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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案当事人金锦寿和家人团聚。图源：深一度公号。文 | 社论
一起普通的经济纠纷，触发一次错误的通缉，紧接着的是近15年异国流浪，幸而当地警方翻档案时发现是错案……
据报道，今年9月15日，温州商人金锦寿就遭受警方的错误通缉，向国家最高检提出申诉，要求国家赔偿拘留措施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直接和间接的经济财产损失等，共计500多万元，至今未有回应。
之前，龙湾区公安分局、温州市公安局先后拒绝了他的国家赔偿要求，市中院、省高院也予以驳回，理由都差不多：根据相关法律，没有被实际羁押，不能实施国家赔偿。
对金锦寿的错案纠正文书和国家赔偿申请不受理通知书。图源：深一度公号。基于现行法律，金锦寿所提的若干赔偿诉求，的确很难得到满足。《国家赔偿法》第17至19条明确的“赔偿范围”，仅限于特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对公民人身自由权、人身健康权和财产权等的侵犯。对冤假错案受害者而言，这些个人权利受到权力侵害的程度，决定了赔偿请求能否得到支持。
具体到人身权，金锦寿虽被当地警方决定刑事拘留，直至2014年年底方才撤销，但是，一直在国外“避祸”的他，并未被实际剥夺人身自由，或受到某种身体伤害。所以他申请拘留措施赔偿金，法律依据明显不足。
金锦寿和妻儿照。图源：深一度公号。还有，《国家赔偿法》第35条固然明确了，“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问题是，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必须以实际刑拘等作为前提，且造成了精神损害。对金锦寿来说，既然前一个环节都缺失，自然也够不上这项赔偿的“门槛”了。
真正可能得到赔偿的，是金锦寿的财产权。据报道，他的公司财产被拍“贱卖”——1999年就值360万，最终却折价188万卖掉。如果当时的有关部门或工作人员违法采取过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他作为受害人，确有取得赔偿的权利。若未被采取这些措施，而是自行“贱卖”公司财产，那这部分的财产损失，也很难得到法律支持。
这种“坐而论道”的现实分析，足以说明金锦寿申请国赔的前景之黯淡。但对这个年逾花甲的老人而言，申请若得不到满足，内心的委屈可想而知：如果不是那份错误的刑事拘留决定和通缉令，过去十多年，他就不必流浪国外，有家不能回，公司财产“贱卖”，个人名誉受损……
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既然是权力侵犯了公民权利，就应当为其敞开救济的大门，对人身和财产损失作出弥补，这也是法治的应有之义。
就金锦寿而言，即便不能得到国家赔偿，有关部门也不能当“甩手掌柜”，而应从其他渠道给予一定“救济”。当然，对错误刑事拘留和通缉令的责任追查，也不能悄然止步。
从长远计，还可考虑对现有《国家赔偿法》作出修改。就金锦寿的个人经历看，被通缉而非被关押再申请赔偿，被律界人士认为“非常罕见，甚至极有可能是全国首例”。对于这起罕见个案，立法和修订时未将这种“特殊”情形纳入，很正常。但既然在错案中出现了“光通缉未羁押”的情况，没准以后还有类似情形。
鉴于此，必要时可启动修法“亡羊补牢”，尽可能扩大赔偿范围，避免类似于金锦寿这样的窘境。
责任编辑：刘德宾 SN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