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生活在城市里的底层打工者，杨武似乎无力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王娟作为事件中的第一受害者，反而被淹没在了舆论的洪流中

杨武的母亲已经76岁，这间小维修店是他们全家的生活来源

　　深圳杨武事件，底层生存的“城乡”逻辑

　　一个是修理家用电器的小老板，一个是在岗亭值班的联防队员，他们是同乡、同学，又几乎同时来到深圳打工。现在，却因为一起扑朔迷离的“强奸案”，成了弱势群体与公权力的代言人。底层生活者的无力与无助，媒体的舆论暴力和强势思维，在这场“大众狂欢”事件里，形成了令人揪心的鲜明对照。

　　记者◎魏一平

　　事件，“强奸”谜团

　　杨武的店并不好找。西乡虽然在深圳属于关外，但这里位于宝安区的中心位置，也是一片密密麻麻的高楼和工厂。杨武开的家电维修店在河东社区，即便新闻上已经闹得满城风雨，出租车司机也没几个人知道确切位置，也很少有人真正关心这个。河东社区以前叫河东村，从居委会楼道里贴出来的人口统计看，这个村并不大，本地人只有600多口，但是，与之对应的是，出租屋也有600多套。“这说明本地村民几乎没有住在这里的了，一般的去市里买楼，有点钱的都移民香港了。”居委会里一位本村工作人员告诉我，“现在村里的人口，少说也要过万了。”

　　找到了居委会，也就找到了杨武的店。它们并排在一条紧邻池塘的小路边，中间隔了一间派出所警务室、一间公用电话铺和两户人家，相距不过十来米。池塘据说是河东村的老支书所挖，周边的房子也大都是他家的产业，都是3层小楼，还有一栋带篮球场的大院紧闭大门。杨武租下了一楼的两间屋子，除了里间一张床铺，角落里都堆满了废旧家用电器。每月租金将近2000元，来收租的是老支书的一个远房亲戚，当然，老支书全家也移民香港了。

　　一个丈夫何以能够忍受另一个男人对自己妻子的毒打和强奸？案发当晚，杨武有没有向外界求救的条件和可能？换言之，杨武选择“忍辱”，是毫无办法的无奈之举，还是另有隐情？我们对这个离奇事件的困惑，先从它的地理环境开始。

　　单纯从地理位置上看，这个地段确实有些偏僻。河东社区的老民居，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个小池塘分布的，池塘边种了树，使本就狭窄的小路更显幽暗。这里的社区基本上实行了封闭式管理，各个出入口都有岗亭，对进出车辆进行登记和收费。与外面大马路上的喧嚣与嘈杂相比，这里倒是成了一方安静的世外桃源。

　　可是，如果在这里多待些时候，就会发现，僻静只是这里的表面现象。杨武店铺的一侧，是公用电话铺、警务室和居委会，另一侧，是一间麻将馆和一间小卖部，中间相隔的小巷子不过1米宽。白天的时候，这里略显慵懒，可是一旦夜幕降临，沿街的店铺门前就热闹起来。麻将馆里只能摆得下一张桌子，但是老板娘告诉我，每晚都要到零点才会收工。便利店前总会有三五个人围坐聊天，附近租房住的年轻打工者们也会在晚上来公话铺煲电话粥。至于警务室和居委会，一般情况24小时都有人值班。警务室是西乡街道派出所的派出机构，有四五名正式警察。河东社区的联防队就驻扎在居委会小楼上，当班的队长告诉我，联防队一共有60个队员，分成3个班，每班8小时，外地来的联防队员就住在楼上宿舍里。从周围环境看，虽然夜间马路上比较吵闹，卷帘门里发出的轻微声响大家可能听不到，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里并非人迹罕至，如果杨喜利疯狂打砸店内物品，或者杨武大声呼喊，周围的人一定能够发现。周围邻居都表示，那天晚上并没有听到激烈的争吵声和打砸声，当大伙刚刚听到店铺屋子里有些吵嚷时，警察和联防队员很快赶到，随后，杨喜利就被抓出来了。

