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小姑娘慢慢长大。乌黑水灵的眼睛下面，隔着小小的鼻子，嘴唇的裂痕已经延伸到鼻子根部，整个嘴巴看起来就像一个触目惊心的三角形洞穴。文燕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唇腭裂对她生活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村里调皮的孩子追着喊她“小豁子”，爷爷领着她去赶集，也总是遇到路人的指指点点：“哟，小丫头是个豁嘴。”

　　听到这些，郑宝忠并不怎么生气。事实上，他的童年就是在类似的嘲笑声中度过的。他总是看着文燕笑：“她就长成这样，那又怎么了？”

　　可自卑的情绪已经笼罩着这个小女孩的生活。她不再愿意和小朋友玩，也不再愿意出门，有时甚至几天几天地窝在家里，对着电视，不讲一句话。

　　村里很多人劝郑宝忠领着孩子去看医生。“可人家说，那得一万多块钱呢！”郑宝忠低下了头，“我哪来这么多钱？”

　　收养小文燕之后，家里原本就不宽裕的生活条件变得更加捉襟见肘。除了村口景泰蓝工厂的活计，郑宝忠有空就出门想办法挣钱。有时候，他在村里臭气熏天的垃圾坑里翻捡些破烂拿去卖；有时候，他跟村里人说说好话，搭着别人的三轮车，到邻近的镇上讨饭，运气好的话，一天也能要来二十几元。

　　2007年10月，定兴县残联通过媒体联系到了刚成立没多久的“嫣然天使基金”。这是一家专门资助14周岁以下家庭贫困且患有唇腭裂儿童的公益基金，小文燕成了该基金在河北省救助的第一名患儿。

　　不过，当残联和医院的工作人员一起出现在家门口，说要接小文燕去治病时，郑宝忠却忍不住有些害怕了。

　　很少有人知道，郑宝忠腿部的残疾是一场医疗事故的后遗症。在他6个月大的时候，因为发烧，父亲抱着他去医院打针，结果却被打错了地方，留下了终身残疾。等到父亲发现，再去医院找的时候，医生早就不见了。

　　在那之后，父亲郑万良曾经领着他四处求医，还找过很多迷信的方子，但每个人都告诉他，孩子被“打坏了神经”，已经没救了。

　　“那个时候，哪有什么好医生？”郑宝忠笑着安慰自己。

　　直到现在，医院和医生仍然让他觉得不安。他希望能治好文燕的嘴，却又忍不住担心，文燕会不会像自己一样，落下终身的毛病。想得久了，这个老实的男人只能不断自己劝说自己：“这是政府找来的医院，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那天来到家里的，有医院工作人员，有基金会人员，还有摄像机，郑宝忠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阵势。在镜头记录的画面中，大多数时候，他只是蹲在人群的角落里，而小文燕则站在他身后，搂着“大伯”的脖子，和他一起仰着头，用惊恐的目光看着身边陌生的人们。

　　五

　　手术是在一个月后进行的。医院和残联的负责人开着车来到村里，接走了小文燕和郑宝忠。当时，几辆黑色的轿车塞满了村里的土路，全村的人都跑出来挤在道路两旁好奇地看着。

　　但小文燕并不享受这样的过程。当工作人员牵着她的手，把她送上汽车时，这个安静内向的小女孩突然害怕了起来。“家去！家去！”她用河北方言重复着，想要回家，最后坐在车里大哭起来。

　　在北京的医院里，医生给文燕做了检查，然后告诉郑宝忠，文燕的病是“单侧三度唇裂伴有牙槽肌裂”，这一次，他们会先进行一个“三度唇裂修复手术”。

　　对于没上过学、不识字的郑宝忠来说，这些名词实在有些太复杂了。等待手术的日子里，他每天都陪在小文燕的旁边。文燕害怕地问他，“手术疼不疼”，他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医生说了，用了麻药，一点都不疼。”

　　“你看，护士阿姨都那么漂亮。”郑宝忠安慰道，“你做完手术就和她们一样了。”

