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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7月21日10:03 新浪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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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论FRAND条款的法律性质——以实现FRAND条款的目的为导向

  摘要:在解释FRAND条款的法律性质时,各国司法实践做法不同。我国倾向于将FRAND条款解释为单方法律行为,这主要是基于“本来的思考方法”,也即仅从FRAND语义角度来推定其法律效果。这种方法下的解释论由于缺少FRAND条款作为标准制定组织制定知识产权政策的目的导向性,造成FRAND条款在促进专利许可市场交易这一功能效率上的丧失,致使FRAND条款的目的不能被实现。因此,在解释FRAND条款的法律性质时,有必要从“本来的思考方法”转换至“机能的思考方法”,引入FRAND条款作为一项知识产权政策的目的与功能这一视角重新加以审视。本文认为,宜将FRAND条款解释为第三人利益合同,SEP权利人由此负有以FRAND条件进行交涉的义务。

  关键字:FRAND条款;单方法律行为;第三人利益合同

  On the Legal Nature of FRAND Commitment —— Goal Oriented of FRAND Commitment

  Abstract: In interpreting the legal nature of the FRAND commitment, judicial practices vary from country to country。 China tends to interpret the FRAND commitment as a unilateral obligation。 It mainly based on the “original way of thinking” and presumes the legal effect of the FRAND commitment from its semantic perspective。 For lacking of goal-oriented of FRAND commitment, when standards setting organizations mak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licies, the function of FRAND commitment in promoting patent licensing transaction can be failed, thus leads to the failure of FRAND commitment。 Therefore, when interpreting the legal nature of the FRAND commitment, it is necessary to switch from the “original way of thinking” to “functional way of thinking” and introduce a view of purpose and function of FRAND commitment as 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licy。 This article tends to interpret the FRAND commitment as a third party beneficiary contract and SEP holders have obligation to negotiate under the FRAND conditions。

  Key words: FRAND commitment; Unilateral obligation; Third party beneficiary

  一、引言

  技术是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技术标准是对技术活动中需要统一协调的事物制定的标准。标准作为一种社会博弈规则,与技术处于一种协同演化的关系。也即技术创新与技术标准协同发展。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行业内核心标准的制定,不仅影响着技术发展的方向,而且影响行业的准入壁垒,行业效率和社会福利。此外,国际性标准更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各国把争夺国际标准主导权作为战略选择,通过抢占制定国际标准的主动权,来控制国际经济竞争的优势地位,进而实现国家利益。将专利技术纳入标准,再通过实施来将专利技术转化为市场垄断优势,这一发展趋势使得一些领域制定标准时,无法避免要采用带有专利的技术方案。专利技术一旦进入技术标准,被策定为标准必要专利(以下简称SEP),大部分标准制定组织会要求专利权人作出FRAND条款或RAND承诺(本文统一使用FRAND条款)。

  FRAND条款的目的是,通过建立公平、合理、无歧视的市场许可规则,来达到确保技术标准广泛实施的效果,同时保障专利权人在创新上理应获得的激励。市场许可规则的建立以明晰的法律权责关系为前提。但是,标准制定组织为保持立场上的中立性,未在知识产权政策中对FRAND条款相关法律问题予以明确表态,这直接导致各国司法实践中的不同判断。

  我国“华为诉美国交互数字(IDC)公司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案”(以下简称华为案)认为,本案请求权基础为IDC公司违反了FRAND义务。换言之,华为案将FRAND条款的法律性质解释为SEP权利人对标准实施者负有按照符合FRAND条件进行许可的义务。学界对于这种处理方式的发展方向表示出疑虑。与华为案不同的是,“西电捷通诉索尼移动标准必要专利侵权案”(以下简称西电索尼案)一审明确FRAND条款仅系专利权人作出的承诺,系单方民事法律行为。遗憾的是,西电索尼案一审并未对为何将FRAND条款解释成单方法律行为进行说理。

  从学界讨论来看,将FRAND条款解释为单方法律行为主要是基于“本来的思考方法”,也即仅从FRAND语义角度来推定其法律效果。这种方法下的解释论由于缺少FRAND条款作为标准制定组织制定知识产权政策的目的导向性,造成FRAND条款在促进专利许可市场交易这一功能效率上的丧失,导致FRAND条款的制定目的不能被实现。因此,在解释FRAND条款的法律性质时,有必要从“本来的思考方法”转换至“机能的思考方法”,引入FRAND条款作为一项知识产权政策的目的与功能这一视角重新加以审视。在“机能的思考方法”下,宜将FRAND条款解释为第三人利益合同,SEP权利人由此负有以FRAND条件进行交涉的义务。