　　河东社区联防队值班室的桌子上，摆着两部电话和一部对讲机。那天晚上，杨武的报警电话先是接到派出所，一般派出所出警抓人时都要当地联防队协助，河东社区的联防队员也参与了行动，其中一位还在混乱中受了轻伤。“一看就是喝了酒，满嘴酒气不说，连站都站不稳。”一位当晚参与行动的联防队员向我描述杨喜利的样子，“大概是看到我们冲进去了，他被杨武一阵拳头打过来，好像整个人都懵了。”事情经媒体曝光之后，桌子上的两部电话几乎被打爆，很多人张口就是一顿臭骂，直到后来，他们才明白，原来是网民误认为杨喜利就是河东的联防队员。实际上，他来自隔壁的径贝社区联防队。

　　杨喜利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这里。附近的居民都反映，从今年9月份开始，就经常看到杨喜利来找杨武，有时候是一个人，有时候会带几个穿迷彩服的朋友。他们是老乡和老同学，周围的人基本都知道，但是，让大家不可理解的是，杨喜利来找杨武，唯一的活动内容就是喝酒。“下午或者傍晚过来，一喝就到半夜，有时候夜里两三点钟，杨喜利喝醉了就耍酒疯，大声叫嚷着摔酒瓶子。”附近的邻居不胜其扰，但看杨喜利说话的样子又都唯恐躲之不及，旁边的河东社区联防队曾经过来制止过两次，可是最后都不了了之。

　　这个酒场，因为杨喜利暴躁的脾气，周围的邻居都没有参加过，甚至有人私底下劝杨武不要跟杨喜利这样的人交往，“但他无奈地摇摇头，说自己也没办法，怕被杨喜利打”。杨武做家电维修，很多时候要骑着电动车到外面去上门服务，晚上回到店里，才有时间捣腾那些收来的废旧电器，一般要忙活到半夜才会关门。杨喜利来喝酒的次数渐渐多起来，就在出事前的一周左右，他和杨武起了冲突。“吵得很凶，砸了酒瓶子，但是好像没动手。”邻居回忆说，从那时候开始，杨武每天傍晚七八点钟就早早关了店铺。“他就是为了躲避杨喜利。”

　　如果说有异常的话，那就是在案发当晚，杨武关门的时间更早，“天刚黑下来，大家还没吃晚饭，不到晚上6点钟。”事后根据警方的调查，这天晚上，杨武已经预料到杨喜利会找上门来。因为前一天晚上，杨喜利就曾来过，当时杨武不在家，杨喜利对他妻子王娟纠缠一番后，说第二天晚上还会来。到了第二天下午，杨武交代其店内员工，对外声称自己去东莞办事未回，实际上是躲到了卧室隔壁的杂物间里。

　　从这个调查结果看，杨武对杨喜利的再次到来是有所准备的。既然这不是一次让人措手不及的突然袭击，为什么杨武不选择及时报警或求救？“他或许是想拿到证据，没想到后面发生的事情超出了他的预料。”可以为这种猜测佐证的，除了杨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自述，还有后来警方所调查的案发时间。据调查，当天晚上，杨喜利进入杨武家的时候在21点30分左右，开始对王娟实施强奸发生在21点50分，5分钟后，杨武即报警。这至少表明两点，一是杨喜利没有实施1个多小时的疯狂打砸，二是“强奸”出乎杨武预料，当然，他也没有长达1个多小时的“忍辱”。媒体的表述，自然有夸大之嫌。

　　邻居们反映，这已经不是杨喜利对王娟的第一次骚扰，就在9月的一天晚上，杨喜利趁杨武不在家，敲开门强行拉王娟外出过夜。从已经公布的视频看，最开始杨喜利对王娟的搂抱等动作，并没有激起王娟非常激烈的反抗，或许她也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对杨喜利来说，因为杨武在当天下午就放出风去说自己外出了，他也不知道杨武当时就躲在隔壁的杂物间里。3个人的有意无意中，这个“局”就这样促成了，超出了所有人的控制。

