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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防队员涉强奸被捕后白血病儿子医疗费无着落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11月18日16:33  三联生活周刊 微博
作为生活在城市里的底层打工者,杨武似乎无力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作为生活在城市里的底层打工者,杨武似乎无力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王娟作为事件中的第一受害者,反而被淹没在了舆论的洪流中 王娟作为事件中的第一受害者,反而被淹没在了舆论的洪流中

杨武的母亲已经76岁,这间小维修店是他们全家的生活来源 杨武的母亲已经76岁,这间小维修店是他们全家的生活来源

  深圳杨武事件,底层生存的“城乡”逻辑

  一个是修理家用电器的小老板,一个是在岗亭值班的联防队员,他们是同乡、同学,又几乎同时来到深圳打工。现在,却因为一起扑朔迷离的“强奸案”,成了弱势群体与公权力的代言人。底层生活者的无力与无助,媒体的舆论暴力和强势思维,在这场“大众狂欢”事件里,形成了令人揪心的鲜明对照。

  记者◎魏一平

  事件,“强奸”谜团

  杨武的店并不好找。西乡虽然在深圳属于关外,但这里位于宝安区的中心位置,也是一片密密麻麻的高楼和工厂。杨武开的家电维修店在河东社区,即便新闻上已经闹得满城风雨,出租车司机也没几个人知道确切位置,也很少有人真正关心这个。河东社区以前叫河东村,从居委会楼道里贴出来的人口统计看,这个村并不大,本地人只有600多口,但是,与之对应的是,出租屋也有600多套。“这说明本地村民几乎没有住在这里的了,一般的去市里买楼,有点钱的都移民香港了。”居委会里一位本村工作人员告诉我,“现在村里的人口,少说也要过万了。”

  找到了居委会,也就找到了杨武的店。它们并排在一条紧邻池塘的小路边,中间隔了一间派出所警务室、一间公用电话铺和两户人家,相距不过十来米。池塘据说是河东村的老支书所挖,周边的房子也大都是他家的产业,都是3层小楼,还有一栋带篮球场的大院紧闭大门。杨武租下了一楼的两间屋子,除了里间一张床铺,角落里都堆满了废旧家用电器。每月租金将近2000元,来收租的是老支书的一个远房亲戚,当然,老支书全家也移民香港了。

  一个丈夫何以能够忍受另一个男人对自己妻子的毒打和强奸?案发当晚,杨武有没有向外界求救的条件和可能?换言之,杨武选择“忍辱”,是毫无办法的无奈之举,还是另有隐情?我们对这个离奇事件的困惑,先从它的地理环境开始。

  单纯从地理位置上看,这个地段确实有些偏僻。河东社区的老民居,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个小池塘分布的,池塘边种了树,使本就狭窄的小路更显幽暗。这里的社区基本上实行了封闭式管理,各个出入口都有岗亭,对进出车辆进行登记和收费。与外面大马路上的喧嚣与嘈杂相比,这里倒是成了一方安静的世外桃源。

  可是,如果在这里多待些时候,就会发现,僻静只是这里的表面现象。杨武店铺的一侧,是公用电话铺、警务室和居委会,另一侧,是一间麻将馆和一间小卖部,中间相隔的小巷子不过1米宽。白天的时候,这里略显慵懒,可是一旦夜幕降临,沿街的店铺门前就热闹起来。麻将馆里只能摆得下一张桌子,但是老板娘告诉我,每晚都要到零点才会收工。便利店前总会有三五个人围坐聊天,附近租房住的年轻打工者们也会在晚上来公话铺煲电话粥。至于警务室和居委会,一般情况24小时都有人值班。警务室是西乡街道派出所的派出机构,有四五名正式警察。河东社区的联防队就驻扎在居委会小楼上,当班的队长告诉我,联防队一共有60个队员,分成3个班,每班8小时,外地来的联防队员就住在楼上宿舍里。从周围环境看,虽然夜间马路上比较吵闹,卷帘门里发出的轻微声响大家可能听不到,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里并非人迹罕至,如果杨喜利疯狂打砸店内物品,或者杨武大声呼喊,周围的人一定能够发现。周围邻居都表示,那天晚上并没有听到激烈的争吵声和打砸声,当大伙刚刚听到店铺屋子里有些吵嚷时,警察和联防队员很快赶到,随后,杨喜利就被抓出来了。

