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在绝望的大海里捞希望的针

　　作家冯唐曾经是协和医学院的妇科博士，研究卵巢癌，但他放弃了：“我眼看着这三年跟踪的卵巢癌病人，手术、化疗、复发、再手术、再化疗，三年内，无论医生如何处理，小一半的死去……”

　　卵巢癌的临床和研究是医学各科里最没成就感的工作。

　　但疾病不会放过人。在绝望的大海里捞希望的针，都希望医生是那个天降的“神”，其实，有三个“神”。

手术室火力全开，医生小跑。

　　26元的手术

　　早上8点，重庆肿瘤医院17间手术室火力全开，走廊里说话都是2倍速，医生护士都在小跑，消毒，领药品，领器械，填各种表格，平常或者生死的一天开始了。

　　手术台上是42岁的女患者，腹腔打开，皮肤往下，脂肪层、大网膜、鼓成一个个气泡状的肠子、子宫、附件……能装下胎儿，装下生命的子宫，只有一个鹅蛋大，很快它会被超声刀和电刀切走，双侧卵巢也会切走。

　　腹腔刚打开的20多分钟，我一直觉得自己腹部有刀割的痛。麻醉师自己带了小音箱，在放《大悲咒》《十年》和《天天想你》。

　　主刀的医生黄裕，在妇瘤科带着一个组，这个组的研究方向是卵巢癌。

手术中的黄裕

　　电刀切除人体组织，有一小股青烟腾起，会散发焦糊的气味，黄裕切除卵巢，巡回护士马上装进标本袋送去病理科冰冻检验，30分钟后，护士会在手术室的电脑上查到定性结果，回复黄裕。

　　果然是恶性肿瘤。黄裕和两位助手已经开始清扫腹腔淋巴，没有意外，也无叹息，还能做手术的病人总比不能做的要好。

黄裕专注地盯着监视器为病人做宫腔镜手术

　　手术结束已经是下午1点半，黄裕回办公室扒了两口冷饭，然后填手术报告。下午两点还有一台手术。如果是周二，下午她是看门诊，手术没完就请同事帮忙先看着。“上午腿累，下午嗓子累。”

　　另一间手术室的主刀医生马丽芳，也在黄裕的团队里。她瘦，手臂像未发育少女般纤细，声音也细。手术一般连着两三台，一站一天，有时候中间来不及吃饭，只能喝少量水，“但是我从没昏过台。”她强调说。

　　没人专门穿防静脉曲张的压缩裤，几个小时下来腿都站在固定点位，没挪一下。黄裕说：“肾上腺素维持在高水平，都在手上，注意不到腿。”

　　生理期怎么办？妇科医生总是不厌其烦做科普：“卫生巾两小时必须更换，否则细菌飙升”，轮到自己，都说“没办法，忍忍吧，总不能让腹腔敞在那里”。

　　器械护士和巡回护士清点纱布、针头、瓶子、废线、剪刀、钳子，反复清点到第五次的时候，手术差不多就结束了，清点的声音是医生们的结束曲，比什么音乐都好听。

　　这样一台卵巢癌根治术，主刀医生的手术费收入是26元。如果遇到突发情况，有其他科室医生参与，那就大家平分26元。

一台新手术，麻醉师正在为病人做麻醉。

　　人间值得不值得

　　卵巢癌死亡率占妇科首位，发病原因至今不明。因为卵巢位置在腹腔较深处，发现时几乎都为中晚期，70%已扩散，据医生们的实际掌握，三年存活率仅30%。

　　手术，化疗，复发，复发间隔一次比一次短，最后腹腔、胸腔大量积液，肠梗阻，死亡。活过5年，是惊喜，7年以上，是奇迹。黄裕跟踪的患者，最长存活12年。

　　绝境里的人怎样活，怎样死，病房是台全息记录仪。

　　广安的黄小平（化名）是黄裕的病人，2012年11月7日做的手术，5年多的时间里，丈夫老李带着她往返广安和重庆80多次，仅化疗就32次。妇瘤科6楼的医生和护士都认识老李。

　　65岁的老李可以按顺序准确地说出哪年哪月来医院，做了什么检查，指数是多少，用了什么治疗手段，用了什么药。往返广安和重庆，他们舍不得打车，都是坐大巴或者火车再换公交。他一个人背两个大包，黄小平身体虚弱，走走停停，他要一路搀扶。

　　有一次老李摔了膝盖，一瘸一拐，还是背两个大包，扶一个人。老李颈椎病发，站起来头昏得看不清地面，还是摸着扶手一步步挪着去医院：“她身体虚，办手续跑上跑下哪有力气。”

　　黄小平一说话就不停咳，说两句话鼻血就往外流：“我活着太受罪了，他也受罪……”老李说：“我只要她能活下去，一年都行，半年也可以，我做什么都可以。”

　　黄裕经常给老李打电话，关心黄小平的病情，沟通治疗方案。“难得有情人，难得这样漫长的耐心和坚持。终究是在告别，那就努力让这场告别长一点，再长一点。”

老李坐在病床边守护着妻子黄小平

　　世上告别万千，另一种也在人间。

　　马丽芳在病房值班的一个晚上，一个宫颈癌晚期患者坐在轮椅上，被妈妈送来医院，流血不止。“通俗地说，宫颈癌晚期腹腔会漏，膀胱漏，直肠漏，尿液、粪便、脓血会漏进宫腔，然后漏出身体，会很臭，非常臭。” 病人的丈夫不愿意家里被污染，差不多算是撵着母女来医院。

