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6日，乘客李玉霞笑着谈起回江西鹰潭见婆婆的“小紧张”。陈飞摄

　　在火车站，在候机大厅，在长途客车上，人们反复谈论着年夜饭、鞭炮与不再遥远的家乡。

　　戴黑色冬帽、穿绿色军鞋的打工者在售票窗口排了6天6夜，一个北京白领准备辗转6个城市完成从天津到新疆伊宁老家的火车接力……另一段被大家口口相传的旅程安排是，从北京绕道曼谷回到昆明老家，尽管这很可能只是个善意的玩笑。

　　又到了回家的时刻。

　　一年就这么一次，再辛苦也要团聚

　　所有人都为这段归途做好了准备。从1月8日开始的40天里，将有31.58亿人次出行，2.35亿人次登上火车，3488万人次乘坐飞机。在广东与广西的某个交界处，40万辆返乡的摩托车要飞驰而过。在某个周末的清晨，6000多辆摩托车会先后启动，终点是1000多公里以外的云贵老家。在这段时间，全国每天会有84万辆车辆与1.2万艘船舶投入运营。作为补充出行方式，一个太原理工大学的学生要在3天内骑行450公里，他视这段归途为自己的本命年礼物。两个来自苏州的大学生则会以5km/h速度走完400公里，准备在除夕夜前赶到盐城老家贴春联。

　　事实上，在这个国家的任何地方，你都能找到与回家有关的情结。它可能出现在火车站的某个角落：一个3年没回家的母亲，比照着身边5岁孩子的身高织了一件黄色的毛衣，盼着自己的小儿子穿起来能合身。另一个年轻人要回家娶媳妇，但家乡还没有银行，他就把这一年赚的3万块钱全缝进了衣服里。

　　当然，它也可能出现在某个用心准备的礼物里：一个在北京上学的大学生，想让远在四川的家人尝尝全聚德新鲜的烤鸭，就买了很多5毛钱一根的冰棒放在装烤鸭的泡沫盒子里，又用棉被将盒子包了厚厚的两层，他希望火车到家的时候，烤鸭不会坏。在长沙打工的黄芙蓉则为两岁的侄女带了一个比自己还高的大娃娃。

　　事实上，在这个特殊的节点上，那些定格在春运无奈与痛苦的镜头之外，一些充满善意的细节也总是不经意地在人们口中流传。比如，江苏省某个监狱的民警为即将刑满释放而又没有身份证的罪犯们买到了回家的火车票；广西省的几辆警车为成群的摩托队打灯开路；几个大学生抱着电脑到火车站帮打工者们办理网上订票。

　　像往年一样，一个被员工们称作老沈的小老板会开着自己的私家车送员工回家，5年里，他到过四川、贵州、安徽、河南、江西，基本上把员工的老家都去了一个遍。这一年，他准备送3名河南周口的工人回家。按照他的说法，如果不下雨，不停地开，“9个小时也就到了”。

　　64岁的老人陈杏娣也被人们屡次提起。这个每天凌晨3点都会坚持早起熬粥、切榨菜的老奶奶，将一碗碗 “不要钞票”的白粥用三轮车送到车站，她的外号也变成“送粥奶奶”。

　　相比于温暖，另一些与回家有关的故事同样让人唏嘘。

　　1月10日，一个叫熊贵才的男人背着81岁失明的老母亲出了门，80岁的父亲拄着拐杖紧随其后。他们要从安徽全椒赶到山东聊城熊贵才的姐姐家过年。除了在客车上的时间，他要一直背着母亲，而且走几步就要回一回头，生怕父亲跟不上。“一年就这么一次，我们再辛苦也要团聚。”父亲淡淡地说。

　　一对包工头兄弟要坐火车回家过年。此前，兄弟俩从来没有一起回过家，因为这些年他们带出去的弟兄，总有因买不到车票而无法回家过年的。他们便坚持留一个陪弟兄过年，直到这回，他们的弟兄全都拿到了回家的车票，兄弟俩也终于可以一起回家陪老母亲了。

　　在山西停靠的火车上，一群脸上、手上有洗不掉的煤灰的打工者三三两两地上了车。他们兴高采烈地讨论今年谁最厉害，钱挣得最多。后来说到一个五十来岁的大哥，大家都安静了。他有两个儿子，和他一起挖煤。有一天，两个儿子一起下井，顶板塌了，就再没上来。他这次回家就变成自己和老伴儿过年。老板赔钱了，他也认了，过完年接着干。