  二、有关FRAND条款的法律性质的主要争论

  对于FRAND条款的法律性质这一问题,主要存在邀约、邀约邀请、强制缔约义务、单方法律行为、第三人利益合同等几种合同法解释上的可能性。从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和学界讨论来看,前三种路径由于法理上的缺陷而很难适用,成立的可能性并不大,本文不再赘述。争论主要集中在单方法律行为和第三人利益合同这两种可能选项上,本部分重点就这两种选项的司法实践和讨论现状进行梳理和思考。

  (一)单方法律行为

  西电索尼案一审认为,FRAND条款仅系专利权人作出的承诺,系单方民事法律行为,该承诺不代表其已经作出了许可,即仅基于涉案FRAND条款不能认定双方已达成了专利许可合同。为何将FRAND条款解释为单方法律行为,该案判决书并未对其进行说理。从学界讨论来看,FRAND条款成立单方法律行为的背后逻辑是:如果承诺人的这种单方行为,使得第三方产生了一种信赖,就任意一个第三方而言,因信赖承诺人未来会以 FRAND 条件进行许可,并基于此去采取行动,如果承诺人再违背了其作出的 FRAND 承诺的话,会使法律地位突然改变,那么第三方可能基于信赖就会受到损失。一般来说,法律行为分为单方法律行为、双方法律行为和多方法律行为。但是,单方法律行为受制于契约主义,致使其在民法体系中的法律地位非正常化。本文无意也无力对于单方法律行为在法律规范和适用上的难点进行探讨,仅就如果将SEP权利人做出FRAND承诺这一行为定性为单方法律行为可能会存在的问题进行思考。

  第一,信赖问题。单方法律行为作为法律行为的内容,核心在于意思表示。行为人对其做出的意思负责,是现代民法保护信赖利益的体现。信赖利益是指“基于对被告之许诺的信赖,原告改变了他的处境。例如,依据土地买卖合同,买房在调查卖房的所有权上支付了费用,或者错过了订立其他合同的机会。我们可以判给原告损害赔偿以消除他因信赖被告之允诺而遭受的损害”。SEP权利人作为受意人做出FRAND承诺,不特定第三人因此而产生信赖利益,也即信赖SEP权利人会按照“公平、合理、无歧视”的原则进行许可谈判并发放许可,同时基于此种信赖而选择开展相关生产经营活动,这一结论并不必然成立。实施者之所以适用某项技术标准,可能因为该项标准是国家强制性标准,如果该项标准不是国家强制性标准,也可能是因为该标准产生了网络外部性,导致市场被该标准锁定,实施者出于市场对产品兼容性的需要而选择适用某项技术标准。换言之,即使SEP权利人没有做出FRAND承诺,在上述情况下,实施者也会适用这项技术标准。因此,实施者基于对于FRAND承诺的信赖而进行生产活动,这一逻辑并不能完好自洽。退而言之,即使不特定第三人对FRAND承诺产生信赖,也只能是信赖SEP权利人会按照FRAND条款进行许可活动,实施者由此而不必担负超出FRAND条款的许可对价,这种情况下第三人不会由此改变其法律地位。因此,FRAND条款成立单方法律行为在信赖利益这一法律要件上的解释上存在障碍。

  第二,法定问题。基于私法自治原则,非依本人意思不能对相对人发生权利变动,仅依一方意思而产生法律效果,只是法律所认可的例外。我国民法主要规定了诸如悬赏广告、授权行为、医嘱以及形成权行使等类型的单方法律行为。根据单方法律行为法律效果法定原则,SEP权利人单方面做出FRAND承诺这一民法规定外的法律行为,在我国现有法律体系下,恐怕很难发生法律效果。再者,即使是对他人有益的行为,也不能通过单方面的私法自治形成、变更或者消灭法律关系。SEP权利人做出FRAND承诺后,要按照“公平、合理、无歧视”的原则进行许可谈判并发放许可。这一行为不适合与悬赏行为这一典型的单方法律行为进行类比,因为从FRAND条款的目的来看,其一方面是对SEP权利人的约束,一方面是保障权利人获得与其技术贡献相符合的经济收益的保障。这意味着,FRAND条款既是对SEP权利人的限制,同时要求实施者也要受此约束,根据FRAND条款进行许可活动。如果不能把SEP权利人做出FRAND承诺这一行为朴素地理解成有益于他人的行为,其成立单方法律行为并发生法律效果的可能性则变得更为渺茫。

