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子弑母”案：当法律遭遇乡土

　　在广州打工的四川人邓明建，因为帮助母亲自杀而获判故意杀人罪，但他的刑期或许是这个罪名中少有的轻判——判三缓四。这个故事的现实意义，并不是喧嚣的“安乐死”争论，而是乡土规则遭遇法治文明时的尴尬与无奈。

　　记者 魏一平

　　封闭的自我

　　自从5月30日从看守所回到家里，邓明建每天都会被记者包围，甚至连上街买菜都要被摄像头追踪。心里虽然有些不情愿，但嘴上却说不出来，这个白白净净的小个子四川男人，嘴角总是保持着一丝苦涩的笑意。寡言，声音很小，说话时候甚至都不好意思抬眼看人。他好像从来没有拒绝过别人，母亲去世那天的细节已经讲述了无数遍，但只要有记者上门，还是会从床底下摸索出两盒牛奶招呼着。他表示拒绝的方式只是沉默不语。

　　我第一次见到邓明建，是在6月6日晚上。重获自由一周后，这是他第一天去上班，新工作是在一家机械厂里做螺丝。早晨8点上班，晚上20点下班，一盒子的螺丝80个，总共8毛钱的加工费，这一天他一共做了70多盒，挣了50多块钱。没有底薪，按照这个速度干下去，一个月的工资不过1500元。

　　现在的出租屋位于番禺石碁镇官涌村，一座两层简易楼房被分割成若干个单间，不足8平方米的空间里，集中了卧室、厨房和厕所，月租金100元。床上的毛巾被叠得方方正正，棱角分明，邓明建说这是在看守所养成的习惯。他还没来得及适应没有管教的日子。

　　看守所的日子一共持续了一年零半个月，这大大出乎邓明建的设想。“刚开始派出所叫我去问话，我还以为问完就能回家呢。”他的回忆自始至终都很平静，“可是，等了又等，后来听看守所里的号友们说，才知道自己犯了这么大的罪。”

　　警察的出现，也完全不在邓明建的预料中。他睁大眼睛告诉我，在他的老家——四川阆中一个名叫金子乡的山区小镇，老人们去世后，只要招呼亲友邻里来帮忙就是。那里还保留着土葬的习俗，亲人离世与殡仪馆、警察都扯不上关系，悲痛之情也很快会被忙碌而琐屑的丧葬事宜所代替。无论是自杀还是自然死亡，生死只是自家的事儿。

　　可是，去年5月16日上午，当73岁的母亲在出租屋里喝农药自杀后，接下来发生的事却远远超出了邓明建的生活经验。他先是打电话叫回了在厂里上班的老婆华素英，然后两个人骑自行车去附近街上买了些纸钱和贡品，回到出租屋后给母亲换上寿衣。接着，他又找到管生产的厂长刘建明，问人死了该怎么办。刘的老婆与邓明建是老乡，这是他在异乡唯一能够求助的人。刘建明也说不太清楚，让邓明建先联系殡仪馆。电话打给殡仪馆，“可接线的工作人员说应该先报警，让警方开死亡证明才能火化”。

　　中午，派出所的警察来了。进出租屋后，他们看到一个老太太仰面躺在床上，已经死亡，可是，屋子里弥漫着浓重的农药味。简单询问后，邓明建被带走，这一去就是一年。

　　根据判决书所述，当天下午，邓明建在派出所就原原本本交代了事情经过。警察的问讯根本没费什么劲儿。“我哪知道那是犯罪啊，心里想，听妈妈的话还有错吗？”其实，除了懊悔之外，邓明建心里对母亲也有点怨言：“20年来都是我照顾她，她知道我最听话，可临走了还这样忍心害我！”沉默一阵后，他自言自语道：“也不怪她，我都不知道是犯罪，她就更不知道了。”

