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人的创作作品，在西方称为“原生艺术”，甚至已经发展成一门成熟的生意，郭海平创办了中国首家精神病人艺术中心，至今却仍未找到一名可常驻的艺术家，陷入僵局。

　　郭海平简介

　　1962年生于南京。高中辍学，进入南京塑料厂当印刷工，后接触到绘画，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曾策划、发起“晒太阳”、“药”、“病：我们时代的艺术”等当代艺术展。

　　2006年，郭海平进入南京祖堂山精神病院三个月，召集病人作画，后著有《癫狂的艺术：中国精神病人艺术报告》。

　　2010年11月，郭海平创办的“原形”艺术中心在南京开幕。这是中国首家精神病人艺术中心。

　　南都周刊记者_洪鹄 实习生_钟紫薇 发自南京

　　在常人眼里，郭海平这几年是越活越“邪”了。

　　2002年，郭海平先是把半坡村转手了。紧挨着南京大学的半坡村，十五年前是全城第一家咖啡店，说是南京的文人沙龙、文化地标一点不为过。韩东、朱文、毛焰，这些南京的作家艺术家都喜欢到半坡村玩，也喜欢和这个平头，笑起来缺半颗牙但极富感染力的郭老板交朋友。郭老板还不时在店里布展，1996年，半坡村开业后第一个展就是毛焰的画展。

　　郭海平自己也画画。2002年，他宣布卖了半坡村，以40岁高龄开始职业画家生涯。毛焰对此很吃惊：“海平，你这是想干吗？”

　　2006年，郭海平“入住”祖堂山精神病院。老朋友圈有人传：“疯了？”

　　郭海平在里头呆了三个月，布置了一间画室，700多名病人鱼贯而入，有兴趣地就自发留下来开始画。最终“保持了长期热情并表现出相当天赋”的病人有11个。有媒体称郭海平“教精神病人画画”，他纠正：“不，我是看他们画画。”又道：“不不，我是仰视他们画画。”

　　2007年年初郭海平“出院”。病人们的画作被拉去北京798开展，有惊叹、有争议。郭海平详细地记录了他这场艺术实验的经过，集结成一册《癫狂的艺术》出版，人们纷纷以为，他和精神病人的这一役，大功告成，到此为止。

　　但郭海平说，这只是他的第一步。踏入祖堂山的最初，他也没有想到，这场实验会改变他的人生轨迹。四年前11位令他惊呼和动容的病人，如今一个死了，一个出院，剩下的九个依然在医院接受治疗，但在长期药物的作用下，体力和激情都大大减退。

　　郭海平痛心疾首。他之前不过是想做一名自由艺术家，而现在，他建了一座叫“原形”的精神病人艺术中心，希望把能画的病人集中起来，让他们不受干扰地画画，希望改变中国人对待疯癫的观念。

　　“原形”

　　郭海平住在长江边上。从他家阳台眺望，即使是最阴沉的天气，那个叫江心洲的小岛也若隐若现。因为近，更因为便宜，原形艺术中心选择在江心洲落户，一栋农家二层小楼，一年7万房租。外墙刷得雪白。一楼的展厅涂成令人安心的蓝色，挂着病人们的画。二楼是三间大画室，画笔摆在摊开的画纸上，随时等着涂画。

　　除了去年11月18日开幕那天，请了些朋友和病人来算是有过一番热闹，大部分时候“原形”显得过于清净。以种植葡萄出名的江心洲夏天会迎来众多游人，而此刻只有枯枝。

　　2007年，“癫狂的艺术—中国精神病患者作品展”在798零工场开展。它除了是国内第一个精神病患者作品展外，或许还是第一个所有艺术家集体不到场的展。郭海平向来宾解释：“请谅解，他们无法接受以精神病人的身份曝光在公众面前。”