　　每过一分钟，就离家乡近了一步

　　回家的人们有着各自的命运，也拥有截然不同的旅程。

　　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女孩子没有买到坐票，只能在火车上站上将近30个小时。不过，这个留着马尾辫的大学生随口说的一句话感动了很多人，“只要车是朝着家的方向开的，站着也高兴” 。

　　在广州市红砖厂艺术生活区的“春运十年”展览里，能找到一个对于漫长归途的忠实记录者。这个留着长发的摄影记者叫邓勃，他每一年都会跟着最挤的临时列车北上拍摄春运。

　　在他的镜头下，一对年轻夫妻丢了过年回家的钱和车票，在火车站广场上抱头哭泣；开着一半的车窗里伸出一双女人的腿；一个打工者叼着车票拼命挤进那几乎无法再容纳多一个人的车厢；2008年雪灾，京广线大瘫痪，车在茶岭站一停就是15个小时，一个女孩用手指写下了两个字：“回家。”

　　邓勃曾经问过他们：“你们真傻，为什么不平时回家，非要春运这么挤回家？”

　　直到有一年，邓勃跟一个叫阿莲的打工妹回家过年。那是个重庆的偏僻小镇，需要坐上30多个小时的火车、船以及公共汽车才能到达。到家的时候，阿莲的爸爸妈妈提着手电筒在车站等待。过年那几天，全家人每天都会一起聊天，放鞭炮，贴春联。

　　“现在想想，我的那个问题好傻。其实它是最温馨的列车，最感动的列车。车厢下的铁轨是回家的路。不管挤得多变形，他们都还是很幸福。”邓勃说，“因为每过一分钟，就离他们的家乡近了一步。”

　　在每一列归途列车中，都有着相似的情景。

　　有一个女孩，在邓勃旁边打电话给家里报平安：“妈妈，我已经上车啦，人不多，放心！”其实，这个女孩被挤得半死，电话是悬在半空打的。邓勃在旁边偷笑，笑完又想哭。

　　不认识的几个老乡坐在一起，会大笑着攀谈起来，轮流唱歌，从早唱到晚；也有人聚在一起打扑克，年轻人举着啤酒，年长的则会拿着一点白酒慢慢喝。车厢里人挤人，老乡们就用接力的方式传递泡面。

　　“红烧肉的是谁的？”

　　“泡椒的是谁的？”

　　“谁的带了3根肠？”

　　“谁的用铁饭盒泡的？”

　　此起彼伏的声音像报菜名一样，比餐厅还热闹。

　　“多么真实，他们的表情里，语言里，眼神里都是回家，都是幸福！”邓勃说。如今，这场本打算持续50天左右的普通摄影展，已经整整延长了一年的时间。

　　“希望女儿长高点，会叫爸爸妈妈了”

　　为了节省200元路费，在外打工22年的廖斌选择成为“摩托大军”中的一员，他为女儿买了一台电子琴，用红色的塑料袋包好夹在车后。

　　几十万名打工者和廖斌一样，穿上8层衣服和3层袜子，顶着严寒从珠三角出发，沿国道向西北进发，穿过这个国家最富有与最贫瘠的土地，返回千里之外的家乡过年。

　　他们要应对的情况足够复杂。比如裸露的山体与陡峭的悬崖，以及不时高速驶过的大货车。当然，他们还要学会躲闪横穿马路的狗。地面结冰时，他们必须用秸秆搓成一根根拇指粗的草绳，缠绕在摩托车的前后轮胎上。即使这样，他们还是要做好摔几个跟头的准备。

　　只有当家人打来电话通报杀猪过年的消息时，他们才似乎彻底地高兴起来。“我一路上看了很多东西，一点都不累。”骑摩托车回家的年轻打工者小汪在电话中乐呵呵地对母亲说。事实上，“自己心里面的苦不敢说出来，不然妈妈知道了会心疼” 。

　　“从女儿出生就没有看一眼，到现在已经一年了，希望女儿长高点，会叫爸爸妈妈了。”小汪的愿望也是很多打工者共同的愿望。

　　春运的高峰期即将到来，邓勃已经连续几年发誓不再拍春运，但最终都不由自主地跟着人群走到了火车站。他说，不去，心里空落落的。

　　在一辆T字头的列车上，一个叫赵靓的列车长大拇指不慎骨折，但还是用受伤的手在3000多公里的行程里检票2000多次。新的一年里，他的愿望不是回家，而是在他的列车上，没有站着的旅客，所有人都能舒舒服服地回家。

　　或许正是这些容易被人们忽略的小事，让回家这个字眼在寒冷冬季变得温暖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