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丽天：听证会“达人” 摄影/刘忠俊

　　听证会事关政府决策与公众利益，因此听证的程序以及参与者的代表性需严肃对待

　　本刊记者/庞清辉(发自成都)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成都一名老妇，在随机抽签的情况下，7年间竟然18次被选中为听证代表，而且多支持政府涨价。

　　消息一出，网友疯狂转帖拍砖，直呼“被代表”，更有人称这名老妇为成都听证会的“最牛群众演员”“听证会职业托儿”。

　　“我不是托儿。”这位名叫胡丽天的老妇说。她64岁，身材较胖，鼻尖上架一副硕大黑色眼镜，即使在7月的成都，她的衬衣扣子也一直紧紧扣到最上面一颗。“我参加的不止18次，是23次。” 

　　为听证痴狂

　　64岁的胡丽天能清楚地说出所参加的每一次听证会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从2001年退休起，听证会不知不觉已成为她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

　　2002年1月的“铁路票价政府指导价听证会”是第一次全国性的行政决策听证会，也是胡丽天第一次听说“听证会”这个形式。普通人可以去和官员就一件事辩论，她觉得很有意思。第二年，因为公交月票的价格，成都也要举行听证会，胡丽天不会骑车也不会开车，自认为对公交车还“懂一点”，就报了名，可没有选上。

　　2004年，为了杜甫草堂和武侯祠门票涨价，要开听证会，胡丽天对此不感兴趣，本没理会，却意外接到一个邀请她参加听证的电话，电话那边解释：2003年的那次公交车听证会没有选上她，但她的信息因此留在了“人才库”里。

　　这个机会使她找到了退休生活的目标。“我喜欢辩论，凡是有输赢的我都喜欢。”她爱上了听证会，每天都在寻找和听证会有关的消息。最初没有手机，报名后，她几天都不敢出门，守着家里的电话，生怕错过通知。

　　至今，胡丽天报名参加过40多次听证会，23次被选中，其余或落选，或被选为旁听员、候补员。听证代表因故不能参加时，候补员有可能替补上场。

　　她也有原则，“不懂的就不报名”，还有关于污水、垃圾和殡葬的听证会她也不参加，因为觉得“有点脏”。

　　时间久了，胡丽天摸索出了规律：水、电、天然气价格等听证会报名人数会很多，而和立法有关的听证会则人少。一次关于自来水涨价的听证会，共有173个人报名，胡丽天去报名时，发现报名的办公室和走廊被一群晨练结束的老人挤得满满的。

　　胡丽天希望每次都被选上。有时就亲自在抽签现场监督。173个人报名的那次听证代表抽签，她一直在现场，可“到最后也没有我，好郁闷”。不久前，成都市机动车占道收费听证会，胡丽天又跑去监督抽签，中签后，高高兴兴回去“准备功课”。

　　这些功课包括：每天阅读成都本地的每一份报纸，把报纸上专家和市民的意见记下来，想好反驳理由，好在听证会上“舌战群雄”。

　　对于她来说，参加听证会更像一种认真的娱乐。她把听证会比成大学生辩论会，分出正方和反方。有时候听证预备会结束后，她会和代表们带个笔记本电脑，去麦当劳讨论怎么“还击”，“特别上瘾”。

　　即使是旁听员，胡丽天也不走过场，有时请正式代表替她表达观点，会后跟踪听证结果，网络发达后，通常会有听证会的视频，她也都找来看一遍。

　　有的听证会提供工作餐，有的没有，胡丽天参加最长的一次听证会是7个小时，“越喝水肚子越饿”。从那以后，她每次参加听证会都自带干粮，“跑到厕所里吃”。

　　2010年，被一个记者评价“一年到头只有两件衣服”后，胡丽天新做了几套衣服，每次参加活动后记下自己穿的是哪一件，防止下次参加同一个活动时穿重了。 

　　“我是你的星妈”

　　胡丽天最想参加全国性听证会，“别人一说，这个人参加过国家级会议，多有地位”。

　　2007年，胡丽天在报纸上看到关于交强险费率调整听证会将在北京举办，正在征集报名，但只能网上报名。胡丽天不会上网，只好花了5块钱，请楼下名片店帮忙。

　　这次，胡丽天被选为旁听员，一切费用自理，但她还是兴致勃勃北上，机票、打车、住宿，几天花了3000多元，是她三个月的退休金。

　　但胡丽天觉得值。她发现北京听证会的讨论比成都激烈，因故没出席的听证代表，还请代言人或律师代替发言，“档次很高哦”。

　　听证会上没能发言，听证会后，有十来家媒体采访胡丽天，会上没能说出的话，对着媒体都说了，她找到了“明星般的感觉”。

　　不过，这位明星第一时间就赶回成都了，因为“参加听证会不能顺便旅游，万一出了事，会给承办方增添麻烦”。她强调：“遵守纪律，才有可能被选上，才再有机会继续参加。”