　　从最初的“强奸”说，到后来的“通奸”说，又到最后因为“强奸”批捕。这天晚上，那间堆满废旧电器的屋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或许只有当事人清楚。杨武的小店里，装了至少4个固定的摄像头，“这条街上没有几家装监控的店铺，杨武爱鼓捣这些电器，装过收回来的旧摄像头，但这次看效果，有点像是有备而来。”也有人猜测是杨武故意设局，听着让人有些揪心。甚至有人说听过杨武跟老婆吵架，大意是埋怨老婆对杨喜利太过纵容，给他买酒还给他做菜。难道一个男人会为了收集证据而牺牲自己的老婆？后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联防队员给我们解释这背后的苦衷：“如果没有证据，派出所很难立案，要是让杨喜利知道杨武告状，回过头来更不会饶过他。”如此说来，杨武此举，倒是确有被逼上梁山的感觉。

　　主角，两个男人

　　杨武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男人？我们的调查，从地理环境和物理事实逐步转向故事的主人公。但是很快发现，要认识杨武，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杨武身高不足1.6米，体形瘦弱，眉目清秀，说话声音不大——这似乎是这个来自安徽阜阳的31岁男人，留给邻居们的第一印象。因为在他们看来，“北方人个子高，最起码也得像杨喜利那样超过1.7米吧”。在周围的安徽老乡中，杨武的外貌算是不起眼的。但是，杨武的名气却不小，因为他是在这里为数不多能够自己开店的打工者之一。另一位来这里打工十几年的安徽阜阳人告诉我，深圳宝安是阜阳人的聚集地，周围的打工者，年轻小伙子大多选择进工厂或打零工，上了岁数的干起收破烂的工作，真正像杨武这样凭一技之长开店的，很少。

　　杨武的家电维修据说是自学的。他初中未毕业就辍学，此后在老家集市上修理过摩托车。十几年前，他就来到这里，靠着家电维修的手艺，逐渐开起了小店。刚开始在村头，五六年前租下了村委会旁边这间地理位置更好的铺子。他给自己的店铺取名隆兴电器，标牌上注明了主要的业务范围是彩电和电脑维修，还特意写了一行“一分钱一分货”的小标语。因为安徽老乡本来就多，他随叫随到，生意逐渐红火起来。

　　这条街上，不管做生意的还是打工的，来自五湖四海，大家只知道有个会修家电的人很老实，“只要凶一点跟他砍价，一般都能砍掉一半”。但是，却没有几个人真正了解杨武的身世。后来，我们辗转从他本村老乡那里获知一二。杨武弟兄二人，哥哥早在十几年前因为贩毒被枪毙，“听说是为了挣钱被云南人骗去的”。后来，大哥家的儿子追随叔叔杨武来到深圳，也学了一手家电维修的手艺，现在已经自立门户。14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杨武便提早结束了学业。此外，他还有两个姐姐，其中一个现在也在深圳宝安干着收破烂的活儿。

　　杨武的个人生活更是一波三折。了解情况的老乡向我们介绍，他的前妻是陕西人，当年看着他有一门手艺跟了他，可是在有了两个女儿之后，还是选择了离婚。“据说是因为那个女人性格开放，有点水性杨花，跟杨武的老实本分合不来。”现任妻子王娟也是杨武的老乡，两人经人介绍走到一起后，又生了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现在，4个孩子、杨武70多岁的母亲，连同王娟，都生活在一起，杨武是这个大家庭里唯一的收入来源。“房租2000块，几个孩子上学至少要1000块，再加上全家的生活费，每个月如果没有5000块的收入，这个家庭是很难维持的。”邻居和老乡们一致推测，杨武向媒体介绍说自己月收入仅有1000多元，“不符合常识”。

　　可是，在我看来，更不符合常识的是杨武扯不断理还乱的情感世界。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杨武和前妻没有正式办理离婚手续，与现任妻子王娟也就自然没有办理正式的结婚手续。前妻后来又嫁了人，还生了个儿子，而现在又与杨武恢复了联系，为此，王娟还跟杨武大闹过几次。更为离奇的消息，甚至说杨武当年与前妻离婚，是因为他与小姨子有染所致。向我们讲述这些碎片的老乡和邻居，都会在神神秘秘的叙述之后，顾自感叹一句：“这个男人看着老实，其实不简单。”

