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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5月22日19:12 新浪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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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律师调解与人民调解的区别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微信号:SIFAADR)供稿   

  编者按

  为充分发挥律师在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中的专业优势、职业优势和实践优势,健全完善律师调解制度,推动形成中国特色的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2017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律师调解试点工作的意见》对开展律师调解试点工作作出全面部署。《意见》现已实施半年有余,《中国律师》组建了“律师调解专辑”,对律师调解制度的理论与实践展开深入探讨与总结。公众号现将该专辑与大家分享,本次刊发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徐晓阳的文章。

  律师调解与人民调解的区别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徐晓阳

  孔子提出了“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的思想,儒家的“和为贵”影响着中国古代乃至当下社会,这使得调解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在我国纠纷解决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 尤其是《人民调解法》确立的人民调解受到了广泛的赞誉,被称为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被国际社会誉为“东方经验”而广泛借鉴。相比而言,律师调解在我国存在的时间不长,当前尚属于试点阶段,主要的文件依据是 2017 年 10 月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开展律师调解试点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律师调解作为一种新的调解方式,从制度建立之初就厘清其与人民调解的区别,有利于律师调解在非诉讼解纷机制中更充分地发挥比较优势,为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做出实质性贡献。

  1、律师调解与人民调解的区别

  首先体现在设立形式上

  人民调解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依照《人民调解法》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存在于村(居)民委员会、乡镇、街道及部分企事业单位中,同时还以区域性、行业性等形式存在,例如北京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律师调解存在四种形式,主要有在人民法院、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律师协会以及律师事务所中设立律师调解工作室,律师协会和律师事务所还可以单独设立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律师调解中心。针对四种模式,实践中已经有许多尝试。需注意,实务中有时会出现难以辨别律师调解和人民调解的情况,例如“福田模式”,即政府向律所购买法律服务,由律所指派律师去人民调解室担任调解员。此类模式虽然也是由律所提供调解服务,但这是人民调解中政府购买服务的创新模式。

  2、其次是调解员资质存在区别

  关于人民调解员的资质要求,依据《人民调解法》的规定,为人公正,联系群众、热心人民调解工作,并有一定法律知识和政策水平的成年公民,都可以当选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因此,人民调解员准入门槛相对较低,人员来自各行各业,素质参差不齐 ;而对于律师调解而言,其调解员则要求必须是律师,《意见》授权试点省份自行对律师资质具体要求进行规定。虽然各省份的要求不尽相同,但基本都要求有一定执业年限的律师担任调解员,例如四川省还要求律师从事民商事诉讼业务 3 年以上才能担任调解员。相较于人民调解中的律师调解员,律师调解准入门槛更高。

  比较调解员的资质要求有利于更加明确两者受案范围,增强调解的专业性和针对性。《人民调解法》规定人民调解的受案范围是民间纠纷,但民间纠纷是个模糊的概念,缺乏具体的法律解释,使其和律师调解的民商事纠纷会出现交叉,实践中可以依照调解员的特性来明确各自的受案范围。通过笔者的了解,人民调解的重要特点就是调解员大多来自当地的各行各业,一大部分熟谙当地的风俗习惯以及行业规则,且多数调解员经过多年的调解工作,总结出了相当成熟的调解技巧,调解成功率高。而对于律师调解,律师的主业是担任辩护人和代理人,担任调解员时往往缺乏调解经验,律师在调解中经常会过于强调法律,而忽视了当地的人情习俗或者缺乏对相关行业规则的了解,导致对行业性及涉及家庭邻里关系的民间纠纷,调解成功率不及人民调解(人民调解中律师参与的调解具有同样的情况)。因此,对于一些涉及行业性或者法律关系较为简单的家庭邻里等民间纠纷案件,可以交由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而对于法律关系复杂、标的额较大、涉及专业法律问题的民事案件,则可以由律师调解予以解决。依据两类调解模式的特点明确受案范围,可以提高调解的成功率。

  3、再次是收费机制存在区别

  在人民调解中,依据《人民调解法》第四条的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不收取任何费用。人民调解被定位为公共产品,其费用由国家财政予以负担,实践中主要由县(区)级人民政府财政负担,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当事人申请调解的积极性,有利于矛盾的化解。在律师调解中,费用负担方式则是多元的,除了政府采购和法院的专项预算,还规定在律所设立的律师调解工作室,可以按照有偿和低价的原则向当事人收取调解费。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法律关系日趋复杂,社会对于个性化的调解服务需求日益旺盛,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中就提出了支持商事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律师事务所等按照市场化运作,根据当事人的需要提供纠纷解决服务并适当收取费用。全国工商联和司法部在《关于推进商会人民调解工作意见》中规定,对涉及商会会员企业之间以及会员企业与生产经营关联企业、其他单位之间的民商事纠纷,可以按照有偿和低价的原则收取调解费。这有利于减轻政府负担,实现“谁使用,谁付费”的原则。

  4、最后是监督惩罚机制存在区别

  《人民调解法》第十五条规定对人民调解员的监督由其所在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惩罚措施有批评教育、责令改正及罢免或者解聘。由于缺乏细化的规定,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诟病。第一,我国人民调解员没有完全实现职业化。虽然上海政法学院率先开创了法学(人民调解方向)的先河,为上海地区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输送了专业人才,但在绝大多数地区人民调解员往往都是兼职,来自于社会各行各业,管理较为松散,人民调解委员会对调解员的制约能力弱,导致了监督考核难度大。第二,法律规定的惩罚措施缺乏威慑力,最为严重的惩罚措施也就是不再担任该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员,惩戒力度不够。第三,缺乏法定的救济途径,对于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包庇行为没有明确的救济和处罚规定,被处分的调解员也缺乏申诉的途径。

  相较于人民调解的监督难问题,律师调解制度中对律师的监督机制更为健全。虽然《意见》中只作了原则性规定,但已经有《律师法》和《律师协会会员违规行为处分规则》来监督和惩罚律师违法违规的行为,且《意见》还赋予了律师协会制定实施细则的权利,可以严格约束律师在调解活动中的行为。实践中,有效的监督是调解活动合法有序进行的重要保证,这使得律师调解能够更加规范化。

  文章来源:《中国律师》2018年第5期

  主 编:龙 飞

  本期责编:赵毅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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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sf_wangx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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