　　可事实上，小文燕并不知道，“大伯”的心情更紧张。他实在无法理解什么是麻药，尽管医生一再向他解释，打了麻药，做手术的时候就像睡觉一样，感觉不到疼痛。

　　“一两个小时睡过去没感觉，那不跟死了一样吗？”手术前的晚上，郑宝忠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琢磨，紧张得一晚上没睡着。

　　小文燕终于等来了第一次修复手术。因为害怕，在手术室门口，这个3岁的小女孩一直不停地哭喊、挣扎，最后，还是医院的护士抱着她，一边哄，一边送她上了手术台。

　　当文燕被护士抱在怀里的时候，郑宝忠一直跟在后面。他想要追上去，抱住自己的“女儿”，可他唯一能做到的，只有艰难地爬着，跟在她们身后。这位“父亲”无力地仰着头，看着不断哭喊的小文燕，急切地重复：“别哭，燕儿，我在这里，别哭……”

　　很快，手术室的门在他的面前关上，小文燕在里面的哭声慢慢远去。这个40岁的男人倒在门口的椅子上，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

　　“我当时又是难受，又替文燕感到高兴。”4年后，回忆起那时的情景，郑宝忠笑着说。不过，在手术进行的时候，他哭了很久才慢慢抽噎着止住了眼泪。“我这是高兴啊。”他有点不好意思地接过护士递来的纸巾，抹了抹泪水，“燕儿终于能治好了。”

　　六

　　从手术室出来后很长一段时间，小文燕一直一边哭一边不断呼喊着“大伯”，直到郑宝忠爬到病床边握住她的手，她才慢慢安静下来。

　　不过，等到疼痛过后，在护士的鼓励下，她拿起自己粉红色的小镜子，照了照自己已经缝合的嘴唇，就再也不愿意把它放下来。那个曾经触目惊心的三角形洞穴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上唇一道细得几乎看不见的白色痕迹。

　　郑宝忠还记得文燕当时照着镜子的样子。以前，她笑起来总是用手捂住嘴，而现在，尽管在陌生人面前她始终很害羞，但没人注意的时候，她就会悄悄抬起头，好奇地看看周围，咧开嘴，露出一点浅浅的笑容。

　　在病房里等待拆线的日子，小文燕每天只能看电视打发时间。她每天给“大伯”学唱电视剧和动画片的主题曲，还能给郑宝忠解释剧情的前因后果。吃饭的时候，小文燕抱着菜单，一道一道地念给蹲在一旁的、不识字的郑宝忠听。

　　“燕儿就是聪明。”郑宝忠对医院的护士们说，俨然在介绍自己最大的骄傲。

　　手术给文燕带来了全新的生活，在那之后的一段时间，治疗初步成功的小文燕变成了一个小名人。她专门录过几次电视节目，还在一场大型的晚会上担任颁奖嘉宾，把一个奖杯颁发给了嫣然天使基金的创办人李亚鹏。

　　不过，就在文燕做手术前，当县残联的负责人找到郑宝忠，向他介绍“王菲和李亚鹏创办的嫣然天使基金”时，这个在农村待了一辈子的男人根本不知道这两个人是谁。

　　“现在我知道了。”郑宝忠着急地补充说，“李亚鹏是一个艺术家。”

　　在一个电视节目的录制现场，郑宝忠第一次见到了李亚鹏。当时，李亚鹏是节目的主角，而小文燕是其中一个“特约嘉宾”。在现场拍摄的照片里，小文燕穿着一件别人送的、宽大的红色毛衣，而台下的郑宝忠则穿着一件大棉袄，在暖气充足的摄影棚显得特别扎眼。

　　“在农村待惯了，谁知道进屋还要脱外套啊。”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解释说。

　　整场节目中，郑宝忠一直想到李亚鹏身边，跟他说声“谢谢”，感谢他让小文燕有了崭新的生活。可等了很久，他也没找到机会：“我又上不去，而且舞台那么大，想说话人家也听不到……”

