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刊201113期封面

　　高消费不等于高品质，低成本不等于穷日子。

　　CPI居高不下，通货膨胀一路走高。有没有可能过上既高品质又低成本的生活？

　　我们提供省钱秘笈，教你如何借助网购跑赢CPI；我们也捅破各种貌似低成本的消费陷阱，教你不贪小便宜吃大亏。但更重要的，是明确高品质生活的定义和低成本生活的定义。

　　许多人错把高欲望和高消费当成高品质生活。“如果所有的东西都得用钱去换，那当你都用钱去换的时候，你用什么去换钱？”(朱德庸语)若用理想、原则、闲暇、自我、爱好、自由、家庭去换，你换回来的钱也买不到生活品质和幸福。

　　而低成本生活的关键词不是消费，是四个字：宅、绿、闲、乐。回归家庭，享受亲情；节能减排，亲近自然；保全自我，拥有闲暇；节制攀比之心，享受日常乐趣。

　　我们占有的“东西”已经够多了，指“南”，指向的是生活，不是欲望。

　　一种低成本生活的价值观

　　生活在低处

　　幸福需要谦卑态，生活需要低姿态。“低成本、中收入、高品质”是一种崭新的生活价值观，它不会让你步入“上流社会”，但至少可以让你不至于坠入“下流社会”。

　　文/胡赳赳

　　“艺术不是更高更快更强，不是体育竞赛，而是每个人独特的气息的体现。”歌手李健这样描述他的“艺术观”。

　　这句话完全可以用来反省我们此时此地的“生活”——像古龙所说“骑最烈的马、喝最名贵的酒、交最难征服的女人”才是生活的意义吗？答案似乎不该是这样，但现代人却演之愈烈。成功者的标准模板是：高收入、大房子、全私享。

　　这种“高大全”的盛景的确蔚为大观，它堪称是“智力竞赛”(脑力劳动者和嘴力劳动者)、“财务竞赛”(企业老板和高管)和“体能竞赛”(熬夜、加班、应付人际关系，在40岁之后倒下的人，已属幸运)。

　　生活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前进，人生却向着“更猥琐更自私更有压力”一路滑坡。有一个貌似占便宜的心算方法：现代人的生活密度和信息量很大，一年的经历相当于古人的三年。这样看来，人生不曾虚度，年过半百即已活得够份。但是，这种生活密度不空闲却浮华、不放松却紧张、不舒心却忙碌。

　　究其实，生活的感受决定了生活的品质而不是其他。如果连生活的“感受器”都发生了问题，人只是一具消费终端机。

　　高调生产是为了低调生活

　　生产与生活的关系很难一言蔽之。在革命年代，生活就是阶级斗争；在如今的经济年代，生活同样被“卷入”了，在“生产-消费”模式的环境中，人被迫从生活中退场，生活被挤压成简单的二点一线(办公室、卧室)，或叠加成复杂的飞机旅行(每周日程填满，城际商务)。

　　一位出版商诉苦说：“这个行业是只能进，不能退。”退出机制受很大约束，让之前的投入都变成沉没成本，另外，当你想退时，已身不由己，辛苦建立起来的品牌和团队都需要维持运转。

　　除非去做个“个体人”或“自由职业者”，否则，几乎所有的行业都面临着这类问题——公司一旦做大，便有了自己的运行规律，这种规律是不以个人的自由意志为转移的，换句话说，它倾向于无限挤压个人生活空间，从而将生产空间扩大到整个社会层面。

　　若问问人们对生活的理想，不再是上世纪80年代的理想主义、精神愉悦，人们正在经历着一个繁茂的“物欲时代”。物质使人们的心理期望值不再需要想象，而是有三六九等、明码标价的现实填充物，等待你去领取。

　　这就是消费社会的可怕之处，数量取代了质量，复制取代了手工，升级取代了停顿，极品取代了耐用品。

　　台湾著名漫画家朱德庸先生说：“这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商业阴谋，你不觉得现在的东西越来越不耐用了吗？就是为了让你不停地购买。”他的诺基亚手机使用7年了，还未换掉，磨损严重。十多年前的一个深夜，他在办公楼里加班，忽然产生了想跳下去的念头，那时是他的盛名时期，荣誉和事务一起扑面而来，办公室的电话响个不停，他差点被压力击倒。

　　“我果断地终止了许多事务，按自己的节奏来生活和工作，尽量不受外界影响。”朱德庸说，实现财务自由就是为了让自己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这种生活就是拥有闲暇。

　　林语堂称：“在所有的动物中，只有人类发明了工作。”动物只有在饥饿时才觅食，其他时间则自由自在地生活，而人类却饱受欲望支配和折磨。

　　电影导演大卫·林奇说：“只有拥有闲暇，才能让好事自然地发生。”但大部分人已经享受不到闲暇的乐趣，且不具备让好事自然发生的能力了。“策划”、“统筹”、“执行”等硬性法则让人工干预颠覆了天然乐趣。

　　哲学家罗素讲：“人类应用20%的时间工作，用80%的时间生活。”但现实恰恰相反，大多数人工作5天休息2天，也有工作狂全天候都在精神亢奋之中，美其名曰工作就是生活。而这，恰恰是舍本求末。