  (二)第三人利益合同

  FRAND条款在SEP权利人与标准的实施者之间是否成立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各国司法实践得出的结论和学界的意见并不一致。日本三星苹果案否定了在日本法下FRAND条款可解释为许可合同的要约的可能性,就二者之间是否成立合同关系,未作出正面回应。日本学界对于FRAND条款是否成立合同这一问题存在正反两方面的意见。田村教授认为,以FRAND条件所要实现的功能为出发点,宜将其解释为第三人利益合同,进一步考虑到随着专利权的转移FRAND条款可能会被规避的可能性,应试图寻求技术标准的适用方享有通常实施权的解释论。爱知靖之教授认为,将FRAND条款解释为第三人利益合同后产生诚实信用许可义务更为合理。另一方面,否定第三人利益合同说一方认为,如将FRAND条件解释为成立第三人利益合同,会导致专利权人对原本无意进行FRAND协商的第三人也无法行使其专利权,权利人反而会被技术标准实施者劫持。德国法认为,专利权人在专利标准组织作出的知识产权声明或许可声明,并不构成权利人和潜在被许可人之间的许可合同,也不存在一份第三人为受益人的合同,通过使第三人受益的合同层面而创设的具有处分性质的许可授权于法无据,德国法不承认使第三人受益的合同。我国华为案和西电索尼案均否定了合同成立的可能性。之所以如此,主要因为FRAND 条款自身的抽象性,导致其在中国法下存在困难。

  美国Microsoft Corp.v.Motorola,Inc。 (以下简称微软摩托罗拉案)明确将FRAND条款解释为SEP权利人与标准制定组织之间成立合同关系。微软公司创造性地提起违约之诉并主张摩托罗拉做出的FRAND承诺与标准制定组织IEEE 和ITU之间成立有效的合同关系,微软为FRAND条款的受益第三人。被告摩托罗拉主张对标准制定组织作出的承诺仅为单方要约(unilateral offer)。本案法官认为摩托罗拉与标准制定组织之间成立有效的合同关系,摩托罗拉负有以FRAND条件许可微软实施其专利的义务。FRAND条款是否让潜在的标准实施者受益?本案法官对此问题的态度是,SEP权利人做出FRAND承诺后,保证第三人能够以合理的许可费率接触到纳入到标准中的技术,这对于标准实施者来说是有益的。摩托罗拉进一步辩称,即使FRAND条款成立合同关系,微软作为受益第三人需要受到如下两个条件限定:(1)向摩托罗拉请求许可;(2)就FRAND条件进行协商,微软公司并未遵守,由此应认定其放弃了作为受益第三人的权利。对此,法院认为,FRAND条款作为标准制定组织制定的知识产权政策,并不必然要求标准实施者要在摩托罗拉许可之前请求其许可和协商,理由如下:第一,FRAND条款的目的在于合理限制专利权人的权利行为,促使当事人达成SEP许可活动,从而达成促进标准的广泛实施这一目的,如果将SEP权利人许可作为认定受益第三人获益的条件,就意味着SEP权利人享有拒绝许可的权利,这将架空FRAND条款所要达成的目的;第二,许可协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将进行协商作为认定第三人获益的条件,会影响标准实施的效率,违悖制定标准的最初目的。

  从上述中日德的司法实践来看,如何看待FRAND条款的法律性质,主要是基于“本来的思考方法”,也即仅从FRAND语义和法律条款本身来推定。美国微软摩托罗拉案将FRAND条款解释为第三人利益合同作为手段,通过赋予技术标准实施者一项请求权,来平衡SEP权利人与技术标准适用者之间的谈判地位,进而对抗SEP专利权人违背FRAND承诺进行机会主义行为,由此来促使FRAND条款作为知识产权政策的目的达成。将政策目的的实现纳入到考虑范围内,在这一点上,微软摩托罗拉案的做法与上述“本来的思考方法”截然不同。