　　5月16日那天发生的一切，是当晚我们的谈话中，邓明建最不愿提及的部分。也难怪，那是他心里最痛的部分。其实，判决书里已经做了非常详尽的描述：早上，邓明建像以往那样喂母亲吃了稀饭后准备去上班，可母亲不让去，非要他在家陪着。邓明建答应了，他去厂里请了假赶紧又回到家。母亲抓着他，几乎是哀求他去帮忙买瓶农药回来，卧床近20年的老太太下定决心要自己结束病痛，她最近连续摔了两跤，无论是身体还是情绪已经差到极点。邓明建后来犹豫着答应了，他骑自行车到3公里外的供销社，问售货员什么农药杀虫最厉害。售货员推荐了两种，并说勾兑起来效果最好。邓明建花了29块钱买下了这两瓶农药，回到家，他在母亲的要求下，拧开盖子勾兑在一起，递给了母亲。老太太仰头喝下四五口，躺下就睡了过去。邓明建把药瓶子扔到门口的垃圾桶，然后开始准备张罗母亲的后事。

　　这就是案发经过。在看守所里，小学未毕业、已经40岁的邓明建第一次认真读报纸，第一次认真看电视新闻，第一次听人跟他讲起法律条文，当然，都是被要求完成的任务。在会见律师唐承奎的时候，邓明建坦言自己看报纸时很多内容似懂非懂，但最起码，一年后他终于明白一件事：“不管是好心还是坏心，不管是多亲的人，帮别人去死就是不对的。”

　　瓦解的家庭

　　在邓明建印象里，母亲一直是家里的主心骨，性格强势，甚至有些霸道，父亲则是老实巴交的农民。1991年，邓明建举行完婚礼的第二天，母亲却突然得了脑血栓，一只胳膊抬不起来，半边身子也开始麻木。当时，母亲才五十出头，这个年纪，在他们四川老家，正是脑血栓病的高发期，俗话叫半身不遂。严重的时候，母亲甚至不能言语，生活已经无法自理。

　　妻子华素英是1995年来广州打工的，当时，她和邓明建的儿子已经3岁多，仅依靠家里1亩多山地的粮食产出，甚至连温饱都无法维持。华素英决定到广州投奔早一年来打工的姐姐，住在番禺石碁镇的南浦村，进入附近一家鞋厂。邓明建没有一起跟来，他要在家照顾瘫痪在床的母亲。

　　其实，邓明建并不是家中独子，他还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可是，生性要强的母亲常年卧床，性格变得更加暴躁，母女关系紧张，姐姐们甚至平日很少回娘家。弟弟的遭遇更离奇，邓明建介绍，弟弟曾结过两次婚，可先后两个媳妇都因为与母亲的婆媳关系不好，“被妈妈骂走了”。后来，弟弟只好“倒插门”，“嫁”到了隔壁一个镇上。

　　据邓明建讲述，姐姐们和弟弟家的生活在当地还算不错。姐姐和姐夫开了两间电器店，弟弟则在岳父家帮助下开了间摩托车修理店。对于大山里的农户来说，这些土地之外的经济收入更显珍贵。可是，自从母亲病重卧床以后，担负起陪伴和照料的只有邓明建一个人。他很自然地跟我解释道：“在老家，嫁出去的姑娘就是泼出去的水，不应该再管娘家老人了，人家婆家也有老人，否则会不高兴的。”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弟弟也一样，倒插门也算是嫁出去了。”这条延续了数百年的乡土规则，对这个家的约束力要远远胜过任何法律条文。

　　现实如此。除了逢年过节时姐姐和弟弟回来看看，平日里联系并不多。邓明建负责给母亲洗衣服、喂饭、洗澡、翻身，甚至上厕所也必须要邓明建背着去。乡邻们对这个“大孝子”的印象，后来都写成了书面材料，并在开庭审理时作为证明邓明建犯罪动机并无恶意的证据，甚至老家村子里还以村委会的名义开了证明，列举了邓明建的一系列孝行。

　　邓明建一直在家里待到2000年才来到广州打工，妻子每月几百块的收入实在无法维系儿子的学费和母亲的药费。自此，照顾母亲起居的任务交给父亲，邓明建每月往回寄500块钱，维系着父母和儿子的温饱。

　　2010年，父亲的去世给了这个家庭当头一击。母亲何去何从，成为摆在邓明建心头的一大难题，他向姐姐和弟弟提议，可否继续按月往家寄钱，由他们轮流照顾。可他们最后都拒绝了这个提议，无需给出理由。这在外人听上去也许有些无情，但邓明建并没有半点怨言：“他们也都有自己的家，这么做也是没办法。”