　　杨武的“不简单”，表现不过就是他在修理家电上的钻研精神。他说话不多，喜欢把自己淹没在凌乱的机器零件之中，埋头干活到深夜。他不爱喝酒不爱抽烟，更没有时间坐在门前侃大山，有关他的内心世界，能探究者少之又少。可是，有关他的“老实”，例子却可以举出一大堆。隔壁一个邻居从杨武房间扯了条网线，每个月分摊50元的上网费，可是，让这邻居感慨的却是：“他从来没主动要过，有次跟他开玩笑说不给了，他连句不愿意都没有。”

　　杨武的家，能够让人记忆深刻的，除了凌乱与邋遢，还有在吃饭上的极度节俭。“每顿饭几个馒头就能解决，常常连着几天吃剩菜，有时候都能闻到发馊。”杨武母亲甚至偶尔会拿个小铁盆上街乞讨。尤其是今年以来，杨武的生意一直不见起色。一位了解内情的人向我们解释，主要是因为当地有线电视全部改装成了数字电视。以前每个月十几块钱的有线费用，还能好几个人共用一条线，一般租房的打工者，花费两三百元买个废旧电视就能看。而这，正是杨武的市场所在，他从旧货市场收购来的电视机不过几十块，修理一下转手就能卖到两三百。可是，从今年开始，政府要求换装数字电视，单单安装费就要1000多元，每月还要交28元的收视费，雪上加霜的是，一座楼上的租客必须分开安装，不能共用。如此一来，看电视的成本，对这些房租只有三四百元的房客来说，太昂贵了。杨武主营的废旧电视机业务，自然受到明显冲击。

　　与杨武类似的是，杨喜利也是流年不利。先是今年农历二月初八，他4岁的儿子高烧不断，去医院检查，很快确诊为白血病，直接住院治疗。这个儿子是他与一个湖南女人所生，据说两人也没有领结婚证，是前几年在深圳认识的。结婚登记需要双方家乡的证明，杨家着急，本想让女方过年回家开证明，可是，人家是独生女，父母不放行，索性就再也没回来。儿子得了白血病，做母亲的不闻不问，甚至毫不知情。

　　这个故事，是杨喜利的母亲讲给我听的。见到杨喜利母亲的时候，她还带着哭腔，用浓重的家乡话自言自语，似乎是表达对当地派出所的不满。原来，因为前几天她曾带着这个白血病孙子到杨武家门口“谩骂”，被派出所带走关了两天。她悄悄告诉我，孙子胖胖的脸和又大又圆的脑袋，都是因为化疗和吃激素药物所致。老太太今年64岁，头发已灰白一片。

　　按照杨喜利家属的介绍，他们与杨武家位于相邻的两个村，但因为两家是地邻，自小就比较熟悉。杨喜利兄妹7个，大哥3年前因喝酒去世，老二在家种地，照顾半身不遂的老父亲，另外4个姐妹，其中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也在深圳宝安打工。杨喜利小学毕业，也是十几年前就来到宝安，跟着建筑队干了很久。后来，还因为抢劫罪被判刑3年。直到2008年12月，才经过朋友介绍，参加了西乡街道办径贝社区联防队的招聘。那时候的招聘很简单，一位与杨喜利同期进入联防队的队员告诉我们：“身体结实，找个本村人担保，交上个人材料，差不多就过了。”按当地规定，联防队接受派出所和村委会的双重领导，招人一般由村委会牵头进行，报派出所批准。“有没有前科是派出所筛选的主要内容，可是，很多时候也是走过场。”上述联防队员说。

　　显然，杨喜利的“前科”没有影响他成为一名联防队员。当年负责招人的治安办主任、联防队长都因此遭到停职。他的工作岗位是岗亭值班员，负责对进出社区的车辆进行登记，而非通常所见带警棍的巡逻队员。“虽然待遇一样，但巡逻队员一般由对社区情况很熟悉的本地人担任，外地新来的只能干岗亭，几乎没有提拔的可能。”径贝社区与河东社区一路之隔，但是这里的出租楼房却高得多，大都要12层，最高的为15层。“径贝发展得稍晚一点，当时老百姓盖房子时已经认识到了将来的出租价值。”村民们感叹着，现在政府已经不让盖这么高的楼了。这个原住民500多人的小村子，现在的人口也已经超过两万。杨喜利常年工作的四号岗亭，狭窄的铁皮玻璃亭子里，只能容得下两个人蜷坐着，一坐就是8个小时。刚开始每月工资1300元，今年涨到了1500元。

