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石  破 发自西安

　　“赔钱保命”，可免一死？

　　西安律师张冬生没有想到，最高法的一纸通知，将他的当事人从刑场上拉了回来。

　　2009年，西安永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冬生、黄振东接触到一起案子：一对年轻男女经人介绍谈恋爱，后男方发现女方是坐台小姐，提出要分手，女方不同意。双方几番纠缠，最后一次在某宾馆房间谈崩了，女方连骂带打，男方也急了眼，顺手扯下有线电视连接线，把女方勒死了。

　　本案审理中，公诉方提出两个情节恶劣的事情：一是嫌犯将女孩杀死后，从她身上找出两张银行卡，去银行取走了10几万元现金。二是嫌犯行凶后，去某废品收购站买了个汽油桶，将尸体装入，灌上水泥，藏了起来。

　　两位律师最初的辩护思路是：“钱不赔，人不保。”因为从当时法律规定和本案犯罪情节来看，“赔钱保人”的可能性不大，反而可能对委托人造成“人财两空”。委托人无奈之下，同意了律师的辩护思路。

　　2010年1月8日，最高法发表《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其中第22条规定：“对于因恋爱、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犯罪，因劳动纠纷、管理失当等原因引发、犯罪动机不属恶劣的犯罪，因被害方过错或者基于义愤引发的或者具有防卫因素的突发性犯罪，应酌情从宽处罚。”第23条规定：“被告人案发后对被害人积极进行赔偿，并认罪、悔罪的，依法可以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因婚姻家庭等民间纠纷激化引发的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属对被告人表示谅解的，应当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这个文件，最初并未对社会公开，而是通过法院、检察院两个系统，一级一级往下传达。2010年春节前，张冬生与陕西省检察院一检察官闲聊时，得知此情，并获得复印件一份。张冬生的律师辩护团队立即与委托人举行商议，根据此一变化，将辩护思路做出重大调整：“赔钱，保命！”

　　他们的计划在一审开庭时遭到挫败。由于开庭前未能取得受害人家属的谅解，也未与受害人律师就赔偿额达成一致意见，一审法院判处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被告人当即表示上诉。

　　案子来到陕西省高院后，张冬生、黄振东两位律师和委托人家属前去向主审法官陈情，表达了“赔钱、保命”的愿望。法官耐心地做双方家属及律师的工作，最终取得受害人家属谅解，赔款50多万元，被告人改判死缓。

　　陕西省高院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法官称，自从最高法的这个政策下来以后，陕西省凡是因民间纠纷激化引起的杀人案，被告人除了主观恶性极深、人身危险性极大，并愿积极赔偿受害人损失，取得受害人家属谅解的，多数都会判为死缓。

　　直到药家鑫案的到来。

　　“药家鑫案效应”

　　2011年5月中旬，药家鑫案一审宣判后，陕西省27名律师自发搞了一次沙龙活动，讨论“药家鑫该不该杀”，与会者中包括药家鑫的辩护律师路钢、受害人张妙家属的法律援助律师许涛。参加会议的律师分作两派，对“杀药家鑫能否达到最好的社会效果”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张冬生律师说：“陕西法律界人士的普遍看法是：判处药家鑫死刑，是个不坏的选择，符合现行法律规定，但不是最好的。最好的选择应该是‘赔钱，保命’。”

　　那次沙龙活动中，与会律师对“媒体”及“民意”在审判中的作用也重点作了探讨。法院判决有没有受到媒体的影响？媒体的过度介入，会不会导致受害人家属处于不理性状态？究竟谁的表达才是民意？达到多少人才是民意？网络声音是否就能代表民意？张冬生律师认为：“法律是通过人民选出来的代表，通过一定的程序制订出来的，它凝练了民意，是法律化了的民意，它才是真正的民意。”他笑曰：“药家鑫案对我的启示是，作为被告律师，怎么避免案子受到‘民意’的过多关注？‘民意’关注过多，律师和法官都把握不住了，不得不顺从‘民意’。”