  三、FRAND条款的目的

  技术标准的控制者一旦将其技术上的优势转化为主流标准,其可获得的规模报酬便可递增。因此,技术持有人趋于将其技术纳入到标准之中。诚然,从经济福利的角度看,技术持有人由此获得规模报酬递增是社会福利提高所付出的代价。但是,技术标准的控制者对于整个技术的发展以及相关市场会起到重大影响,专利技术被纳入到技术标准成为SEP后,如果SEP权利人恣意行使其排他权,既会妨碍到技术标准的广泛实施,又会影响市场创新。因此,各标准制定组织制定披露政策、许可条款等知识产权政策,旨在限制SEP权利人恣意行使其排他权,以确保技术标准的广泛实施,同时保障专利权人获得合理的经济激励。通信领域多数国际标准组织的许可政策会要求专利权人提交自愿性声明,选择或者接受标准组织规定的特定许可条件,并将此作为相关专利技术纳入标准的前提。上述许可政策中,通常会要求SEP权利人就其专利,不可撤销地承诺未来将向任何组织或个人进行FRAND承诺。结合上述标准制定组织的初衷,FRAND条款的目的可以理解为,通过建立公平、合理、无歧视的市场许可规则,来达到确保技术标准广泛实施的效果,同时保障专利权人在创新上理应获得的激励。公平、合理、无歧视的市场许可规则是FRAND条款目的达成的关键。健康有序的许可秩序的形成,应以明晰的权责界定为前提。从当前国内频繁的争诉来看,SEP的许可市场谈不上健康有序。这和FRAND条款不明晰的法律性质有关,除此以外,还存在如下三方面的问题。

  第一,许可费堆叠(royalty stacking)。IT产业一件终端产品中往往囊括成百上千件专利,即使一件专利的许可费很低,但是叠加后的许可费则不可小觑。这会提高标准实施者的实施成本,最终转嫁给消费者,导致市场资源配置的不效率。

  第二,专利制度滋生的专利劫持(hold-up)。知识产权在本质上是一种借用物权法的立法技术在无体物上设定而成的权利。在制度设计过程中,有体物的物理载体可以作为权利构建的中心,权利范围以此中心为原点来确定。知识产权则不同,其作为无体物而存在,缺乏有物体这样的物理载体,不存在固定的焦点(focal point)。因此,对于知识产权权利范围的扩大解释和行使,不存在物理上的障碍,也不存在地点上的限制。可以说,知识产权与有体物的本质不同,决定了知识产权权利人易基于机会主义行使权利。在累积性创新的背景下,存在专利权人利用停止侵害请求权进行投机行为的危险性,尤其是在标准实施者已为标准的实施作出前期投入的情况下,这部分沉没成本会导致SEP权利人与标准实施者之间地位上的不对称,由此导致即使SEP权利人请求超出其技术贡献的金钱要求,标准实施者也必须接受。这种所谓的专利劫持行为会造成标准实施需要较高的成本,进而致使专利许可市场失灵。SEP权利人基于技术标准的网络外部性和锁定效应,并以专利制度赋予的救济手段,尤其是请求停止侵权的权利,更具机会行使专利权的条件。

  第三,FRAND条款引起的反专利劫持(reverse hold-up)。也有学者将这种反专利劫持的现象直接称之为FRAND劫持,主要是指标准实施者策略性地利用FRAND条款,反向劫持SEP权利人的现象。从目前的讨论来看,反专利劫持和专利劫持的关系似乎是硬币的两个方面。值得警惕的是,专利劫持和反专利劫持的产生原因并不相同。反专利劫持的产生主要源自FRAND条款的不明确性和模糊性。如果FRAND条款的法律性质和含义得以明确和统一,反专利劫持问题不攻自破。而专利劫持的根本原因在于既有专利法一刀切式的制度设计与通信领域的创新规律不符,其问题解决要靠专利制度的变革。在这个意义上,二者并无内在联系,分属不同问题,需寻求不同的解决之道。