  河东社区联防队值班室的桌子上,摆着两部电话和一部对讲机。那天晚上,杨武的报警电话先是接到派出所,一般派出所出警抓人时都要当地联防队协助,河东社区的联防队员也参与了行动,其中一位还在混乱中受了轻伤。“一看就是喝了酒,满嘴酒气不说,连站都站不稳。”一位当晚参与行动的联防队员向我描述杨喜利的样子,“大概是看到我们冲进去了,他被杨武一阵拳头打过来,好像整个人都懵了。”事情经媒体曝光之后,桌子上的两部电话几乎被打爆,很多人张口就是一顿臭骂,直到后来,他们才明白,原来是网民误认为杨喜利就是河东的联防队员。实际上,他来自隔壁的径贝社区联防队。

  杨喜利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这里。附近的居民都反映,从今年9月份开始,就经常看到杨喜利来找杨武,有时候是一个人,有时候会带几个穿迷彩服的朋友。他们是老乡和老同学,周围的人基本都知道,但是,让大家不可理解的是,杨喜利来找杨武,唯一的活动内容就是喝酒。“下午或者傍晚过来,一喝就到半夜,有时候夜里两三点钟,杨喜利喝醉了就耍酒疯,大声叫嚷着摔酒瓶子。”附近的邻居不胜其扰,但看杨喜利说话的样子又都唯恐躲之不及,旁边的河东社区联防队曾经过来制止过两次,可是最后都不了了之。

  这个酒场,因为杨喜利暴躁的脾气,周围的邻居都没有参加过,甚至有人私底下劝杨武不要跟杨喜利这样的人交往,“但他无奈地摇摇头,说自己也没办法,怕被杨喜利打”。杨武做家电维修,很多时候要骑着电动车到外面去上门服务,晚上回到店里,才有时间捣腾那些收来的废旧电器,一般要忙活到半夜才会关门。杨喜利来喝酒的次数渐渐多起来,就在出事前的一周左右,他和杨武起了冲突。“吵得很凶,砸了酒瓶子,但是好像没动手。”邻居回忆说,从那时候开始,杨武每天傍晚七八点钟就早早关了店铺。“他就是为了躲避杨喜利。”

  如果说有异常的话,那就是在案发当晚,杨武关门的时间更早,“天刚黑下来,大家还没吃晚饭,不到晚上6点钟。”事后根据警方的调查,这天晚上,杨武已经预料到杨喜利会找上门来。因为前一天晚上,杨喜利就曾来过,当时杨武不在家,杨喜利对他妻子王娟纠缠一番后,说第二天晚上还会来。到了第二天下午,杨武交代其店内员工,对外声称自己去东莞办事未回,实际上是躲到了卧室隔壁的杂物间里。

  从这个调查结果看,杨武对杨喜利的再次到来是有所准备的。既然这不是一次让人措手不及的突然袭击,为什么杨武不选择及时报警或求救?“他或许是想拿到证据,没想到后面发生的事情超出了他的预料。”可以为这种猜测佐证的,除了杨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自述,还有后来警方所调查的案发时间。据调查,当天晚上,杨喜利进入杨武家的时候在21点30分左右,开始对王娟实施强奸发生在21点50分,5分钟后,杨武即报警。这至少表明两点,一是杨喜利没有实施1个多小时的疯狂打砸,二是“强奸”出乎杨武预料,当然,他也没有长达1个多小时的“忍辱”。媒体的表述,自然有夸大之嫌。

  邻居们反映,这已经不是杨喜利对王娟的第一次骚扰,就在9月的一天晚上,杨喜利趁杨武不在家,敲开门强行拉王娟外出过夜。从已经公布的视频看,最开始杨喜利对王娟的搂抱等动作,并没有激起王娟非常激烈的反抗,或许她也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对杨喜利来说,因为杨武在当天下午就放出风去说自己外出了,他也不知道杨武当时就躲在隔壁的杂物间里。3个人的有意无意中,这个“局”就这样促成了,超出了所有人的控制。