　　这让展览看上去陷入了一个窘境：一方面，毫无疑问，作为“精神病患者”的艺术家是该展最重要的标签；另一方面，他们是不到场的、不被承认的，甚至是不存在的人。

　　70幅画作的署名全部是化名。郭海平和病人家属一一沟通过，无一人愿意以真名示人，更别说亮相。“一旦进了精神病院，监护权就归家属，病人自己没权利作决定。家属们的理由是，如果他们有一天出院了，回到社会上还要见人、还要工作，要是被全世界都知道得过精神病，就没法活了。”郭海平说。

　　“事实上，中国普通民众对精神病人也怀着极大的恐慌和排斥。”郭海平设想过这个画面：病人们真的来出席画展了，大概就轮到现场观众吓得后退三步了。

　　郭海平也曾感到恐惧。2006年秋天，他拖着一只装满水彩颜料、油画棒、马克笔的行李箱住进祖堂山精神病院的第一夜，一个女病人凄厉的叫喊让他毛骨悚然，彻夜未眠。但很快他被他们的画征服。

　　卖馄饨出身的张玉宝，喜用最对比强烈的色彩，红、黄冲撞，画出一截力不从心的指头，又像是一个咆哮的小人。这幅张玉宝自己取名为《怒吼》的画令所有人第一时间想到了爱德华·蒙克的《呐喊》—同样的扭曲、愤怒和痛苦，从纸面上几乎喷薄而出；傲慢自大的“余丹格格”，用透视法画汽车、别墅和一切她想象中的“上流社会”，甚至她画的奥巴马和郭海平都惟妙惟肖。

　　王军，农民，一辈子老实巴交，因为“挣不了钱给儿子盖房娶媳妇”而崩溃，画画坚持用圆规和直尺，坚持画“有用的东西”，他画线条硬朗、色彩鲜艳的农用机械，水闸、收割机，还有“一辈子只坐过一次”的火车—所有都是高空俯视图。这让郭海平得出结论：“精神病人是在天上看世界的。”

　　这些病人都毫无绘画基础。但他们拿起画笔，毫不犹豫，丝毫不用考虑题材。“张玉宝告诉我，他可以画出他脑子里的一切。我问余丹格格可不可以画鱼，她立即画了十几条鱼，每条都有名有姓。”

　　在开始这个实验前，郭海平曾猜想“精神病人和艺术家是不是只有一纸之隔”。他很快推翻了这个结论：“差太远了，我们在地上，他们在天上，现实太沉重了，所以他们才魂不附体，灵魂出窍。”

　　为期三个月的祖堂山实验很快结束，郭海平走的时候，张玉宝和王军都哭了。郭海平答应他们：要开设一个“艺术病区”，继续让他们画画。他以为这不是一件难事，甚至很快也争取到了江苏福彩中心的一笔资助资金。但医院拒绝了他的提议，院方和家属都担心，画画这样的“刺激性”活动会使病人兴奋、失控；而郭海平提出的为了让病人们保持精力和灵感而减少药量的要求更被视作不可想象。

　　“事实上，画画的时候他们专注、平静，在那段日子里他们的状态明显好过平时。”郭海平说。他翻开了祖堂山医院七病区主任王玉当时的治疗笔记：“2006年10月，张玉宝参加该项艺术活动，他的艺术天赋令人惊讶，在三个月的时间里，他每天都在创作，甚至对未来也有了打算，他说他想做一个艺术家。”

　　张玉宝在此一年半前被诊断为重度精神分裂，多次意图自杀。

　　如何让他们继续画下去？“癫狂的艺术”展后，他遇见了法国人波斯特。波斯特是巴黎一家原生艺术画廊的老板，所谓“原生”，即指精神病人艺术家。波斯特和郭海平一样，有感于“正常人的表达、艺术都被模式化了，唯精神病人才有真正意志自由的表达”。2005年，波斯特画廊的销售额大概是100万人民币，卖出了好几幅10万以上的精神病艺术家的作品。