　　当节目录制结束，所有人都站起来准备离开时，郑宝忠着急了。他急急忙忙地“爬”到舞台上，蹲在李亚鹏身边，仰着头，拉住了对方的手。

　　“我没文化，什么都不会说，就是想好好谢谢他。”郑宝忠说。

　　那一天，这个中年男人攥着李亚鹏的手，拼命地掉眼泪，最后却一句话都没说出来。

　　七

　　与小文燕相比，郑宝忠并没有足够的幸运。直到今天，他的右腿仍然没有复原的希望，他也依旧无法站立。不过，对他来说，这些已经不重要了。

　　小文燕正在给他的生活带来从未有过的生气。这个在陌生人面前不爱说话的小女孩，只有在他面前才会唧唧喳喳地打开话匣子。她喜欢给郑宝忠讲学校里每一点小事，班上的同学们谁的脾气好，谁爱欺负人，哪个老师对谁好，郑宝忠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平常的日子里，郑万良和郑宝忠父子俩常常和小文燕一起坐在炕上看电视。那台21英寸的彩色电视机，是收养小文燕之后一家人专门花800元买的。有时候，父子俩会陪着小文燕看动画片，有时候，他们也会看一些电视剧。郑宝忠说，他最爱看跟“收养孩子”有关的故事。

　　当看到电视里的女孩被收养她的嫂子虐待时，郑宝忠坐在一旁叹了口气：“咱们可不这样。”

　　他在尽最大的努力照顾自己收养来的女孩。从工厂下班回来，他总想着给文燕买件新衣服。不过，他又常常担心，文燕这孩子“有主意”，自己买的她未必喜欢。

　　“别人有亲爹的穿得整整齐齐，燕儿打扮得也不能太次了。”郑宝忠说。在家里，对着自己的侄子侄女，他和郑万良也总是“高看文燕一眼”，对她比对谁都好。

　　而现在，小文燕已经成了他生命里最自豪的一部分。他总爱跟身边的人讲起，文燕聪明，成绩好，期末考试平均90多分，“比我识的字都多”。她还喜欢唱歌，在幼儿园的毕业演出上，她唱了首《喜羊羊与灰太狼》的主题曲，“声音特别好听”。

　　这个中年男人开始接受生活中越来越细腻的片段，就像他早早发现的那样，“姑娘和小子就是不一样”。郑宝忠从没注重过打扮自己，他常常连续几天穿着同一件灰色的工作服，或者一件军绿色的棉袄。可这并不妨碍他理解文燕，理解自己的这个“女儿”。

　　这个小女孩总喜欢用一些鲜亮的颜色装扮自己。她喜欢凉鞋上夹着的桃红色蝴蝶结，也喜欢医院送给她的粉红色书包，甚至从三四岁的时候开始，她就从村里的小卖部买来好多“红红绿绿的指甲油”，涂满自己的指尖。

　　在今年7月进行第二次手术之前，因为害怕感染，护士们专门给她卸掉了指甲油。可手术过后没多久，小文燕又迫不及待地涂了上去。

　　在两次手术之后，文燕的生活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她的嘴唇和牙齿再也看不出原本豁口的痕迹，这个漂亮的小女孩再也不用羞涩地躲在家里了。她和伙伴们玩“老鹰捉小鸡”，或者捉迷藏，高兴的时候，哈哈大笑，再也不用伸手捂着嘴。

　　八

　　8月2日，郑宝忠领着做完手术的小文燕回到了天边村。他们坐了3个小时的汽车，又坐着三轮车在凹凸不平的土路上颠了10分钟，才到自家门前。

　　推开那扇几十块钱从别人家淘换来的破旧的木门，院落里没有铺水泥，裸露着黄色的泥土，房子没有刷外墙，露出一块一块的灰砖。

　　与北京宽敞整洁的病房相比，郑宝忠家里的平房显得有些狭窄，墙面也泛出了斑驳的黄色。在他们住的房间里，铺着被子的土炕旁边，立着两把椅子、一个破旧的柜子、一张几乎看不出颜色的写字台和一台电视机——这几乎就是一家三口全部的家当了。

　　“你说，是家里好还是北京好？”郑宝忠问文燕。他觉得有点自卑，自己大概一辈子也没办法给闺女像城里那么漂亮的房子。

　　“当然是家里好。”小文燕毫不犹豫地说。

　　郑宝忠点点头，安心了。这里至少能盛开燕儿的笑容。

上一页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