　　镇上虽然有家简陋的养老院，可显然他们不会接收母亲这样卧床不能自理的老人，况且有子女的家庭把老人送到养老院，是个抬不起头来的丢人之举。可如果不再去打工，留在家里照顾母亲，不仅没有收入，也无法预期未来。无奈，料理完父亲的后事，邓明建决定把母亲带到广州。从家里出门开始，邓明建一个人背着母亲，妻子背着行囊，坐了小巴换大巴，两天多的路程，等到广州，花50块钱新买的新皮鞋已经完全磨掉了鞋底，用绳子绑着才勉强到了出租屋。

　　来到广州后，住进南浦村的一栋居民楼，两个小房间，月租金200元。邓明建每天早晨起床煮好稀饭，端到母亲面前，喂母亲吃完后，自己和妻子才到工厂去吃早饭。中午下班有一个多小时，他要急忙赶回家，煮好稀饭给母亲吃后，再回工厂食堂吃饭。在周围租客眼里，邓明建不仅孝顺，而且勤快，爱干净，“一天到晚都忙着，买菜、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但从来不发脾气，从来没见他和老婆吵架”。妻子上班的鞋厂很远，常常晚上加班到晚上10点钟，骑自行车回家还要40分钟。

　　在广州的生活，除了身体上的病痛外，对母亲更大的挑战还有陌生的环境。她听不懂当地人说话，行动不便也没法去广场上找四川老乡聊天。“她常说一个人苦闷，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来到城里才知道儿子和儿媳上班这么累，经常加班。”南浦村的租客还记得这位性格刚烈的老太太，趁着儿子上班后，有时会拄着拐杖到门口捡几个空饮料瓶。多年的悉心照料下，母亲在拐杖的帮助下也能挪动几步，有那么一段时间，家里甚至出现了难得的轻松气氛，邓明建甚至还招呼在广州打工的亲友为母亲庆祝了73岁寿辰。

　　直到去年5月初，连续两次摔倒，让母亲病情急剧恶化，卧床不起，情绪低落，最终以这样的方式结束生命，在老家的亲戚们看来，并不奇怪。邓明建的姐姐和弟弟都向法庭提供证言，证明母亲生前曾不止一次说过要喝农药自杀，为此，家人还偷偷把家里的农药藏起来，并嘱咐附近的商店不要卖给母亲农药。到了最后，母亲的病已经不是简单的脑血栓，还有高血压、中风、关节炎等，脚底长的鸡眼一直没有好，半夜腿抽筋常常会疼醒，要由邓明建按摩一会儿才能减缓。长达近20年的病痛，所受的折磨常人难以体味。

　　邓明建也是从看守所回来后才知道，去年母亲过世后，妻子华素英除了丧葬的8000元花费全部承担外，姐姐和弟弟来广州处理后事，往返车费也出了一半。听到这里，局外人难免有些气愤，可邓明建却还是那副心平气和的样子：“这是老家的规矩，嫁出去的人就不应该管了，没办法。”坦白说，这条乡土规则，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这个家庭本就脆弱的抵御风险的能力。即便在一个保障体系发达的社会里，家庭仍然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可恰恰在这一环上，邓明建的家庭，以及千千万万生活在偏远农村地区的家庭，被强大的乡土习俗人为瓦解了。

　　割裂的社会

　　自从去年母亲去世邓明建被捕，这个故事就以“孝子弑母”的面貌出现在各种媒体上。他的辩护律师唐承奎觉得这种说法欠妥：“警方调查已经确认，并不是邓明建拿着药瓶子给母亲喝下去的，他只是帮助拧开了瓶盖。”从法律事实上看，邓明建的行为确实促成了母亲的自杀，但从犯罪动机上看，邓明建并无恶意，死亡是母亲的要求。判决书上最后认定了“故意杀人罪”，“弑母”一词儿也让邓明建耿耿于怀：“不管怎么说，我是犯了罪的杀人犯了。”