　　喝酒与否，是同事们评价杨喜利时，最明显的分水岭。“不喝酒很正常，性格大大咧咧，一旦喝了酒，就完全变了个人，脾气暴躁，到处耍酒疯，见谁不顺眼就打。”相传他的湖南女人之所以选择离开，也是因为不堪忍受他酒后的家庭暴力。湖南女人走后，杨喜利于今年初又谈了个女朋友。“是个摆地摊卖夜宵的女人，30出头，两人同居了几个月。”同事和家人都介绍说，这期间，杨喜利短暂戒酒几个月，大概也是因为女友督促。“但今年8月，夜宵女人也走了，一去不回。”杨喜利又恢复了喝酒的恶习，而且喝得比以前更凶了。“5毛钱一包的蚕豆，一瓶二锅头，一会儿就喝下去了。”同事介绍说，杨喜利的酒量并不大，“白酒不超过半斤，只是每喝必醉”。今年10月2日晚，杨喜利喝酒后骑着电动车回社区，在途经自己值班的岗亭时，耍起酒疯砸了岗亭里的板凳，被居委会的治安办主任当场撤职。

　　前妻和女友相继出走，儿子得病，工作失业。这几年攒下的六七万元存款，都花在了儿子的病上，接下来的药费怎么办？似乎除了喝酒，杨喜利并没有其他排解方式。10月22日晚上，杨喜利在径贝社区的路边喝完酒，穿过宝安大道，来到了对面河东社区的杨武家。

　　底层生存逻辑

　　11月10日，我们达到深圳的当天，杨武一家人已经转移了。有人说他们在当地政府和警方的劝说下，为了躲避媒体住进了宾馆；也有人说，王娟因为媒体报道的“通奸”一说再次割腕自杀，送去医院抢救。不管怎样，杨武消失了。自11月8日最先由媒体报道后，陆续赶来的记者就把这家小店门前的马路堵了个水泄不通。邻居们回忆，最多的时候大概有30多个人。“长枪短炮，好像广东各个频道的记者都来了，第二天，外省的电视台也加入进来。”杨武哪里见过这种架势，一段视频上，他声泪俱下地哀求记者们离开他的家。

　　事情闹到这一步，也出乎老乡们的预料。其实，早在杨喜利被抓的当晚，周围的邻居就知道了他强奸王娟的事儿，被大家狠狠数落了一通才被警察带走。此后几天，邻居们几次看到王娟，或者外出买菜或者去公用电话铺打电话，都没有明显的异常。“情绪看不出特别低落，手上也没有缠着绷带。”

　　这期间，杨武夫妇与杨喜利的家属也有过联系。一次是杨喜利的姐姐和妹妹，去杨武家见到了王娟，“她说她做不了主，听杨武的”。另一次，是杨喜利哥哥与杨武的通话，后来的录音显示，大意是，杨喜利坐牢没关系，但他有个得白血病的儿子，如果他坐牢期间儿子有个三长两短，他出狱后怎么会放过你们。“这哪里算得上威胁，只是实事求是告诉他。”杨喜利的家属不认为这是威胁的话，反而觉得中了杨武的圈套，被他录了音。这逻辑多少有些“霸道”，但又带了乡村式的黑色幽默。

　　同样的“霸道”逻辑延续着。11月初，杨喜利母亲给杨喜利打电话索要孙子的医药费，才知道儿子出事了。这个性格泼辣的老太太马上带着孙子坐车来到深圳，第二天就带着一张大字报来到杨武家门前。这张大字报是杨喜利妹妹起草的，草稿就写在一张皱巴巴的废纸上，她拿给我看，那上面的大致意思是：杨喜利被抓，是因为杨武设计陷害，现在他儿子的医药费用完了，急需钱治病，只能来找杨武家要。这样的做法，在杨武看来，自然就是威逼撤诉的证据。