  从最初的“强奸”说,到后来的“通奸”说,又到最后因为“强奸”批捕。这天晚上,那间堆满废旧电器的屋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或许只有当事人清楚。杨武的小店里,装了至少4个固定的摄像头,“这条街上没有几家装监控的店铺,杨武爱鼓捣这些电器,装过收回来的旧摄像头,但这次看效果,有点像是有备而来。”也有人猜测是杨武故意设局,听着让人有些揪心。甚至有人说听过杨武跟老婆吵架,大意是埋怨老婆对杨喜利太过纵容,给他买酒还给他做菜。难道一个男人会为了收集证据而牺牲自己的老婆?后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联防队员给我们解释这背后的苦衷:“如果没有证据,派出所很难立案,要是让杨喜利知道杨武告状,回过头来更不会饶过他。”如此说来,杨武此举,倒是确有被逼上梁山的感觉。

  主角,两个男人

  杨武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男人?我们的调查,从地理环境和物理事实逐步转向故事的主人公。但是很快发现,要认识杨武,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杨武身高不足1.6米,体形瘦弱,眉目清秀,说话声音不大——这似乎是这个来自安徽阜阳的31岁男人,留给邻居们的第一印象。因为在他们看来,“北方人个子高,最起码也得像杨喜利那样超过1.7米吧”。在周围的安徽老乡中,杨武的外貌算是不起眼的。但是,杨武的名气却不小,因为他是在这里为数不多能够自己开店的打工者之一。另一位来这里打工十几年的安徽阜阳人告诉我,深圳宝安是阜阳人的聚集地,周围的打工者,年轻小伙子大多选择进工厂或打零工,上了岁数的干起收破烂的工作,真正像杨武这样凭一技之长开店的,很少。

  杨武的家电维修据说是自学的。他初中未毕业就辍学,此后在老家集市上修理过摩托车。十几年前,他就来到这里,靠着家电维修的手艺,逐渐开起了小店。刚开始在村头,五六年前租下了村委会旁边这间地理位置更好的铺子。他给自己的店铺取名隆兴电器,标牌上注明了主要的业务范围是彩电和电脑维修,还特意写了一行“一分钱一分货”的小标语。因为安徽老乡本来就多,他随叫随到,生意逐渐红火起来。

  这条街上,不管做生意的还是打工的,来自五湖四海,大家只知道有个会修家电的人很老实,“只要凶一点跟他砍价,一般都能砍掉一半”。但是,却没有几个人真正了解杨武的身世。后来,我们辗转从他本村老乡那里获知一二。杨武弟兄二人,哥哥早在十几年前因为贩毒被枪毙,“听说是为了挣钱被云南人骗去的”。后来,大哥家的儿子追随叔叔杨武来到深圳,也学了一手家电维修的手艺,现在已经自立门户。14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杨武便提早结束了学业。此外,他还有两个姐姐,其中一个现在也在深圳宝安干着收破烂的活儿。

  杨武的个人生活更是一波三折。了解情况的老乡向我们介绍,他的前妻是陕西人,当年看着他有一门手艺跟了他,可是在有了两个女儿之后,还是选择了离婚。“据说是因为那个女人性格开放,有点水性杨花,跟杨武的老实本分合不来。”现任妻子王娟也是杨武的老乡,两人经人介绍走到一起后,又生了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现在,4个孩子、杨武70多岁的母亲,连同王娟,都生活在一起,杨武是这个大家庭里唯一的收入来源。“房租2000块,几个孩子上学至少要1000块,再加上全家的生活费,每个月如果没有5000块的收入,这个家庭是很难维持的。”邻居和老乡们一致推测,杨武向媒体介绍说自己月收入仅有1000多元,“不符合常识”。

  可是,在我看来,更不符合常识的是杨武扯不断理还乱的情感世界。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杨武和前妻没有正式办理离婚手续,与现任妻子王娟也就自然没有办理正式的结婚手续。前妻后来又嫁了人,还生了个儿子,而现在又与杨武恢复了联系,为此,王娟还跟杨武大闹过几次。更为离奇的消息,甚至说杨武当年与前妻离婚,是因为他与小姨子有染所致。向我们讲述这些碎片的老乡和邻居,都会在神神秘秘的叙述之后,顾自感叹一句:“这个男人看着老实,其实不简单。”