  四、FRAND条款的法律性质再检讨

  本文在第二部分对FRAND条款法律性质最可能的两种选项进行了司法实践上的梳理和学理上的讨论,发现这两种可能在“本来的思考方法”下,均存在一些法律解释和适用上的挑战和障碍,且未充分考虑到制定FRAND条款所要达成的形成健康有序的专利许可秩序这一政策目的。这种方法下得出的结论由于缺少FRAND条款作为标准制定组织制定知识产权政策的目的导向性,会导致司法政策陷入就事论事的困境,且不符合产业内在的发展规律。因此,在解释FRAND条款的法律性质时,有必要从“本来的思考方法”转换至“机能的思考方法”,引入FRAND条款作为一项知识产权政策的目的与功能这一视角加以审视。基于“机能的思考方法”考虑FRAND条款的法律性质时,既要结合FRAND条款的政策目的,又要考虑到FRAND条款不作为的原因。本人认为,将FRAND条款解释为第三人利益合同,将有助于FRAND条款的目的实现,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致使FRAND条款不作为的原因。

  (一)成立第三人利益合同的理由

  第一,改善谈判地位。前面提到的专利劫持问题的本质原因在于,SEP权利人与技术标准实施者之间在谈判地位上的不对称性。如果将FRAND条款解释为第三人利益合同可以通过合同关系来平衡SEP权利人与实施者两者在谈判上的地位。专利权人享有选择自己实施或许可他人实施的权利,但既然SEP权利人做出了FRAND承诺,就意味着专利权人并非想要独占实施其专利技术,有意愿许可他人实施。因此在SEP权利人和实施者地位相对平等的情况下,专利许可谈判可以在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下有序进行。

  第二,救济多样性的考虑。如果FRAND条款被解释为SEP权利人与标准制度组织之间成立合同关系,标准实施者作为受益第三人,于SEP权利人和实施者而言,在任意一方违背FRAND条款进行许可谈判时,享有相同的请求权基础,可以对对方提起违约之诉。如果按照目前我国司法实践的趋势,将FRAND条款解释为单方法律行为,会因为FRAND条款的不可撤销性导致SEP权利人不享有对等的请求权基础,进而加剧反专利劫持现象的发生。

  (二)第三人利益合同成立的路径

  第三人利益合同,是指合同当事人约定由一方向合同关系外第三人为给付,该第三人因此享有请求给付权的合同。我国《合同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的,债务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应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至于该规定是否属于第三人利益合同,存在如下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第64条的表述与第三人利益合同相符,但从理论和国外的立法例可知两者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否定说);第二种观点认为,法律设置第三人利益合同的目的,重在承认此类合同的有效性,以及第三人对债务人享有一定的权利,使该第三人从合同中获得利益,第64条承认第三人不基于对债务人的直接请求权就可获益,举轻以明重,如果第三人凭借对债务人的直接请求权则更易获益,既然法律的立足点在于使第三人获益正当化,那么这就符合第三人利益合同设置的法律目的,第64条作为第三人利益合同应予认可(宽泛解释说);第三种观点认为,第64条事实上规定了第三人利益合同,然而其在规定上过于简陋,存在颇多缺陷,将来在制定民法典或修改合同法时,应对此进行完善(不足肯定说)。在司法实践中,已有认定第三人利益合同成立的案例,因此有理由认为,第三人利益合同在中国法语境下存在成立的可能性。

  华为案主审法官认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特征之一为,第三人仅享有合同权利,不承担合同义务,而标准实施者需向SEP权利人支付许可使用费,即标准实施者并非仅享有权利,同时还负有义务,因此,FRAND条款不成立第三人利益合同。本文认为,SEP权利人对标准制定组织做出的FRAND承诺可成立第三人利益合同,标准实施者可以解释为受益第三人。

  首先,从合同法第64条语义来看,SEP权利人对标准制定组织做出以FRAND条件许可他人实施的承诺,可以理解为SEP权利人与标准制定组织约定由SEP权利人向作为第三人的标准实施者履行以FRAND条件许可其实施的债务。在法律适用上不存在任何障碍。

  其次,从第三人利益合同成立中第三人的权利来看,第三人利益合同的效力体现为第三人直接请求权的取得,第三人是否知道当事人之间订立的合同,以及是否有行为能力,对其权利之取得并不产生影响。同样,合同当事人也可以在合同中约定第三人取得权利的条件,对第三人的可强制执行的权利附加明确的先决条件。SEP权利人对标准制定组织作出的许可第三人实施的前提是支付符合FRAND条件的许可使用费具有合理性,并不影响第三人利益合同的成立。如果实施者无论如何必须要实施某项技术,而该项技术的专利权人并没有作出FRAND承诺,这种情况下该技术的专利权人可以拒绝许可,即使该技术的专利权人未拒绝许可,谈判的过程也可以要求高价,实施者处于绝对的被动地位。因此可知,如果获得以符合FRAND条件的专利许可费许可的请求权,实施者是可以由此受益的。