　　所有医学手段都已经失效，病人知道要告别了。她跟马丽芳说，她想吃很多东西，这样，那样，她把自己爱吃的重庆美食一个字一个字念了一遍，念完，人走了。

　　马丽芳是山西人，记不得那些美食的名字，只记得她转身出门就痛哭了一场。

　　女性宫颈癌的病因与男性密切相关。妻子在脓臭中死去，丈夫在清洁的家里。

　　黄裕目睹过一家人，女孩很小被收养，十几岁又住进男友家，二十多岁患病去世，亲生父母、养父、男友家都狠狠闹，最后的补偿，三家人要闹到法院来分。

　　“人间不值得”，疾病把人层层剥开给人看。

黄裕（右一）和助手正在做手术

　　一种投射

　　黄裕今年40岁，10年前母亲去世，肺癌。

　　她在给患者做后装（一种放射性治疗），电脑上方的墙上挂着辐射监测，显示2102。母亲是一处软肋，10年的时间还是不能释然，一说泪光就浮上来。

　　“我以前脾气不好，对家人尤其不耐烦，工作忙，一接电话就烦，回家累，更不想说话，家里人都要看我脸色。”母亲持续咳嗽，也不敢问她，自己跑去附近小医院照了片，没照清楚，就当普通肺炎治，耽误了治疗，一直拖到晚期。

　　她说母亲的死让她改变了对亲人的态度，包括朋友。中午手术结束，微信打开啪啦啪啦一串同学朋友咨询的各种问题，比如宫颈癌疫苗，比如担心黑色素瘤，找她摘除黑痣，她还没扒拉冷饭，就先一一回复。

黄裕的书架（受访者供图）

　　马丽芳也烦妈妈在她没下班的时候打电话。她是80后，单身，看上去像个纤弱的大学生，一个人在重庆，妈妈总是会有各种担心。整个6楼没有一寸空闲安静的地方可以谈话，我们只能站在暂时没有患者的检查室里聊。

医生马丽芳

　　今天正是她心情不好的时候。早上她的一个病人要出院，一个老人，宫颈癌。子女强烈要求隐瞒病人，坚持要出院。“经济原因吧，子女不愿意拿钱，这个疗程大约3至5万。医保报销接近一半。”她难过的是，作为医生，可以预见治疗的预后效果很好，但是要眼睁睁放弃。

　　“病人走的时候一直在问我：马医生，为什么我还在流血呀？”

　　“是不是看多了这种‘人间不值得’，所以也投射到你个人生活，比如觉得婚姻‘不值得’？”

　　“也不是，我觉得我是偏理性的。当然，妇科女医生，工作多少会让你对女性的境遇和命运有更多思考。比如，一个男人，爱护女性肯定是一个基本要求。”

　　不生育是卵巢癌的高风险因素，问她身为医生怕不怕？她笑着强调：“体检！体检！体检！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当然，每次拿体检结果的时候还是很紧张。”医院40岁以下的医生每两年体检一次，她说，你能不能帮我们呼吁一下一年一检？

马丽芳打电话为病人调药

　　多活一个月

　　春节前的最后一周，人间各不同，病房各不同。

　　一位60多岁的病人卵巢癌晚期，查房的时候，病人已经失去意识，有谵妄表现。很快人就走了。病人确诊一年，自己和家属文化素养、经济条件都不错，都很配合医生积极治疗，但是……黄裕说起也很惋惜：“疾病不会完全按照人间的逻辑来。”

　　中午的时候，黄裕以前的内膜癌病人来看她。病人已经出院5、6年，是位幼儿园食堂的阿姨，每到寒暑假，都会亲手做一大袋包子馒头带来看她。这次还带了一罐蛋白粉，在病人的理解中，蛋白粉吃了对身体好，她说让黄医生补补身体。每到假期，她把出门旅游的照片发给黄裕，发的人看的人都很开心。

以前的病人给黄裕带来一大袋自己做的馒头 （受访者供图）

　　黄裕见过最积极的病人，是一位早年当过赤脚医生的阿姨。“我们所有内部的业务学习，学术会议，她都要来旁听，认认真真记笔记，她要知道最前沿的学术成果，蛛丝马迹地寻找自己生的希望。病情最严重的时候她也拒绝助眠药物，她怕睡过去了再也醒不来。”

　　这位患者手术后活了7年。

　　“生命可能比宇宙更复杂，医生面对的一样是茫茫未知。”医生可能只是一个执灯寻路的人，更多时候，病人要做自己的“神”，爱你的人，也要做你的“神”。

　　“这个令人绝望的疾病和缺乏成就感的治疗，总要有点什么才能支撑？”

　　马丽芳说：“跟时间赛跑，卵巢癌的药品研发特别多。哪怕延长半年生命，哪怕多活一个月，就可能有新药出来。”

　　黄裕说：“如果以三年为线，我们努力给她有一定生活质量的三年，三年可以陪伴家人，完成心愿，期待奇迹，人人都会书写自己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医生查看病人伤口恢复情况，期待奇迹。

　　上游慢新闻—重庆晚报记者 刘春燕 文 杨可 图 

责任编辑：张义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