  杨武的“不简单”,表现不过就是他在修理家电上的钻研精神。他说话不多,喜欢把自己淹没在凌乱的机器零件之中,埋头干活到深夜。他不爱喝酒不爱抽烟,更没有时间坐在门前侃大山,有关他的内心世界,能探究者少之又少。可是,有关他的“老实”,例子却可以举出一大堆。隔壁一个邻居从杨武房间扯了条网线,每个月分摊50元的上网费,可是,让这邻居感慨的却是:“他从来没主动要过,有次跟他开玩笑说不给了,他连句不愿意都没有。”

  杨武的家,能够让人记忆深刻的,除了凌乱与邋遢,还有在吃饭上的极度节俭。“每顿饭几个馒头就能解决,常常连着几天吃剩菜,有时候都能闻到发馊。”杨武母亲甚至偶尔会拿个小铁盆上街乞讨。尤其是今年以来,杨武的生意一直不见起色。一位了解内情的人向我们解释,主要是因为当地有线电视全部改装成了数字电视。以前每个月十几块钱的有线费用,还能好几个人共用一条线,一般租房的打工者,花费两三百元买个废旧电视就能看。而这,正是杨武的市场所在,他从旧货市场收购来的电视机不过几十块,修理一下转手就能卖到两三百。可是,从今年开始,政府要求换装数字电视,单单安装费就要1000多元,每月还要交28元的收视费,雪上加霜的是,一座楼上的租客必须分开安装,不能共用。如此一来,看电视的成本,对这些房租只有三四百元的房客来说,太昂贵了。杨武主营的废旧电视机业务,自然受到明显冲击。

  与杨武类似的是,杨喜利也是流年不利。先是今年农历二月初八,他4岁的儿子高烧不断,去医院检查,很快确诊为白血病,直接住院治疗。这个儿子是他与一个湖南女人所生,据说两人也没有领结婚证,是前几年在深圳认识的。结婚登记需要双方家乡的证明,杨家着急,本想让女方过年回家开证明,可是,人家是独生女,父母不放行,索性就再也没回来。儿子得了白血病,做母亲的不闻不问,甚至毫不知情。

  这个故事,是杨喜利的母亲讲给我听的。见到杨喜利母亲的时候,她还带着哭腔,用浓重的家乡话自言自语,似乎是表达对当地派出所的不满。原来,因为前几天她曾带着这个白血病孙子到杨武家门口“谩骂”,被派出所带走关了两天。她悄悄告诉我,孙子胖胖的脸和又大又圆的脑袋,都是因为化疗和吃激素药物所致。老太太今年64岁,头发已灰白一片。

  按照杨喜利家属的介绍,他们与杨武家位于相邻的两个村,但因为两家是地邻,自小就比较熟悉。杨喜利兄妹7个,大哥3年前因喝酒去世,老二在家种地,照顾半身不遂的老父亲,另外4个姐妹,其中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也在深圳宝安打工。杨喜利小学毕业,也是十几年前就来到宝安,跟着建筑队干了很久。后来,还因为抢劫罪被判刑3年。直到2008年12月,才经过朋友介绍,参加了西乡街道办径贝社区联防队的招聘。那时候的招聘很简单,一位与杨喜利同期进入联防队的队员告诉我们:“身体结实,找个本村人担保,交上个人材料,差不多就过了。”按当地规定,联防队接受派出所和村委会的双重领导,招人一般由村委会牵头进行,报派出所批准。“有没有前科是派出所筛选的主要内容,可是,很多时候也是走过场。”上述联防队员说。

  显然,杨喜利的“前科”没有影响他成为一名联防队员。当年负责招人的治安办主任、联防队长都因此遭到停职。他的工作岗位是岗亭值班员,负责对进出社区的车辆进行登记,而非通常所见带警棍的巡逻队员。“虽然待遇一样,但巡逻队员一般由对社区情况很熟悉的本地人担任,外地新来的只能干岗亭,几乎没有提拔的可能。”径贝社区与河东社区一路之隔,但是这里的出租楼房却高得多,大都要12层,最高的为15层。“径贝发展得稍晚一点,当时老百姓盖房子时已经认识到了将来的出租价值。”村民们感叹着,现在政府已经不让盖这么高的楼了。这个原住民500多人的小村子,现在的人口也已经超过两万。杨喜利常年工作的四号岗亭,狭窄的铁皮玻璃亭子里,只能容得下两个人蜷坐着,一坐就是8个小时。刚开始每月工资1300元,今年涨到了1500元。