　　不管是给杨武打电话还是跟杨武要钱，白血病儿子，都不自觉地成了杨喜利一方手中的一张牌。“儿子得了白血病，跟老子去强奸犯罪，有什么必然联系？”这样的问题讲给杨喜利的家属后，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应，想了想说：“那是他亲儿子啊，他不管谁管？”乡村实用主义的逻辑，只重结果，不看过程，当然也无多少法理可言。就如同当时有记者问杨武为什么不采取正当防卫时，他显然被这个新词儿给迷惑了，答非所问。

　　杨喜利当晚被抓住，这件不光彩的家事，看似已经结束了，为什么杨武还要选择公之于众呢？当地司法界人士分析说，一是因为杨喜利家人数次找上门来要人；二是反映了他对公权力的极度不信任，“如果不曝光，杨喜利很可能关几天就放出来了，证据不足，只要受害人不坚持，强奸案的官司通常很难打”。

　　杨喜利曾经的联防队员身份，也是引爆此次事件的导火索之一。公开资料显示，广东省现有16万名联防队员，他们大多是退伍军人和当地无业青年，自身素质参差不齐，拿着低廉的薪水，干着巡警、交警、城管、工商等“五脏俱全”的活儿，疏于管理。今年6月份发生在广州增城的群体性事件，起因就是小商贩与联防队员之间的冲突。由此，联防队员在当地已经成为“地痞无赖和流氓恶霸”的代名词。最初的媒体报道，没有交代新闻的主角到底什么关系，使得他们迅速上升为一个底层弱者与公权力之间的对抗，这为后来的舆论暴力埋下了伏笔。

　　在当地的第三天晚上，当我在径贝社区一条小巷子里找到杨喜利姐姐租住的破旧屋子时，他姐姐和姐夫正在忙活着整理刚收回来的破烂。“一斤挣5分钱，如果我弟弟有钱有势，我还能干这个吗？”那天晚上，很多他们的老乡也过来聊天，在大伙眼里，杨武是个不怎么合群的怪人。当我们谈论起为什么不领结婚证就生孩子时，他们大都很惊讶地看着我，说：“领结婚证有什么用？”所谓夫妻间的法律效力和自我保护，在这里就是天方夜谭。

　　本来，我很想见到杨武，可是，经过这个晚上之后，我对采访杨武的渴望度大大降低了。后来，我也曾尝试着去附近的医院和宾馆打听，但心里总有一种矛盾想法，一来想见到他，诸多疑惑问个究竟；二来又担心见到他，担心自己也成为这轮媒体暴力中的一分子。我们通过两次电话，杨武始终没有答应见面，给出的理由是“现在不方便”。他声音非常低沉，通常半天不说话，用鼻音回应着我，然后突然匆匆挂断电话。

　　我渐渐明白，杨武和杨喜利，是两种不同路数的人，前者胆小寡言，但善于钻研；后者粗暴尚武，但并无心计。当他们两人遭遇，各自的游戏规则在对方身上不适用了。杨武借用了更接近城市人思维的媒体力量，只是媒体形成的舆论暴力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杨喜利家则沿袭着“霸道”的乡村逻辑，也被强势的媒体思维一步步误读下来。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例子是，最早媒体刊登的照片，杨武的母亲跪在地上，双手食指指向天空，前面就是杨喜利的母亲，媒体的解释是杨喜利母亲前来骂街，杨武母亲被逼跪问“天理何在”。“可是，在我们老家，那是一个对天诅咒的手势，意思是咒我不得好死。”杨喜利母亲说着也忍不住苦笑起来，“明明是在骂我的，却反倒成了祈求我不要再骂她，记者不懂啊。”

　　事情发展到目前，杨武一家暂时“失踪”，据说连女儿上学都有警察接送，估计将来是很难回归这里的正常生活了；杨喜利因强奸罪被批准逮捕，他儿子的医疗费没了着落，姑姑变卖了他宿舍里的家当也不过1000多元，正发愁怎么筹钱。新闻的另一个主角、被折磨得几近崩溃的王娟，或许是受伤害最大的一个，只是针对她的信息却最少，只知道她也来自安徽阜阳，早年曾有过一个男人，也是未婚就育有一子。■

　　(文中杨武和王娟，仍沿袭媒体公开的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