  再次,从第三人利益合同的成立形式来看,第三人利益合同的成立并无形式要求,采用口头或书面形式均可成立。现实中存在大量“专利的忽视”现象,其原因在于交易成本之高使得书面形式的交涉成为不可逾越的障碍。在标准化过程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如果FRAND条款成立第三人利益合同,形式上的宽松无疑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书面交涉的交易成本。

  (三)将FRAND条款解释为第三人利益合同后的其他解释问题

  如果将FRAND条款的法律性质解释为第三人利益合同,仍存在如下问题需要加以明确。

  第一,第三人利益合同成立的法律效果。从SEP权利人做出FRAND承诺的英文原文来看,很难将“be willing to grant”这一表述解释为成立确定专利许可合同的效果,而只能将其解释为SEP权利人由此而负有以缔结基于FRAND条款的专利许可为目的的许可义务。与成立确定的专利许可合同相比,在实施者已经实施了专利技术,但却拒绝交涉,或者即使交涉却不支付符合FRAND条件的许可费时,上述做法可以为SEP权利人保留行使请求停止侵权或者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由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反专利劫持行为的产生。于是,明确诚实信用交涉义务的具体内容,形成故意侵权和非故意侵权的判断标准便成了司法过程中的核心问题。对此,美国微软摩托罗拉案认为,第一次提议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即可,即使其未基于FRAND条款,只要最终以FRAND条件达成许可协议即可。这种判断方法可以有效避免司法政策对于市场行为的过度干预。

  第二,如何处理第三人问题。FRAND条款对未参与至标准制定活动中的第三人不发生效力。这也是FRAND承诺效力上的界限。迄今各标准制定组织对如何解决该问题未能提出较为妥当的方案。专利劫持和许可费堆叠问题均为市场失灵的表现,专利制度赋予权利人请求停止侵权的权利和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这种传统的制度设计并不能消除上述市场失灵,反而会成为专利权人机会性行使专利权的工具。因此,第三人问题的根本解决还有赖于专利制度救济对策自身。

  五、结语

  综上所述,在“机能的思考方法”下重新审视FRAND条款的法律问题,成立第三人利益合同不仅可以达到预设的政策效果,同时可在一定程度上有效促进FRAND条款积极作为。在我国《合同法》语境下,成立第三人利益合同存在解释上的可能性。需要注意的是,作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法律效果,SEP权利人由此负有以FRAND原则进行交涉的义务。如何解释FRAND条款的具体内容,依赖于最终的司法判断,但司法判断不宜对市场活动形成过多干涉。进一步,即使将FRAND条款解释成第三人利益合同,但第三人问题还未解决,这意味着专利劫持问题依然可能存在。问题的根本解决恐怕要寄希望于专利制度自身的变革。我国专利法第1条规定,为保护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鼓励发明创造,推动发明创造的应用,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制定本法。专利法的立法宗旨追求其在市场经济运作中所能起到的积极推进作用。从专利法第1条来看,专利制度本身也是一种政策调节工具。

  在社会整体福利面前,专利制度的制度设计理应予以适应性变化。在具体制度设计时,周顾到法律自身追求的公平正义的同时,应充分考虑到经济效率。Calabresi和Melamed在其合作的论文中提出了适用财产规则和责任规则的理论框架,该框架兼顾了效率性和公平正义等因素的考量。但是,如果过于注重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可能将知识产权制度在市场经济运作中所起到的调节促进作用架空。另一方面,如果过于注重对市场效率性的追求,则可能导致法传统的丧失。如何作到效率性与公平正义之间的有效平衡,依然有待探索。具体到FRAND条款的法律性质这一问题,可尝试通过将其解释为第三人利益合同来消除当事人之间地位的不对称从而达成促进市场交易的目的,再通过专利法和竞争法中相关条款的积极适用来保证市场公平竞争,从而做到效率和公平正义的同时兼顾。(来源:《电子知识产权》2017年第6期)

  作者简介

  刘影,女,1986年,北海道大学法学博士。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任助理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讲师。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

编辑:sf_yanan

刘影

  • 学者
  • 执业地区:北京

  • 个人简介:刘影,北海道大学法学博士。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任助理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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