　　听证会纪律胡丽天背得滚瓜烂熟。比如：准时出席；深思熟虑后发言；无论同意与否，都不能侮辱申请方。按规定，发言不能超过5分钟，她仔细数出自己一分钟能说130个字，于是按这个语速写相应字数的发言稿。

　　但她抱怨国家级的听证会太少。她始终关注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果汁，希望能有个听证会；她也关注个税改革，一直期望能参加有关听证，但个税改革方案最终采取网上征求意见的方式。所以，目前除了多参加听证会外，胡丽天的梦想又多了一个“学会电脑”。

　　频繁地出现在各个媒体上，胡丽天享受这种“明星”般的感受。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早就火了，“火了几次了”。

　　点这几次“火”的，除了去北京参加听证会，还有担当湖南电视台“超级女声”成都赛区大众评委；受东方卫视邀请，担当“加油好男儿”的评审；因为给低保儿童每天一个鸡蛋，被当地媒体评选为“十大爱心市民”等。她对女儿说，“我现在就是你的星妈啊！” 

　　指桑骂槐

　　胡丽天明白对她的指责都是指桑骂槐，实际是对听证会制度的不满。“我就是那棵桑树。”

　　1996年，中国的《行政处罚法》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听证制度，根据这部法律，如果被处以数额较大的罚款，或者被吊销驾照，任何中国公民都可以向主管机关要求听证。

　　1998年，听证会制度写进了《价格法》：在对公共事业或自然垄断的商品进行定价之前，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举行听证会。2000年起，人大在制定法规时也要进行立法听证。

　　然而，时至今日，听证会有变成“听涨会”的趋势，人们感慨听证缺乏透明，流于形式。这也导致报名人数越来越少，摇号常常是从报名者中9选8，或5选4，“你报名也会被摇中。”胡丽天说。

　　成都市消费者协会相关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了这一点：每场20～50人报名是常态，中老年人居多。比如，7月刚刚举行的成都市中心城区机动车临时占道停放差别收费方案听证会，只有7人报名，胡丽天是其中之一； “成都限车听证会”的网页评论有26.5万篇，但报名参加听证的市民仅有15人。

　　该负责人说，最初的听证代表通常由市消协征集并推荐产生，经常会出现“熟面孔”；后来的听证会多由其他部门组织，采取随机抽签方式确定听证代表，“还是有很多熟面孔”。

　　同被网友称为成都听证会“四大金刚”的廖冰虹参加了至少17次听证会，对于“支持涨价”的批评，廖冰虹说，“因为有很多问题无法回避，比如很多利益很难平衡。”他也认同在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应尽可能不涨或少涨，但有时“涨价也能促使节约”。

　　胡丽天计算过，自己共有过5次力挺涨价，分别是武侯祠、杜甫草堂门票涨价；四川省义务教育“一费制”方案听证会；成都居民生活用气销售价格调整；成都有线电视收费以及成都机动车临时占道停车收费调整。

　　比如杜甫草堂门票涨价，胡丽天看到申请方列出北京、上海等地的景点门票都高达近百元，而这两大景点只有30元，“确实太低了”。很多行业涨价，胡丽天认为“都在涨价，不能不让它涨，消费者是上帝，但是上帝也应该通情达理”。

　　出生于1940年代末，胡丽天是“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一代。1964年，从四川省第一师范学院毕业后，胡丽天在成都量具集团子弟学校做了25年教师，之后调到厂长办公室做了12年文书，直至2001年退休。在她的观念里，“总体来说，政府是衣食父母，应该听政府的话”。

　　廖冰虹说，同意涨价，也不是无条件的，他们也会提意见、建议或补充内容，但媒体通常都不予报道。而且，参加听证前，他们也都认真调查，廖冰虹通过浏览网站和对身边的人采访，胡丽天则采取当面询问和电话询问的办法。去年，她学会了电脑，开始在QQ群里征求意见。

　　2009年，成都政府提出了两套增加出租车数量的方案，增加600辆或800辆。胡丽天从上午十点到下午五点，在成都市内打车7次，最长一次等了72分钟才打到一辆车。她得出结论，支持增加800辆出租车。

　　2010年，成都政府对出租车数量进行了又一次听证。胡丽天又花了一上午时间，共打车10次，发现比前一年显著容易了，于是将自己之前主张增加4000辆出租车改为增加2000辆。

　　这两次调查都有媒体全程跟踪拍摄。2009年只有一家，2010年则有三家媒体；第一次是真打车后真的坐上去，第二次则只是“开了门算打上了”。

　　网友们质疑他们是听证会的熟面孔，对此胡丽天和廖冰虹也有不解。胡丽天也劝过身边的人去报名参加听证会，别人问她：给钱吗？发东西吗？得到否定答案后便摇头拒绝了。而廖冰虹则认为，听证会报名人数少，是因为许多人认为听证会没有用，宁可在网上评论，也不愿花时间和精力当面质疑。

　　“听证会肯定有走过场的，但不能因为有问题就放弃它。”廖冰虹说。

　　但胡丽天也有另一层担忧，她希望将遴选代表的方式由抽签变为选拔，这样即使报名参加的人增多，她还可以凭借丰富的经验被选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