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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1月03日10:02 新浪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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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谋划互联网法院发展 推进互联网法治建设

  2017年12月9日,首届互联网法治西湖论坛在杭州举行。论坛以2017年8月18日揭牌成立的杭州互联网法院为关注焦点,围绕法治如何与互联网发展相融合等系列具有前沿性和挑战性的论题展开。来自法学理论界、法院系统、行政机关、律师事务所、公证机构和阿里、京东、网易、腾讯等互联网业界的代表及专家学者共150余人出席论坛。本次论坛设总论坛和两个分论坛,与会嘉宾围绕互联网法治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交流。论坛举办期间,与会嘉宾还实地考察了杭州互联网法院,并现场观摩了互联网法院线上庭审演示。现将论坛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关于互联网法治的杭州实践

  中共杭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马晓晖在开幕致辞中表示,杭州高度重视互联网领域法治建设和司法保障,探索建立全国首家互联网法院,用互联网方式审理互联网案件,实现网上案件网上审、网上纠纷不落地。他表示,杭州将进一步深化互联网法治实践,努力建设全国互联网法治示范市。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朱深远表示,浙江是较早利用“互联网+”服务司法审判的地区,杭州法院的道路交通事故“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机制、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等工作都走在全国法院前列,杭州互联网法院的设立更是揭开了中国互联网法治建设的新篇章。

  浙江大学常务副校长任少波认为,互联网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杭州互联网法院是中国互联网法治发展的“试验田”,他表示浙江大学将不断为这块试验田输送养料。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斯金锦认为,杭州互联网法院的成立是一项重大司法制度创新,是司法主动对接互联网发展的产物,标志着我国互联网法治迈入了一个崭新时代。

  杭州互联网法院院长杜前介绍,当事人只要登录“杭州互联网法院诉讼平台”,起诉、立案、送达、举证、开庭、审判等诉讼环节全流程在线进行,当事人可以“零在途时间”“零差旅费用支出”完成诉讼。杜前表示,经过近四个多月的发展,杭州互联网法院在优化网上审判流程、创新涉网诉讼规则、提炼涉网案件实体规则及信息技术深度应用等方面作了诸多探索,积累了创新实践,并取得一定经验成果。

  二、关于杭州互联网法院的发展与挑战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所长蒋惠岭在《互联网时代司法方式的新形态》主旨演讲中提出,法律适用新形态和诉讼程序新形态是互联网司法改革中两个最基本的抓手,也是互联网法院下一步要高度重视的两个领域。他建议,杭州互联网法院要进一步在程序规则、程序体系的建立上下功夫,主动应对新挑战。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于志刚教授认为,互联网时代,诉讼程序、裁判规则正在发生变化,杭州互联网法院要做涉网案件诉讼规则的探索者、网络空间治理规则的制定者,对内要为中国法院设立样本,对外代表中国司法系统成为网络法治的创新典范。他建议,下一步,杭州互联网法院要重点考虑诉讼机制的优化、案件类型的拓展、管辖权制度的创新。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副会长、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主任徐国建提出,目前跨境互联网案件管辖权问题已经变得非常现实,中国加入了2005年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杭州互联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可以很好地利用这个公约。浙江省法学会经济法研究会会长、浙江大学教授翁国民认为,杭州互联网法院要实现全域管辖,需要进一步提升自身定位,并做好人才培养等各方面准备。

  朱深远认为,只有回答好互联网内权利的边界如何划定、司法的尺度如何设定、治理的规则如何设置等重要命题,互联网才能得到更好的治理,互联网司法才能焕发更多活力。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副所长、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挂职)范明志认为,互联网法院不仅仅是为了更有效地利用互联网技术,他强调,互联网法院要改变传统司法,最关键的是改革传统法院用传统思维对待互联网上的新型社会关系。斯金锦表示,下一步杭州将筹备设立互联网法治研究院,跟踪研究国内外互联网法治的重大理论和实务问题,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符合互联网发展规律的法律和司法制度。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邵景腾表示,目前互联网法院在试点中面临着诸多法律难题,譬如网上庭审目前法律规定只能限于简易程序;送达环节,民事诉讼法规定“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不得电子送达,等等;再如互联网经济条件下的“刷单、炒信”问题,如何对其进行法律评价。他表示,探索新的诉讼制度和裁判规范正是互联网法院试点的意义所在。杜前表示,面对互联网领域发展不平衡、规则不健全、秩序不合理等问题和挑战,杭州互联网法院在未来工作中将进一步秉持开放的发展观、协同的治理观、融合的共享观,推动建立多位一体的审判信息合作机制和共享平台,协同推进网络空间治理。

  三、关于互联网经济的法治需求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俞思瑛认为,技术会拓展人们对制度的想象力,互联网经济时代面临着诸如产品的数据化、服务的数据化,法学从证据判断走向了算法判断,由此带来制度供给上的挑战和法治的新需求,需要通过个案去提炼问题,研究解决方案。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章靖忠认为,如果互联网法治不跟上,会影响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影响整个互联网经济的发展。阿里巴巴集团法务总监詹巍博士认为,互联网科技的发展必将推动法治的变革,互联网法院的重要价值在于通过个案审判,为将来的制度构建提供一种借鉴。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中国自贸区法律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贺小勇提出,中国在互联网国际规则的制定中要发挥引领作用,除了有形产品的电子商务规则,更应关注无形的数字产品贸易规则。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副教授、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主任高艳东认为,共享共治是推进互联网法治的基本思路,互联网经济发展过程中法律不能缺席。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徐剑锋博士认为,国家立法在互联网商务面前应保持克制,技术领域的问题最好通过技术来解决,商业领域的问题要更多依赖商业来解决。国家版权局版权司原副司长许超认为,互联网条件下调整互联网领域法律关系有特殊要求的可重新规定。杭州市法制办副主任李军介绍了杭州在互联网法治保障方面的实践探索:加强保障信息经济发展的地方性立法;推进“互联网+仲裁”,设立杭州国际仲裁院;推动智慧复议,实现数据的实时传递和共享。