　　低成本生活的可能性

　　事实上，中国的中产阶层已经感觉到“M型社会”的危机了。中产正在坍塌。经济危机之后的通货膨胀直接影响到每个人的收入。物价在上涨，CPI在上升，钱越来越多，而购买力越来越小。中产者的生活品质大受影响。

　　以北京为例，许多上班族改坐出租车上下班了，因为停车费交不起，而且油价一直在涨。以前，人均一百元能吃到很好的大餐，而现在，人均两百元还不含酒水，才是请客的预算。

　　至于生活品质的另外几个因素，比如住，几乎成了一代人的心病；比如时尚消费，则是永远追赶不上的美学法则。而大城市的环境污染、恶劣交通、无良食品则令人担扰。这一点，在熟人社会的二、三线城市，则要缓解许多，那里，人们的幸福指数显然要高很多，而生活成本，则显得不那么高企。

　　渡边淳一在最新的著作《幸福达人》里说：“幸福与不幸福的判断来自于和别人的比较。”要想幸福，“不和周围的人比较就行了。”而这一点殊难做到，因为“我们总是在与他人的关联中生活、行动的”。

　　他引用一位日本女诗人的和歌：“昔有浪女遭割乳，吾亦丧乳同堪怜。俯身为君系鞋带，幸福有此谦卑态。”这位因患乳腺癌而英年早逝的女诗人叫中城文子，她的生活观影响了一代日本人，怎样去追寻生活的本质。

　　学者余世存说：“在全球化和消费主义的这趟欲望号特快列车上，你不上车，就会被时代抛弃，你上车了，又会迷失自我。”他的最新著作“非常道II”拟命名为《狂欢》，他编纂的这部世界各国经典名人语汇，则为当下的生活注入了思想话语清流。

　　既然高欲望释放的是人性中的自私、贪婪，那么，有没有一种方式能让人既过上体面的生活，又不那么面临高消费的压力呢？

　　答案是肯定的，低成本生活就是一种选择。有人将低成本生活归结为四个字：宅、绿、闲、乐。

　　“宅”是指回归家庭，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家庭生活上，从而享受家庭生活的乐趣。“绿”则是指绿色生活，节能减排，保护环境，多运动和亲近自然，不浪费少排碳节约能源。“闲”是指一定要拥有自我支配的闲暇时间，因为大部分人生的乐趣、业余爱好和成就其实是工作之外的“第二人生”产生出来的；“乐”是指乐活，一种有机的健康生活，这种生活并不需要花费太多钱，就可以享受到积极的、向上的生活乐趣，这是一种令人愉悦的生活态度。

　　朱德庸说：“真正有品质的生活反而是不太花钱的，看你对品质如何定义。”高欲望与低成本难以协调，但高品质与低成本并不矛盾。他的高品质生活有三件事：散步、音乐、绘画。而这，不仅不花钱，反而给他带来价值，散步让他享受闲暇，音乐让他修复人性，绘画让他取得成功。

　　工作、消费与新穷人

　　幸福需要谦卑态，生活需要低姿态。

　　一旦生活进入更低、更慢、更轻的状态，便会有自由而轻盈的状态，不再受到工作、社会的压力和束缚。而这，正是由低成本生活的选择所带来的——面对生活，你应该孜孜不倦、斤斤计较。

　　当下的难堪是，你努力工作，积极表现，发现收入并未增加，时间去失去了。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警告说：“消费者的兴起是公民的没落，越是有技巧的消费者，越是愚蠢的公民。”

　　在鲍曼看来，“消费自由”具有欺骗性，它表现在“消费欲望主导的自由、快乐和幸福都是虚假的，而且是永难满足的”。

　　生活必需品与生活奢选品之间的界线被有意模糊，大量的时尚和广告使人们时刻处于亢奋和永不满足的状态。而“传统消费者”则是消费社会的“公敌”，因为他们只在必需品上作出选择。

　　而正是过度的“消费”奴役了人们，使之成为“新穷人”。月光族、卡奴、房奴，维持体面生活所必须付出的一切，使得“新穷人”必须努力投入工作才能获得想象中的生活方式。而一旦他们支付不起这种生活时，便堕入日本学者三浦展所描述的“下流社会”：收入低，人际沟通能力、生活能力、工作热情、学习意愿、消费欲望也都全盘降低，对于生活的热情低下，收入难以提高，独身比例则增高。显然，低成本生活的生活观和价值观，则提出了一种自我救赎的道路：重振生活积极价值，树立生活的信心，提高生活与工作的“性价比”。

　　鲍曼在其社会学新著《工作、消费与新穷人》中说：“现在是消费美学占据了过去由工作伦理曾经统辖的位置。对于经过消费者训练而成功毕业的人来说，世界是一个由可能性构成的巨大母体……世界及其所有碎片都由它来评判——诱发欲望的能力。”

　　正如一位英国学者所说：“欲望并不渴望满足。相反的，欲望渴望依然是欲望。”

　　深刻的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论革命》一书中，尖锐地刻划出“穷人”的嘴脸，她说：“追求一夜暴富的知名激情绝不是感官邪恶，而是穷人的梦想；穷人秘而不宣的愿望不是‘各取所需’，而是‘各取所欲’。”她嘲弄说：“富足与无休无止的消费乃是穷人的理想：它们是苦难荒漠中的海市蜃楼。”

　　现在，你明白了低成本生活的可贵与意义了吧：只有生活在低处，自由才在高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