　　陕西省律协刑事专业委员会秘书长耿民律师透露，陕西省高院一位领导曾告诉他一则有意思的信息。这位领导说，对药家鑫案的判决，司法机关很为难。药案二审判决下来，在最高法复核期间，药家鑫的父亲拿了25万元现金，送到受害人家里。他跪下说：“现在药家鑫已经判死刑了，我们家的全部家当就是这25万元，你要不要我都给你，你们看着办。人没了，财没了，我们也不活了……”药家鑫一案在最高法“闪电式复核”，就是司法当局怕再出现反复，引起民众及双方当事人情绪波动。

　　有法律界人士认为，最高法对药家鑫案的复核，对今后类似案件有“立法”效应。今年6月，云南李昌奎奸杀19岁少女王家飞并摔死她3岁的弟弟，被云南省高院以“有自首情节”为由判处死缓后，引起舆论大哗。有网民质疑：“他的行为比药家鑫更残忍，药家鑫自首都判死了，他为什么还活着？”7月4 日，河南省驻马店又发生了国税局公务员持剪刀连捅市民4刀致死的凶杀案。这起案件怎么审，怎么判，必定也会引起全国民众的强烈关注。

　　其实，在药家鑫案之前，陕西省还有一起大案发生，即王双娃特大交通肇事案。同样的交通肇事变故意杀人，同样的一审法院判处被告人死刑，同样的被告人不服上诉。王双娃案与药家鑫案，是陕西省两个著名的刑事案件。省里怕两案弄到一块，乱套了。等药家鑫案结束后，省高院才开会研究王双娃案。

　　如今药案尘埃落定，这起大案的二审将于7月上旬开庭，被告人王双娃命悬一线间。

　　王双娃命悬一线

　　2009年2月10日凌晨，王双娃驾驶准载8吨的自卸车，从泾阳县冀东水泥厂装载32吨水泥熟料往户县千王水泥厂运送，其子王哲随车同行。晨6时许，当车行至108国道长安区斗门街道办协和搪瓷厂门口时，撞上同向骑自行车上学的5名初中学生，致学生王方圆、张赛当场死亡，张田受重伤。事故发生后，王双娃加速逃离现场过程中，又将贾晓梅、贾航利连同3辆自行车卷挂车下，在驶出178米后，将贾晓梅、贾航利甩至路边后逃逸，两学生不幸死亡。

　　王双娃案属于特别重大案件。他肇事后跑了，留下的现场很惨，学生4死1伤，4个孩子就像被搅拌机搅过一样，身体拿不起来了，是用镊子一块块镊起来的。

　　交通肇事后逃逸的情况，在全国有很多，民众意见很大。王双娃逃跑后，受害人家属去政府请愿，政府在这种情况下，表态一定要“举全省警力”，尽快将王双娃抓获归案。

　　5天后，王双娃自首，他交待当时不知道货车下面还挂着孩子，并且隐瞒了其子也在车上的情况。侦查机关认为他不诚实，没认定自首。省领导表态，要求对此案从严办理。

　　2010年8月4日，王双娃案一审开庭，法庭给王双娃定了两个罪名：犯故意杀人罪，判死刑；犯交通肇事罪，判6年，决定执行死刑。

　　王双娃的辩护人耿民律师，按交通肇事罪为王双娃辩护。他的基本观点：一、王双娃构不成故意杀人罪；二、即使王双娃构成故意杀人罪，也不应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一审判决后，王双娃立即表示上诉。在这期间，陕西省又发生药家鑫案。省里对王双娃案就一直压着。这一压，客观上对王双娃是有好处的。2011年2月25日，《刑法修正案(八)》公布，在《刑法》第133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133条之一：“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它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耿民认为，王双娃既不属于追逐竞驶，也不属于醉驾，他是疲劳驾驶。2011年3月12日，耿民律师事务所组织了“《刑法》第133条修订与‘西安2·10特大交通肇事案’研讨会”，请来30多位陕西律师、专家对王双娃案进行研讨。