　　有关安乐死的争论，在唐承奎律师看来，似乎也与这个案件并没有直接关联。“即便在有些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安乐死的过程也要经过严格复杂的程序，由专业的机构来实施。”他向本刊记者说，“生命权和自由权是人权中两个基本部分，人有没有结束自己生命的自由，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是立法那么简单。”

　　邓明建的儿子今年19岁，职业技校毕业后去了成都打工，去年一年寄给妈妈1000块钱，还期望父母能够在老家城里给他买套房子。“没有房子就没有媳妇，这是我们现在最大的任务。”动辄二三十万元的房子，对于这对月工资加起来只有4000多元的夫妻来说，是另一座大山。

　　对于邓明建这样的第一代打工者来说，孩子的教育问题开始逐步被父母的养老问题所取代。邓明建以前上班的厂子叫伟成鞋厂，1993年成立以来规模逐步扩大，顶峰时有5000多名工人。一间工厂带动一个村子是当地的普遍现象，伟成鞋厂带动了旁边的南浦村，现在这个村子的常住外人来口有七八千人。像邓明建这样的一代打工者占了大多数，他们主要来自四川和湖南。一位同样来自四川阆中的48岁打工者告诉我，他三兄弟都在这里打工已经十几年，母亲去世很突然，但父亲已经快80岁，将来要是病了，三人只能轮流回家照顾。但是，他担心的是自己的未来：“我只有一个女儿，我们这些家庭很多只有一个孩子，也在外面打工，将来老了要是生病，孩子们连个轮流照顾的伴儿都没有。”

　　南浦村的住屋里，也住了一些老人，但基本都是60岁左右身子还硬朗的，他们来只是负责给带孙子孙女，一旦生病就只能送回老家。“在城里看病不方便，而且什么都贵。”实际上，除了一些简单的止疼药和降血压药物，邓明建的母亲病倒十几年之后，并没有得到系统的医疗救助，给法庭出具证明材料的也只是他家乡村里的诊所医生。“去城里看不起，老人的病也不是一朝一夕能看好的。”

　　上述那位48岁的四川老乡告诉我，在他的老家，生病卧床三四年就自杀的老人很多，在他看来，这并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人的生老病死在乡土环境中，有一套自然的对应法则，甚至并不总是悲伤的。“我们那里老人死了，葬礼好隆重，摆酒席请乐队，反而我看这城里，老人死了就烧了，不当个事儿。”

　　邓明建以及他的老乡们，都无法解释发生的这一切。厂里只有不足1/5的工人买了医疗和养老保险，其余的工人为了省钱把保险退掉了。只有极少的人能够脱颖而出，摆脱底层打工者身份，比如那个负责生产的厂长刘建明，也是从生产线工人做起，因为脑子灵活人可靠，被老板所赏识。南浦村的租客们压根儿就不关心邓明建这件事儿，他们津津乐道的仍是哪个车间的工人罢工涨了工资，哪个人因为跟老板攀上关系又得到了提拔。

　　虽然在这里住了十几年，但邓明建们与这个城市并没有什么直接联系。他们每天工作12个小时，只有在没有订单的时候才会有休息日，自己买菜做饭，基本上不读报，看电视也是看个热闹。唯一的联系，是前几年地铁开通的时候，花5块钱坐了一趟去市区看看高楼。

　　邓明建对新工作并不满意，在看守所一年时间，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天天打扫卫生，把“地砖擦得亮亮的，机械厂里满地都是油”。要回到以前的生活轨道，邓明建还需要一段日子。他花50块钱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又担心没有发票，有一天会不会警察找上门来，因为缓刑期间要是再触犯法律的话，就要被收监。司法所给他打电话说要随叫随到，还要参加劳动和社区矫正。“社区矫正是干什么的？”他疑惑地问我。

　　他和妻子期待尽快回老家去给母亲上坟烧纸，可是强大乡土规则再次袭来，因为要回去一趟花费不菲，不仅要1000多元的路费，还要遍访亲友，给小孩子们分发红包。“老家的人都以为我们在外面打工挣了大钱，要是不分钱的话，以后就会被人戳脊梁骨抬不起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