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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7月13日11:32 新浪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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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刑事和解一定会影响量刑吗?

  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法院10日发布通报,该院在审的被告人和荣松涉嫌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被告人杜澄、曹二车龙补、吴原华、赵智、和凌波涉嫌寻衅滋事罪一案将于7月14日上午在丽江市古城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据该院通报,该案中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董某某与六位被告人经协商达成和解并已实际履行,于7月5日申请撤销民事诉讼。经丽江古城区法院审查,申请符合法律规定,裁定准许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董某某撤回起诉。附带民事部分被申请撤回见诸报道后,在网上引起巨大关注,有网友表示,有钱就是好,有钱可以实现用钱减刑、以钱买命,有些网友还质疑法律的公平性。这些网上舆论归结到一点,其实还是网民对刑事和解是否会影响量刑产生疑问。那么,在刑事案件中,刑事附带民事部分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被告人得到了谅解,被告人的量刑一定会减轻吗?另外从网友的讨论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人们对刑事和解程序被泛化的担忧。

  关于刑事和解与量刑之间的影响,我们可以查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第二条第9款规定,对于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偿能力以及认罪、悔罪程度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下;积极赔偿但没有取得谅解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尽管没有赔偿,但取得谅解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该条第10款进一步规定,对于当事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七条达成刑事和解协议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礼道歉以及真诚悔罪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50%以下;犯罪较轻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50%以上或者依法免除处罚。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77条规定,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财产权利规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以及除渎职罪以外的判处七年以下的过失犯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根据最高法院的指导意见,这些特定的情节较为轻微的案件,一旦双方当事人就民事赔偿部分达成和解,被告人取得谅解,审判机关就可以适用减轻量刑规则。

  由此可见,根据当前的刑事司法规则和具体实践,对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以上几类犯罪,刑事和解的确会影响量刑。回归到本次丽江女游客被打案件,被害人董某某已经与被告人和荣松等七人达成了民事和解并已申请撤回附带民事诉讼,鉴于被告人等被提起公诉的罪名为故意伤害罪和寻衅滋事罪,这些犯罪侵犯的正好是被害人的人身权利,再加上被害人被鉴定为轻伤二级(如果报道属实),根据我国的司法实践,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并致人轻伤的,可以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寻衅滋事致人轻伤的,法定量刑区间也在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这么看来,董某某如果与和荣松等被告人达成了民事和解并取得谅解书,丽江古城区法院很可能按照最高法院的指导意见来量刑。

  那么,董某某接受被告人和荣松等人的赔偿并达成和解协议,是否是一个不恰当的选择呢?

  我们知道,刑事和解程序应以对被害人因犯罪而遭受的损失的全面恢复为程序目标,被害人“谅解”犯罪人是刑事和解达成的前提,被害人应被置于程序的“中心”。由此,特定犯罪的刑事和解程序只要坚持以被害人为中心,而不是强加于被害人及其亲属,只要是被害人及其家自愿给被告人谅解,本身是自我权利的选择,就像本次丽江女游客被打案件中,董某某自愿与被告人等七人达成刑事和解,只要这是董某某的个人决定,本身无可厚非。

  在笔者看来,广大网民关心的真正问题还是刑事和解程序在中国会不会被泛化,用老百姓的话讲,是不是所有的刑事案件,无论轻重都可以通过协商达成和解,赔偿并取得减轻量刑。

  在司法实践中,刑事和解近年来被大力倡导,我们知道,按照刑事诉讼法第277条,我们的程序法其实已经明确了刑事和解适用的范围,该法律规定,只有有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以及特定的过失犯罪才能适用刑事和解制度。但是在司法改革的过程中,刑事和解程序有被泛化的趋势,不少地方法院对于判轻罪以及特定过失犯罪以外的严重犯罪,只要犯罪双方达成赔偿并取得谅解的,很多案件也在被适用刑事和解程序。这一点即使到了最高法院,态度其实也是暧昧的。根据最高法院出台的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对于抢劫、强奸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的,最高法并没有排除适用刑事和解量刑规则,只是提到需要从严掌握。

  刑事和解程序泛化会给人一种误解,就像这次董某某撤回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所引起的讨论一样,很多人会认为只要有钱,就能够通过花钱取得被害人谅解并获得减轻量刑。人们这样认为相当程度上会影响社会对整个司法公平正义的观感。

  其实,刑事和解程序本质上符合现代刑罚理念,该程序也符合主流国家的法治精神,即要求根据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量刑。法治国家认为,犯罪的危害性不单单体现在犯罪前和犯罪中,更体现在犯罪后,被告人在犯罪后积极赔偿被害人,被害人所受的伤害无论从物质上还是精神上得到某种恢复,也是影响犯罪危害性的重要因素。但如果刑事和解程序被泛化,危害是巨大的。

  刑事和解泛化可能导致被害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被边缘化。通过很多地方司法案例,地方司法机关在推动司法改革的过程中,往往有着强权干预的色彩,司法改革的推动者以及参与者充满浓厚的功利色彩,刑事案件的司法机关往往通过公权力去推动刑事案件当事人之间达成某种刑事和解,并根据刑事和解的完成指标来对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考核。在很多刑事案件中,司法裁判者借助居间裁判的天然优势地位,从心理上给被害人及其家属产生压力,从而影响刑事和解的最终结果。很显然,单纯以金钱从物质上并不能恢复被害人及其亲属的损失,甚至在某些严重犯罪或者影响十分恶劣的刑事案件中,被害人及其亲属所遭受的精神损失根本就是无法修复的。

  防止刑事和解程序被泛化,笔者认为还是需要回归法律,严格把握司法解释,防止随意扩大刑事和解程序适用的案件范围与幅度,避免司法的公平正义形象染上浓厚的金钱的色彩。另外还需要加大法制宣传的力度,使“该宽则宽、当严则严”的观念深入人心,取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在本次丽江被打女游客董某某事件中,相关司法部门更应当抓住时机,给广大人民群众上一次普法宣传课,减少人们对司法公正形象的误解。

  律师简介

  孙行政,江苏萧徽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律师,毕业于同济大学法学院,研究生学历,担任十多家公司和产业园常年法律顾问、创业导师。专长于公司法和企业资本市场研究,擅长企业风险规避和防范,拥有丰富的诉讼经验。长期研究并关注网络舆情与法治进步,撰写的文章多次被新浪网、中国法治网、搜狐网、光明网、中国经济日报、凤凰网等媒体刊载。重点关注的重大社会法治事件有网约车新政、王宝强离婚案,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患癌老师刘伶俐被开除、聂树斌案、于欢辱母杀人案等事件。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

编辑:sf_yanan

孙行政

  • 律师
  • 执业地区: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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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营

  • 执业年限:2015年至今

  • 个人简介:孙行政(微信公众号:闲来无事来说法),同济大学法学硕士,北京德恒(苏州)律所专职律师,担任苏州金方弈资本法律顾问,以及苏州优投创业营、常熟市同济科技园等产业园和孵化器的创业导师。专长于公司与资本实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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