉梅一起被骗的共有13人，最少的交了4.4万元，最多的达12万元。

　　而据范蓉梅介绍，在她报案时，哥伦比亚国际学院已经招到了“八班”或“九班”了，每班30多人，“而且相关的费用支付是没有发票的，这还涉及逃税问题”。

　　犯罪嫌疑人余某所在公司的一位员工在今年年初撰写的年终总结中提到：“我明年的工作计划是完成招收学员20名，销售金额200万以上，争取把休大(即休斯顿大学——记者注)招满30人……”

　　而在犯罪嫌疑人武某与合作方在去年3月签订的合作协议中，双方关于费用分配的条款是，工商管理硕士(MBA)每生1.5万元归合作方，其余归犯罪嫌疑人；工商管理博士(DBA)每生3万元归合作方，其余归犯罪嫌疑人。

　　即算离报案已过去将近1年，但范蓉梅仍不时收到关于洋高校学历班的广告短信。“我都把它当做垃圾短信，看过直接就删了。”范蓉梅说。 

　　本报北京6月28日电

　　“多数学员有一份受教育的诚心”

　　本报记者 来扬 

　　“我们去公安机关报案，提的要求并不是说想把这钱追回来，而是希望揭穿骗术，采取一定的措施，让更多的人不要再上当受骗，让那些有热情继续深造的学员，能够从国家认可的正规渠道获取相应的教育资源。”遭遇假洋文凭骗局受害者范蓉梅(化名)如是说。

　　她不认同此前“受害人自身素质有问题”的评论。她表示，尽管确实有一部分学员是“奔着证书来的”，但多数来受教育的学员“真的是有一份受教育的诚心，也很认真”。

　　据案件承办人饶明党介绍，在涉案的339名受害人中，八成是企业副总经理以上级别的高管人员。在中国青年报记者看到的几份洋高校班级同学录中，外地企业高管的比例占了半数以上。

　　据范蓉梅介绍，她在听课中认识的学员，除了企业高管外，还有一些政府工作人员和刚硕士毕业不久的年轻人。

　　而和她同班的30多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学员来自外地。“远的有福建的、广西的，他们每次来上课都坐飞机往返，还要在北京住几天，成本是非常高的。”范蓉梅说。

　　“在企业当高管的这些学员，大多数不可能有时间再去脱产深造。”范蓉梅分析，他们自身有进一步深造的需求，愿意花钱去参加相应课程的学习。“至于学位，其实我们不十分看重。当然，如果有相关的学位，对我们来说何尝不好呢？”

　　“这么一批接受继续教育热情这么高的人被骗子骗惨了，现在好多媒体的报道和评论还让这批人灰头土脸的，大家的这种情感你也应该理解，不愿意承认(被骗的事实)。”范蓉梅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她表示，自己和几个同学向公安机关报案，是希望能借此净化教育培训市场的环境，“把那些以合法外衣掩饰非法目的的公司彻底清除出教育培训市场”，“如果他们的违法成本不高的话，还会有人去效仿”。

　　“假洋文凭骗局暴露了我国教育培训市场上存在的漏洞，我希望公众能从我们的被骗经历中吸取教训。”范蓉梅说。

　　本报北京6月28日电

　　净化教育培训市场的三剂药方

　　本报记者 来扬

　　案件承办人饶明党为治理假洋文凭骗局开出了三剂药方。

　　“一是加大打击教育培训违法犯罪的力度，规范各类教育培训机构资质审查，加强运行监管，净化市场环境。二是通过网络、报纸等媒体，运用典型案例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增强防范意识。三是加强重点高校周边及校内楼宇场所出租的管理，有效防止犯罪分子误导公众，实施诈骗犯罪。”饶明党说。

　　在雅力国际教育海外合作总监张南看来，要净化目前国内的教育培训市场，教育主管部门需要增加作为监管机构的监督力度，从源头上杜绝欺诈性国际合作课程的存在。社会公众也应该增加自身的法律意识和辨别真伪的能力，在自身知识层面不够丰富或者不能对项目课程真伪性进行辨别的时候，及时向权威机构求证。

　　“媒体在为教育培训类产品作推广宣传的时候，也需要进行必要的审核。主流网络平台更应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不能为了经济利益发布不符合事实的虚假广告。”张南补充说。

　　“我认为中国应该有一个公益性的网站，对这类民间办学机构的真实资料进行审核，并对外公布，澄清什么样的教育机构是正规合法的。”假洋文凭骗局受害者范蓉梅(化名)说。

　　本报北京6月28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