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逐出养老院

　　记者 闫小青 北京报道

　　山东济宁的温度超过了35度，跟北京这几天的天气一样闷热。张一军夫妇跟着工程队在这个陌生的城市生活已经两个多月，他心里惦记着在北京住养老院的母亲王佩玲。

　　一年多前，王佩玲的老年痴呆症状越来越严重，生活无法自理，她被当时居住的公办养老院勒令转院。

　　张一军发现，在母亲养老最艰难的时刻，他无法从任何一个公办机构获得帮助。

　　老年痴呆患者，又称失智老人。失智老人以一个极端的方式，证明了没有合理的公共政策和养老制度，个人养老将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张一军夫妇找了整整一年，才给老人找到落脚的地方。常年漂泊在外的张一军总在不安，家里的老母亲会不会再次无处安身。

　　养老院送来的传票

　　2012年农历年前不久，张一军的女儿倩倩接到西城区人民法院的电话，通知张一军领取法院传票。

　　倩倩吓傻了，“以为爸爸犯了什么事儿”，一问才知道，是北京第一社会福利院起诉张一军违反王佩玲老人入院时所签订的合同，所以他们申请了法律手段强制老人转院。

　　王佩玲入院的合同上写着：入院者必须有日常生活自理的行为能力。

　　83岁的王佩玲确实已经不符合合同上所规定的条件。福利院起诉张一军之时，王佩玲的老年痴呆症状发展到不认识自己的家人，行为也偶尔失控。

　　前一年，第一社会福利院已经要求王佩玲转院，三番四次催促张一军之后，护士长警告说，“再不把人接走，就要走法律程序了”。

　　那时候，王佩玲的症状还不明显。福利院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不会按传唤铃叫护工的老人他们也不会看顾，这样可以减低福利院的看护风险。

　　张一军觉得养老院有责任照料自己的母亲，所以一开始他不同意转院。“总不能请个护工24小时陪着吧？”福利院的人这样反问张一军。

　　张一军跟院长商量能不能自己出钱请一个全职护工，只要让老人继续住在福利院里。第一福利院拒绝了，理由是：老人晚上经常不好好睡觉，会影响到其他人。

　　自从王佩玲患上老年痴呆症，张一军觉得第一社会福利院好像换了一个人。之前，张一军很喜欢第一社会福利院的氛围，有阅览室、有合唱团、有棋牌室、有老年大学，可以让母亲的生活过得有质量。他甚至想自己老了也住到这里来。

　　可是现在这所寄托着自己和母亲养老希望的福利院，却在母亲最需要照料的时候，把她推了出去。

　　眼看着就要过年了，张一军却接到了养老院送来的法院传票通知，张一军一下子火了。

　　张一军没有去领传票，他叮嘱女儿别管这事儿，然后就冲到第一社会福利院理论：“我们到养老院就是希望老有所依、老有所靠，人一病了你们就轰人，那住养老院的意义是什么？”

　　护士长似乎见惯了这样的家属，只是淡淡地说：“我们没有照料老年痴呆老人的能力。”

　　无处安身

　　“没有能力看护老年痴呆患者”，这样的回答张一军听了太多。自从一年多前第一社会福利院要求老人转院，他就开始开着车在北京转养老院，得到的答案便总是拒绝。

　　碰了几回钉子之后，张一军决定先筛选再踩点。令张一军没有想到的是，偌大的京城里他竟然只找到十几家接收老年痴呆老人的养老院，他决定一个一个地去碰。

　　第一家，张一军去了小有名气的四季青，到了地方，工作人员告诉张一军没有空床位，“已经排了几百号了，十年也不一定排得上号”。

　　“没有空床位”，“需要15天试住”，张一军开始变得焦虑，随便一个什么院空床位就要等上好几年，而可以试住的地方张一军又不敢让母亲去，因为一旦不成老人就真的没有地方可去了。

　　有朋友告诉张一军离市中心远的地方会有一些规模小一点的民营养老院，可能会接受失智老人，全家开始把目光放到郊区，五环、六环，张一军的搜索范围不断地扩大。许是受到了传票事件的刺激，张一军铆着劲儿一定要在过年前把老人接走，让母亲过一个开心的龙年。

　　没多久，张一军找到了五环边上的爱晚养护院，这所养老院专门做失智失能老人照护。

　　新的养老院环境和配套并不能让张一军夫妇满意，“能收下老人已经知足了”，张一军已经被拒绝怕了。

　　转院那天，王佩玲的意识不太清醒。老牌友们来送行，王佩玲都没有认出来，她只催促着儿子快些走。办手续的时候，负责人见到这个在福利院里赖了一年的老人，还不忘补上一句，“终于出院了”。张一军回道，还不是被你们撵走的，负责人便不再言语了。

　　搬到爱晚，王佩玲被分在一个三人间。进大院的第一排平房，106室就是王佩玲的住处。房间里交错摆放着四张床，门口一张床属于护工小张，她是三位老人的全职看护。

　　这间屋子，张一军上一次来的时候已经见过。他其实并不满意，没有装修过的房间，没有安装空调，水泥地衬得本就灰暗的屋子更加阴沉。护工小张嘴里的河北不知道哪里的口音，张一军几乎听不明白。

　　第一次见院长孔德强的时候，张一军跟孔德强聊了母亲之前的遭遇，才发现到爱晚的很多人都跟自己的母亲有过相似的经历：失去自理能力被公办养老院劝退，在市区里找不到愿意接收的养老院，最后到了郊区的民营养老院。