  喝酒与否,是同事们评价杨喜利时,最明显的分水岭。“不喝酒很正常,性格大大咧咧,一旦喝了酒,就完全变了个人,脾气暴躁,到处耍酒疯,见谁不顺眼就打。”相传他的湖南女人之所以选择离开,也是因为不堪忍受他酒后的家庭暴力。湖南女人走后,杨喜利于今年初又谈了个女朋友。“是个摆地摊卖夜宵的女人,30出头,两人同居了几个月。”同事和家人都介绍说,这期间,杨喜利短暂戒酒几个月,大概也是因为女友督促。“但今年8月,夜宵女人也走了,一去不回。”杨喜利又恢复了喝酒的恶习,而且喝得比以前更凶了。“5毛钱一包的蚕豆,一瓶二锅头,一会儿就喝下去了。”同事介绍说,杨喜利的酒量并不大,“白酒不超过半斤,只是每喝必醉”。今年10月2日晚,杨喜利喝酒后骑着电动车回社区,在途经自己值班的岗亭时,耍起酒疯砸了岗亭里的板凳,被居委会的治安办主任当场撤职。

  前妻和女友相继出走,儿子得病,工作失业。这几年攒下的六七万元存款,都花在了儿子的病上,接下来的药费怎么办?似乎除了喝酒,杨喜利并没有其他排解方式。10月22日晚上,杨喜利在径贝社区的路边喝完酒,穿过宝安大道,来到了对面河东社区的杨武家。

  底层生存逻辑

  11月10日,我们达到深圳的当天,杨武一家人已经转移了。有人说他们在当地政府和警方的劝说下,为了躲避媒体住进了宾馆;也有人说,王娟因为媒体报道的“通奸”一说再次割腕自杀,送去医院抢救。不管怎样,杨武消失了。自11月8日最先由媒体报道后,陆续赶来的记者就把这家小店门前的马路堵了个水泄不通。邻居们回忆,最多的时候大概有30多个人。“长枪短炮,好像广东各个频道的记者都来了,第二天,外省的电视台也加入进来。”杨武哪里见过这种架势,一段视频上,他声泪俱下地哀求记者们离开他的家。

  事情闹到这一步,也出乎老乡们的预料。其实,早在杨喜利被抓的当晚,周围的邻居就知道了他强奸王娟的事儿,被大家狠狠数落了一通才被警察带走。此后几天,邻居们几次看到王娟,或者外出买菜或者去公用电话铺打电话,都没有明显的异常。“情绪看不出特别低落,手上也没有缠着绷带。”

  这期间,杨武夫妇与杨喜利的家属也有过联系。一次是杨喜利的姐姐和妹妹,去杨武家见到了王娟,“她说她做不了主,听杨武的”。另一次,是杨喜利哥哥与杨武的通话,后来的录音显示,大意是,杨喜利坐牢没关系,但他有个得白血病的儿子,如果他坐牢期间儿子有个三长两短,他出狱后怎么会放过你们。“这哪里算得上威胁,只是实事求是告诉他。”杨喜利的家属不认为这是威胁的话,反而觉得中了杨武的圈套,被他录了音。这逻辑多少有些“霸道”,但又带了乡村式的黑色幽默。

  同样的“霸道”逻辑延续着。11月初,杨喜利母亲给杨喜利打电话索要孙子的医药费,才知道儿子出事了。这个性格泼辣的老太太马上带着孙子坐车来到深圳,第二天就带着一张大字报来到杨武家门前。这张大字报是杨喜利妹妹起草的,草稿就写在一张皱巴巴的废纸上,她拿给我看,那上面的大致意思是:杨喜利被抓,是因为杨武设计陷害,现在他儿子的医药费用完了,急需钱治病,只能来找杨武家要。这样的做法,在杨武看来,自然就是威逼撤诉的证据。