　　郭海平的眼睛亮了，他要做原生艺术在中国的拓荒人。

　　基因

　　年轻的时候，郭海平也“疯”过。他从来都是任性的人，后来是“花了很大力气才把自己控制下来的”。

　　20岁之前，郭海平自诩过着“没魂”的生活。他不爱读书，早早辍学，在塑料厂当印刷工，每天只觉得胸口憋闷、空虚、暴躁，无聊到恨不得去坐牢。有一天，他碰到了一群人，“画画的，每个人都特别朝气，特别有事做”。他毫不犹豫地被吸引，继而沉迷。“很快连班都不想上了，每天只想做画画一件事。晚上装睡，把窗户糊起来挡住光连夜画画。”

　　21岁，郭海平出走过一次，目的地是香港—邓丽君歌中柔情万千的自由世界。他在江门的海边等着气垫船，打算随便爬上一只冲到对岸澳门的海滩上。所幸没等到，“否则必死无疑”。

　　邻居跟他父亲说：你儿子疯了。

　　但他父亲的儿子确实疯了，不是郭海平，是郭海平的大哥郭恩平。他优秀的大哥，一心想参军，因为父亲是右派而不得。郭恩平开始狂热地读《毛选》，逢人就喊“毛主席讲得太好了”。家里来了公安，来了医生，大哥被带走了，诊断为精神分裂症阳性。

　　十岁的郭海平目睹了父母从此是怎么小心翼翼地做人，又是怎样在医生的嘱咐下严格命令哥哥服药。四十年，他曾经高大的哥哥整个人萎缩了一半，如今走不了几米路就满身大汗。

　　或许真的有疯狂的基因这回事。画画之余，曾对读书厌恶至极的郭海平开始疯狂地读书，看得最多的是艺术家传记，梵高的《渴望生活》、《亲爱的提奥》，罗曼·罗兰写的贝多芬、米开朗琪罗，直至尼采、伍尔夫。精神疾病与艺术创作之间纠缠相依的关系一直吸引他，令郭海平相信，在“疯狂”和“天才”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神秘联系。

　　“在我的经验中，只有那些极富智慧、对事物极为敏感，不甘平庸、愿意在自己精神世界中沉醉和冒险的人，才最容易与现实发生冲突，并在精神上留下障碍。”

　　不满足于艺术史里流于浅表的解读，郭海平开始钻研心理学，从朱光潜的《悲剧心理学》读到福柯、拉康，逐渐自我更新了对疾病尤其是精神疾病的理解。

　　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明示：疯癫到18世纪末方被确定为一种精神疾病，这表明了一种对话的破裂，在现代安谧的精神病院中，现代人不再与疯人交流，自恃理性者让医生去对付疯癫。

　　郭海平说自己如醍醐灌顶。

　　上世纪80年代末，南京市团委开通了全国第一个心里咨询热线。郭海平由于常在报纸上发表关于探讨精神疾患的短文而被请来做主持。“有精神疾病的人比我想象的还要多得多。”而与此同时，郭海平感觉这个时代对于精神疾病的沉默和恐惧也胜于任何一个前朝。

　　2005年，在“病：我们时代的艺术”展上，郭海平的作品是一个灰色的立方体。它看上去很轻，实则很重，里面布满了暧昧的缠绕，令人无法谈论也不愿谈论—就像精神病一样。

　　祖堂山医院的王玉医生就是在这次展览上与郭海平结识的。她也是艺术爱好者，并且在内心对于现代医学对精神病的粗暴诊疗有所怀疑。她支持郭海平的精神病院艺术实验。

　　郭海平只是遗憾，哥哥不能画了。四十年的氯氮平(精神分裂症常用药)将郭恩平摧毁得不成人形，他早已痴呆。

　　僵局

　　“艺术病区”计划的失败，令郭海平一度很长时间不敢再踏入祖堂山精神病院。看哥哥的时候，他都晚上去。他受不了王玉告诉他，不能画画，张玉宝的状况又差了，而王军在大量药物的作用下各项身体机能都在衰退。

　　“波斯特的画廊2005年开的，到2009年，销售额已经是700万人民币了。日本的原生艺术中心是2006年建立的，和我做祖堂山项目同步，但现在它已与全国精神病康复机构建立了联系网，医院鼓励病人画画，发现好作品就送到中心，通常一件作品卖两三万日元是常规价，而这些画流通到欧洲去后常常是翻几番，能卖到四五十万日元。”