　　跟药家鑫案有所不同的是，王双娃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拼命挣扎的一个小人物。他家里很穷，从七大姑八大姨那里借了20万元，买辆大货车，没黑没白搞运输，肇事前连续10多天没怎么睡觉。王双娃自己说，他和受害孩子素无怨恨，对社会无怨恨，一直谨慎小心没有任何劣迹，如果知道车下卷有人的话，肯定不会不管。他当时只是知道可能肇事了，别人示意他停车他没停，是因为抱有侥幸心理，绝对不是不顾他人死活的间接故意杀人行为。

　　在这次研讨会上，张冬生律师发言：如果法院不判王双娃死刑，怎么面对受害人家属？怎么平息社会舆论？他建议辩护律师不要在罪名上做文章，应该让王双娃家属尽快去安抚受害人，赶快赔钱。

　　但王双娃一家三口被抓了，家里没其它财产，只有20万元买来的这辆货车。现在这辆货车已经过评估，进入拍卖程序。张冬生建议：“家里有什么卖什么，有一片瓦也要高调卖掉，以取得受害人和社会的谅解。”

　　一审中，王双娃当庭表示同意用家里的房子和肇事车辆，以及自己投保的商业险给受害人家属以赔偿。王双娃之妻在法庭上说：“我想卖出我的肾、肝脏、造血干细胞来对受害者进行赔偿。”但受害人家属拒绝原谅王双娃。该案二审将于2011年7月13日在陕西省高院开庭。

　　刑罚宽缓是大国自信表现

　　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贾宇，是中国最早呼吁和推动废除死刑论者，但他对药家鑫案的态度很明确：同意判处死刑。贾宇说：“我主张废除死刑，是从制度上主张，认为所有罪犯最后都能走向不判死刑，但在这一条未做到时，当死刑这个制度还存在时，那就是公平第一。药案事实非常清楚。他的动机太恶劣，你撞了人，不救就算了，还要为灭口捅人家几刀，主观恶性深，客观行为残忍，危害结果大；事后他也没有得到受害人家属的谅解，这也是判死刑的重要条件。”

　　贾宇也认为现在的司法机关很难做。一方面，中国的死刑制度还在；另一方面，国家政策是严格控制死刑，但又没有规定得很具体。犯罪案件形形色色，不但要看犯罪人的犯罪事实、客观效果，还要看他的主观恶性、认罪态度。另外，对受害人的补偿，受害人家属是否谅解等，也很重要。犯罪对全社会都有危害，但直接承受人是受害人及其家属，他们对犯罪的处罚表态时，司法机关在法定刑罚的幅度内是要考虑的。如果罪犯积极向受害人家属赔罪、赔偿，就控制了这起犯罪对更多人造成更多、更大的伤害。

　　10几年前，贾宇做兼职律师，代理过一起案件。两名流窜犯持枪杀死了一名男子。受害人家里，上有两老，下有两小，妻子无业，全家的顶梁柱死于非命。庭审前，第二被告人的哥哥、姐姐凑了20万元，向法院积极要求，希望能够“赔钱保命”，被害人家属也同意，但因本案是持枪杀人案，性质恶劣，法院坚持要严打，坚决不同意被告人家属的请求，法官宣判两名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听到宣判，被告人倒还没事，反而受害人家属哭瘫在现场，因为他们全家人的生活，今后将没有任何保障了。

　　贾宇认为，当今社会矛盾、阶层矛盾、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丛生，促使社会管理的思路和方法必须要创新，不能老是高压政策，严刑峻法。靠“严刑峻法”治理社会，历史上从来没成功过；我们30年里的几次“严打”，也未取得预期效果，未实现社会治安的根本好转，刑事犯罪率一直上升，越打越多。

　　在这种情况下，党和政府客观上调整了药方，把“严打”改成“宽严相济”，提倡刑事和解，社区矫正，增加缓刑的适用等，以化解矛盾。更重要的是，还要把民生问题解决好，把贫富悬殊减下来，把住房医疗保险处理好等等，应该在这些地方下功夫。

　　“我们要建设盛世中国，不仅需要经济繁荣，还需要政治清明，刑罚宽缓等，这些都是大国自信的表现。”贾宇说。

　　(李秀梅女士对本文采访提供帮助，特此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