  不管是给杨武打电话还是跟杨武要钱,白血病儿子,都不自觉地成了杨喜利一方手中的一张牌。“儿子得了白血病,跟老子去强奸犯罪,有什么必然联系?”这样的问题讲给杨喜利的家属后,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应,想了想说:“那是他亲儿子啊,他不管谁管?”乡村实用主义的逻辑,只重结果,不看过程,当然也无多少法理可言。就如同当时有记者问杨武为什么不采取正当防卫时,他显然被这个新词儿给迷惑了,答非所问。

  杨喜利当晚被抓住,这件不光彩的家事,看似已经结束了,为什么杨武还要选择公之于众呢?当地司法界人士分析说,一是因为杨喜利家人数次找上门来要人;二是反映了他对公权力的极度不信任,“如果不曝光,杨喜利很可能关几天就放出来了,证据不足,只要受害人不坚持,强奸案的官司通常很难打”。

  杨喜利曾经的联防队员身份,也是引爆此次事件的导火索之一。公开资料显示,广东省现有16万名联防队员,他们大多是退伍军人和当地无业青年,自身素质参差不齐,拿着低廉的薪水,干着巡警、交警、城管、工商等“五脏俱全”的活儿,疏于管理。今年6月份发生在广州增城的群体性事件,起因就是小商贩与联防队员之间的冲突。由此,联防队员在当地已经成为“地痞无赖和流氓恶霸”的代名词。最初的媒体报道,没有交代新闻的主角到底什么关系,使得他们迅速上升为一个底层弱者与公权力之间的对抗,这为后来的舆论暴力埋下了伏笔。

  在当地的第三天晚上,当我在径贝社区一条小巷子里找到杨喜利姐姐租住的破旧屋子时,他姐姐和姐夫正在忙活着整理刚收回来的破烂。“一斤挣5分钱,如果我弟弟有钱有势,我还能干这个吗?”那天晚上,很多他们的老乡也过来聊天,在大伙眼里,杨武是个不怎么合群的怪人。当我们谈论起为什么不领结婚证就生孩子时,他们大都很惊讶地看着我,说:“领结婚证有什么用?”所谓夫妻间的法律效力和自我保护,在这里就是天方夜谭。

  本来,我很想见到杨武,可是,经过这个晚上之后,我对采访杨武的渴望度大大降低了。后来,我也曾尝试着去附近的医院和宾馆打听,但心里总有一种矛盾想法,一来想见到他,诸多疑惑问个究竟;二来又担心见到他,担心自己也成为这轮媒体暴力中的一分子。我们通过两次电话,杨武始终没有答应见面,给出的理由是“现在不方便”。他声音非常低沉,通常半天不说话,用鼻音回应着我,然后突然匆匆挂断电话。

  我渐渐明白,杨武和杨喜利,是两种不同路数的人,前者胆小寡言,但善于钻研;后者粗暴尚武,但并无心计。当他们两人遭遇,各自的游戏规则在对方身上不适用了。杨武借用了更接近城市人思维的媒体力量,只是媒体形成的舆论暴力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杨喜利家则沿袭着“霸道”的乡村逻辑,也被强势的媒体思维一步步误读下来。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例子是,最早媒体刊登的照片,杨武的母亲跪在地上,双手食指指向天空,前面就是杨喜利的母亲,媒体的解释是杨喜利母亲前来骂街,杨武母亲被逼跪问“天理何在”。“可是,在我们老家,那是一个对天诅咒的手势,意思是咒我不得好死。”杨喜利母亲说着也忍不住苦笑起来,“明明是在骂我的,却反倒成了祈求我不要再骂她,记者不懂啊。”

  事情发展到目前,杨武一家暂时“失踪”,据说连女儿上学都有警察接送,估计将来是很难回归这里的正常生活了;杨喜利因强奸罪被批准逮捕,他儿子的医疗费没了着落,姑姑变卖了他宿舍里的家当也不过1000多元,正发愁怎么筹钱。新闻的另一个主角、被折磨得几近崩溃的王娟,或许是受伤害最大的一个,只是针对她的信息却最少,只知道她也来自安徽阜阳,早年曾有过一个男人,也是未婚就育有一子。■

  (文中杨武和王娟,仍沿袭媒体公开的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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