　　以精神病人为创作主体的“原生艺术”市场在西方已相当成熟。1947年，法国艺术家杜布菲发起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原生艺术协会。今年2月，纽约的原生展已经开到了第十九届。精神病艺术家们完全无惧“抛头露面”。

　　郭海平拿过王军的画给波斯特看，波斯特粗略估算每幅可以卖到二到三万人民币。

　　但王军的画不可能进入市场流通。在国内，被确诊为“重度精神分裂症”的王军无法为自己做主，在医院之外的一切决定权必须由监护人即家属行使。郭海平联系过王军的哥哥和妻子，两人均拒绝了郭海平的提议。事实上，自从2006年王军入院以来，没有一个亲属来看过他。

　　张玉宝是孤儿，在他发疯的那一年，新婚的妻子也疯了，随后他入院，妻子改嫁，下落不明。张玉宝目前没有监护人。郭海平最希望把张玉宝接出医院让他画画，但没有可能。

　　“艺术病区”失败之后，郭海平决意要建“原形艺术中心”，和公立医院合作的艰难让他选择走民间路线。他找到了一位合作者曾丽华，后者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精神病人淳朴的作品而感动不已，虽然她“并不是多有钱的人”。曾丽华对原形艺术中心的投资预算是一年三十万。郭海平的愿望是三年内让“原形”运转自如，自负盈亏。

　　郭海平花了很大的精力从南京市建邺区民政局手中拿到了“原形”的批文，本以为从此就一路通畅了，然而道路的曲折出乎他的意料。原形艺术中心向愿意入驻的精神病人艺术家提供画室、画具，以及一个月1000元的固定工资，然而从11月成立至今，郭海平仍没有找到一名可以常驻的艺术家。

　　“世界卫生组织也呼吁，对精神病人最好的治疗是让他们重返社会。那对于这些有艺术天赋的精神病人来说，最好的治疗就是让他们画画、让画能流通、能兑换出价值。”郭海平牢记曾看过作家阿城在文章里写到的：在美国，他遇到一个艺术家，对方落落大方地和他握手，并告知，你好，我是一名抑郁症患者。

　　“在中国，他无法这样说。不是他自己不够勇气或不够坦然，周围的环境不允许，至亲的人也以他们的疾病为耻。”郭海平说。

　　郭海平每天会接到数通电话，多是精神病患者的家属打来，询问“原形”的情况。他不厌其烦地一遍遍向电话那头的人解释，并欢迎病人来入驻，但“总会有关节出问题”。

　　刘康，智障，来过中心几次，喜用大色块、条纹作画，画面“单纯热烈”。刘康在一家慈善机构做面包，他的父母一度想送他常驻“原形”，但最终因怕失去那份稳定的慈善机构保障而作罢。李腾，精神分裂症患者，天赋极佳，且强烈希望能来画画。他的监护人—其兄长因不愿其“暴露精神病史而让全家难堪”而禁止他前来。李腾目前在一家公司做门房，他对郭海平哭诉：“我想住院，这样我就可以堂堂正正做精神病人了。”

　　“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慢慢来，各个击破了。”有人曾建议郭海平先卖掉一批画，把收益给家属看到—兴许可以说服他们。郭海平说，一来，没有授权，无法卖画。二是，画作尚少，还不够一家艺术中心自己收藏，而且也只有等成批的画作出来了才合适推向市场。

　　周末的下午，偶尔会有家属，带着他们的原生艺术家们来“原形”小心翼翼地参观一番。刘康拘谨地坐在画板前，用油画棒沾上黄色涂在纸上，眼睛忽然变得有光。

　　郭海平梦想着刘康和张玉宝们都能伸出手，向别人说“你好，我是一名原生艺术家”的那一天。五十知天命，四十九岁的郭海平说自己不信这个理。

　　(为保护本文所涉及的精神病患者的权益，文中病人皆为化名。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