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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吃黑”图谋的破产

http://www.sina.com.cn 1999年8月11日 17:28 北京晚报

  三名四川来京打工人员,发财梦受挫,在杀死自己做工头的老乡后,还想再造血案:干掉假酒老板、抢走黑钱。 警方及时出击———

  老乡杀老乡?

  今年5月24日,海淀区田村半壁店传出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消息:在这个小区的一个楼道内发现了一具血肉模 糊的死尸!

  公安民警们在现场看到:死者系男性,约20岁上下,被装在一只纸箱里放在楼道的墙角处。在死尸的脖子上, 还紧紧地勒着一条皮带,一行暗红的血迹由五层的纸箱处一直沿楼道延伸到二层。经检验:尸体的胸部、腹部竟有刀伤11处 之多———显然,这是凶杀案无疑!

  民警调查走访后,很快查明:死者是暂住本单元三层的四川来京人员杨阿鹏。杨阿鹏现年22岁,四川省宜宾市 人,两年前来京,在京西的一家私人工厂里打工,该人为人暴戾,社会交往关系比较复杂。据与其同住一室的知情人反映:2 3日晚上10点多钟,杨阿鹏在暂住处被其在京的老乡黄超、蒋雷、俞杰等三人找走了,说是出去办点儿事,一会儿就回来, 走后就一直未归。

  杨阿鹏突然被害,黄超、蒋雷、俞杰三人自然脱离不了干系,他们或许知道杨阿鹏被害前的一些活动情况。民警 加强了寻找这三人的工作力度。信息汇总的结果表明:在黄超、蒋雷、俞杰各自的暂住地、他们经常涉足的活动场所以及他们 可能涉足的地方均未发现三人的踪影,他们的一些社会关系亦称不知三个人的下落。一夜之间,他们能到哪儿去了呢?此刻, 在侦查员们看来似乎只有两种可能存在着,一是在某种暴力因素下,黄超、蒋雷、俞杰遭受了如杨阿鹏一样的厄运;二是因某 种利益的需要,他们合伙杀害了杨阿鹏,而后逃之夭夭。然而,从搜集到的各种资料看,第一种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黄超 等三人均20岁左右,身强力壮且形影不离,不会有集体殒命之忧,另外,他们来京时间不长,经济上捉襟见肘,不会有谁跟 他们发生利害冲突。那么,要是第二种可能成立的话,又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这起老乡杀老乡的悲剧发生了呢?

  北京西站擒凶

  海淀警方很快就确定了侦破方案,侦查员们根据本案的实际需要,及时与犯罪嫌疑人户籍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取得 联系,核实了三个人的确切身份,向有关公安部门发出了协查通报。与此同时,侦查员们找来了黄超在北京联系最密切的一个 亲戚曾某,耐心地做思想工作,要求她配合公安机关,及时提供破案线索。

  5月25日中午时分,曾某向侦查员报告:刚才黄超给她打过电话向她借钱,说要与人合作去南方做生意。在曾 某的手机上,侦查员调出了刚才打进的电话号码。经了解,这是一部安装在北京西站附近的公用电话。

  在侦查员的授意下,曾某给黄超打去寻呼:关于你借钱的事情,请给我的手机回电联系。而就在此刻,那个电话 亭边已经布置好了严阵以待的便衣警察。

  时间在紧张地等待中一分一分地过去,便衣警察们用犀利的目光警惕地审视着每一位匆匆的过客。可难挨的一个 多小时过去了,三个嫌疑人却一个都没有出现,曾某的手机也没有再响起回电的铃声。这绝对有些反常,形势的发展可能偏离 了警方的设想,因为按照常理,黄超一接到曾某的寻呼信号,读完那行令他望眼欲穿的文字,就应该做出急速回电的反应,去 紧紧地抓住这根救命的稻草。在这种紧要关头,曾某的资助,绝对是他特别的渴望。但在具体的环境和条件下,在没有出现明 显的新动向之前,警方还是坚信自己经过缜密推理而精心设计的方案具有充分的可行性,没有谁急躁,没有人懈怠,更没有人 沮丧,实践的经验已经使他们懂得,与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除了要有聪明的才智之外,坚强的毅力尤为重要。

  下午3时,一个侦查员眼睛突然一亮:从候车大厅里走出的那三个有着明显体貌特征的男青年不正是我们苦苦等 待的人吗?他们终于露面了!侦查员们顿时紧张地运作起来,做好了随时出手擒凶的准备。