　　无力养老

　　2012年农历年的除夕夜，王佩玲是在爱晚养护院里度过的。

　　晚上八点多，张一军才忙完要打点的一切，拖着疲惫的身体赶到养老院陪母亲，他到时哥哥一家已经离开了。

　　张一军进房间，王佩玲都没有认出自己的儿子，连连问护工“这是谁啊？”张一军鼻头一下子泛酸，他已经好多年除夕没有赶上家里的年夜饭。

　　张一军也琢磨过，万一在过年前没给母亲找到能去的地方，他也许会把母亲接回家里，那自己可能要为此换一份常在北京的、不那么忙碌的工作。

　　王佩玲只有两个孩子。哥哥长张一军八岁，今年刚刚退休。哥哥因为高血压，心脏也不好，没能力把母亲接回家里住。

　　张一军的父亲去世得早，王佩玲以前一直跟着二儿子一起生活。每年过年，哥俩儿带着家眷在张一军家里陪老人过年。回想那段日子，一家人围着桌子简简单单地吃一段饭，张一军觉得那才叫家的感觉。

　　可是现在，维系这个家的感觉，对于张一军来说却显得那么“昂贵”。

　　2004年一个周末，王佩玲跟儿子说礼拜一要去第五福利院办下手续，她想住到养老院去。张一军愣住了，忽然意识到，母亲一个人在家太寂寞。自从离开国营单位下海后，张一军的工作越来越忙，几乎没有多少时间和母亲一起度过。五十二岁的他还像个小伙子似的，为生计四处奔波，他最怕自己未富先老。

　　那时候，张一军夫妇在外打拼，女儿在学校读书。王佩玲就经常到家附近的第五福利院去跟以前单位里的好姐妹打牌聊天，后来姐妹们建议王佩玲直接搬过去住。所以王佩玲就来了一招先斩后奏。

　　张一军跟哥哥商量后，觉得也许去福利院养老，老人才不会太孤独。所以最终张一军还是陪着母亲去第五福利院办了入院。

　　后来又去了硬件条件更好一点的第一社会福利院。

　　如果不是母亲患上老年痴呆症，张一军和哥哥还会觉得等自己老了住进养老院就是最好的归宿。现在他们都不知道，等自己老了该怎么办。

　　王佩玲是离休干部，一个月的工资四千多块，她的全部工资刚好支付住养老院和生活所需的花费。可是张一军现在缴纳的是最低档的养老保险，退休金1700元左右。哥哥现在退休每月拿不到两千。

　　哥俩每次提起母亲找养老院的事情，都会说“咱们以后还不知道怎么样呢”。张一军最担心自己老了以后会成了倩倩的包袱。

　　无序的行业

　　王佩玲老人在爱晚养护院的第一个夏天，张一军要担心的事情太多：没有空调会不会太热，会不会吃坏东西拉肚子，护工的水平行不行。

　　第一次到爱晚踩点的时候，张一军就说想找一个一对一的专业一点的护工。院长孔德强告诉张一军，这样的护工他们不是不想找，而是根本找不到。王佩玲屋里的护工小张就是半年前才到北京做护工，爱晚给她做过简单的培训，小张打算着积累一些经验，然后到更赚钱的家政行业去发展。

　　其实，比硬件条件更让张一军担心的是，这样一家规模不大的民营养老院随时都可能关门，到时候母亲又要到哪里去？

　　爱晚养护院现在的规模已经不小，小院四排平房里一共住着150多位老人，有70多名护工。院长孔德强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压力和风险。

　　给失智失能老人提供看护是老院长武学斌的理想，所以退休后便在大兴开了爱晚养护院，养护院一直盈利不多。老院长的身体也渐渐无法支撑繁琐的日常工作，于是武学斌开始寻找接班人。这个人既要有经营头脑，又不会把武学斌多年心血经营成那种只顾赚钱罔顾责任的养老院。武学斌看中了正准备开办养老院到他这里来讨经验的孔德强。

　　去年，刚满三十岁的孔德强从老院长武学斌手里接过这个担子，以前他一直觉得养老院在国内是绝对的供不应求，该是开一个赚一个。但是开始真刀真枪上阵才发现养老是一个完全无序的行业。

　　开一个高端的养老院，提供高端服务很赚钱，天天上百号人等着办入院手续。可是像爱晚养护院这类专门做失智失能老人的看护，别说赚钱，生存都是问题。

　　因为要提供24小时的全职陪护，爱晚的护工都是来自农村的打工者。护工频繁跳槽，养护院里常年人手不足。经常是干上个年把走一批护工，然后又来一批新人再重新培训上岗。

　　也有过社工专业的学生到养护院来实习，但经常是给老人换了一个月的尿布就坚持不住离开了。

　　养护院只好让一位护工同时看护2至3位老人，既能解决人手短缺又给员工变相提高了工资。一个护工同时照料三个失智老人，难免忙中出错，爱晚经历过不少次大大小小的看护事故，好在都没出什么大事儿。

　　但孔德强也明白，一旦出了事儿，以爱晚的能力可能真的经受不住。孔德强坚持的动力都维系在老院长的嘱托和对一个个无助家庭的责任上，在孔德强看来王佩玲老人家庭的遭遇是整个行业的不幸。

　　张一军夫妇最早也要七月底才能回北京，张一军只能常常打电话、发短信给孔德强询问母亲的近况，以求内心的安慰。

　　其实，张一军这一通通电话、一条条短信也是孔德强艰难中的一丝安慰——这个弱小的民营养老院，自有公办养老院不愿为之、而又无比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