  四、关于互联网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办公室规划处处长何帆在主题演讲中认为,人工智能要取信于法律人与当事人,一要更深度地嵌入到司法场景里去,二要更多地将人工智能的原理解释清楚,三要扩大试错样本的数量,四要构建起算法的伦理。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常务副院长周江洪教授认为,人工智能的产生对传统民法学带来了挑战和冲击,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要结合人工智能的发展做出相应调整和改变。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罗思荣认为,人工智能只能成为法律关系的客体,人工智能应用当中发生侵权,应当由技术开发者、产品的生产者及平台的提供者承担责任。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张春和提出,人工智能要更多地关注疑难复杂案件,更有效地促进公开公正审判。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教授邓子滨认为,互联网诉讼切入刑事审判,需要克服被告人的在场权以及获得律师在线辩护的权利等困境,解决的办法是对适合在线审判的案件进行针对性筛选(如选取醉驾案件)。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阮方民提出,探索网络犯罪证据规则,可以将抽样取证作为一个专业技术标准加以设计,并建议浙江先行探索制定地方性标准。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羊震博士认为,对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格式条款的效力,要考察是否以显著的方式提醒消费者,对涉及消费者基本权益的,应以弹框等方式进行特别提示,条款内容变更时应提示消费者确认知晓。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翁晓斌提出,网上审判带来的司法仪式化的减弱以及直接言词原则的弱化值得关注。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教授毛卫民建议,视频庭审的适用范围应限于事实清楚、双方当事人争议不大的案件以及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供新证据的二审案件。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主任吴清旺博士提出,互联网审判对证人网上出庭作证的规则应重新思考,比如设立独立的第三方端口等。中国互联网电子数据研究院副院长、安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徐敏建议,将生效裁判的执行设置到网上交易流程中,利用信用威慑促使被执行人自觉履行。

  五、关于互联网法律服务与技术服务

  徐国建认为,互联网的发展创造了很多新型法律服务领域,法律服务业要主动拥抱互联网。他建议,互联网共同体要积极参与和推动国际规则的制定,让未来国际范围内的互联网秩序体现中国的利益和关切。章靖忠主张,要加强对法律服务发展趋势的研究,律师要通过与法院合作开展网上调解、参与第三方调解等途径积极参与互联网法治建设。厦门市公证协会会长、鹭江公证处主任苏国强认为,公证参与司法辅助业务具有专业性强、公信力强等优势,并表示相信公证在互联网时代参与司法辅助的功能将越来越凸显。

  何帆认为,目前全国法院司法数据系统还没有完全打通,人与案的逻辑关联没有密切建立,在数据流通与可获取性上还存在一定问题,应利用资本和市场的力量加大司法大数据的研发力度。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陈增宝认为,面对互联网及人工智能对司法诉讼和法律服务带来的变革与挑战,法律人只有主动适应互联网发展的大趋势,才能够更好地把握新机遇、实现新发展。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厦门市人大法制委委员黄鸣鹤提出,办案软件的研发必须坚持用户思维,尊重用户体验,法院信息化建设要进行“需求侧”改革。

  六、关于跨境电子商务

  暨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亚太网络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颖教授认为,线上交易有别于传统的线下交易,可以在非实名的情况下完成,立法需要及时对各种身份识别方式的效力加以明确。

  杭州市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会长吴谋建议,在实践创新的基础上,从立法、行业、行规等方面对在线非诉讼解纷机制加以完善。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博士后邓恒认为,在线非诉讼解纷机制在跨境电子商务纠纷治理中具有明显优势,并建议对于跨境电子商务的ODR处理制定特别的程序规则。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四庭副庭长余晟认为,应探索建立跨境电子商务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实现纠纷解决途径的“超市化”选择。

  京东集团法务总监刘秀丽认为,通过跨境电商购买的商品在商标权利上不应受到限制,否则与跨境电商行业的发展相悖。腾讯公司诉讼法务总监胡迎春提出,仅仅为交易双方提供虚拟交易场所及其他的第三方服务,还不足以认定其为电子商务平台。

  七、关于互联网市场监管

  贺小勇建议,互联网治理要充分发挥政府、市场和社会中介组织三位一体的作用。浙江省法学会顾问、学术委员会主任牛太升提出,互联网市场监管要坚持全面监管、区别监管、规则监管、创新监管、责任监管的原则。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冯世联提出,当前互联网市场监管的难点,一是职业投诉举报问题,二是跨境电商监管问题,三是信息共享问题。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网络空间安全与法治协同创新中心副秘书长李怀胜认为,我国数据开放整体上存在基础法律规范缺失、法律层级不高、规范数量较少等问题,他建议,一要探索数据安全的刑法保护模式,二要确立数据开放的刑事责任边界,三要对数据犯罪司法解释进行更新。

  对于“职业打假”问题,贺小勇认为判断的标准不在于是不是职业,也不在于是否牟利,关键要看打的是“真假”还是“假假”。为真正发挥职业打假人净化市场的目的,他建议对不存在严重商品问题,不构成经营性欺诈的,不宜支持惩罚性赔偿。杜前表示,杭州互联网法院一方面通过经营者举证和法院主动查证,合理界定职业打假,另一方面,通过将涉案网店的问题通报平台、移交相关行政部门、收缴货品等方式维护网络购物秩序。

  作者单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来源:人民法院报

编辑:sf_shan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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