  三个男青年左顾右盼地来到了电话亭边,其中一人上前摘下话筒很熟练地拨起了号键,另外两人的四只眼睛则直 直地盯在了那只话筒上,眉头紧皱,嘴巴微张,一副正使劲儿倾听的样子。可还未听见一句话,就被从天而降的几个陌生人利 落地制服并随即带到了不远处的一辆汽车上。

  “你……你们……是干什么的,凭什么抓我们?”其中一人瞪着惶恐的眼睛嗫嚅地问,而另两个人已缩在座位下 ,呆若木鸡了。

  “我们是公安局的,抓你们是有根据的!”听了这炸雷般的答话,那问话的男子一下子瘫坐了下去。归途上,细 心的侦查员们注意到,在三个男青年的衣服及鞋子上依稀可见零星的血迹。

  把账记在杨阿鹏头上

  或许是因为恐惧,或许是早已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估计到了日后的处理结果,审讯工作极不顺利。三名男子 对侦查员有针对性的发问均选择了沉默的态度,甚至对各自的姓名、家庭住址等一些基本的问话都三缄其口,讯问工作一度陷 入僵局之中。侦查员们决定在获取证据的工作上再下功夫,力争有所突破,因为在法律上,能够用来说明问题的只有证据。于 是,他们运用刑事技术手段,进一步详细地勘验了案件现场,以求在细微处发现可以利用的材料。同时,将三青年衣服、鞋子 上留有的血迹分别提取化验,并与被害人的血型进行比对。最终得出了同一认定。

  三个多小时过去了,在侦查员们苦口婆心的帮助、教育下,三名男子渐渐意识到了对抗讯问的不利,与其在证据 面前死扛到底,不如实话实说争取个好态度,最后,陆续选择了坦白问题的道路。

  综合三个人的供述笔录,他们结伙实施犯罪活动的动机和目的昭然若揭——

  黄超、蒋雷、俞杰中学毕业后,在四川老家无所事事,每每见到在外打工的兄长、邻里挣到钱后荣归故里的那种 自豪神态,就禁不住羡慕不已。在强大诱惑之下,三个刚满17岁的小伙伴不由得一次次心动,他们已无意再如父辈那样去过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苦生活。怀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对外面世界的渴望,他们相约去闯天下。可神州之大,到底去哪呢?还 是黄超拿出一个让人兴奋的主意:我的大姨在北京与人做生意,可赚钱啦,咱们为啥不去她那儿看一看呢,求她帮咱找点儿事 干,挣钱一定很容易。就这样,三个小伙伴兴致勃勃地登上了北去的列车。

  到了北京,几经周折之后,他们总算找到了黄超的大姨曾某。仅仅几年不见,大姨显然是发财啦,别的不说,只 看大姨住的房子、穿的衣服、披的金、戴的银、拿的“大哥大”、别的BP机……这哪是几年前的那个穷哈哈的大姨呀?!黄 超暗自庆幸:这次来北京算是来对了,有这么个富有的大姨,我发财的日子还会远吗?!

  黄超把他们来京的打算向曾某说明后,曾某没有流露一点儿为难的样子,没几天就把他们三个人带到了京西的一 家酒厂上班。说是酒厂,实际上是一个假酒的集散地,深谙此道的酒厂老板从外地搞来廉价的散装白酒,在这里经过工人们的 “加工”后,摇身一变成为北京市场上的俏销品牌。从酒厂的规模看,其效益似乎很好。

  终于谋到了一份工作,黄超他们都很高兴。尽管干活的技术不很熟练,但他们肯吃苦、卖力气,不长时间就基本 适应了,厂里安排的造假“指标”每月都能完成。可毕竟是初来乍到,他们的工资水平跟先期到这里来的熟练工人相比差了一 大截。

  一晃儿,一年快要过去了,他们注意到自己的工资不仅分文未涨,有时还要降下一些。实在忍不住了,去找在厂 里管理生产的四川老乡杨阿鹏理论,可杨阿鹏根本就不买这几个老乡的账,要么称不管,要么就不分青红皂白地训斥他们一顿 ,使他们觉得很没面子。

  离开家乡这么长时间了,摸一摸自己的衣兜,依然干瘪如初,如此下去,何时才能达到“发财”的目标呢。回想 起打工生活的酸甜苦辣,黄超的内心深处极不是滋味,他曾多次动过回家的念头,可又觉得就这样回去,实在无颜见江东父老 。

  黄超把自己的心事跟蒋雷、俞杰二人诉说后,谁知二人均说有同感,也正在为前途而焦躁不安。一阵长吁短叹之 后,三个人把至今囊中羞涩的原因一起记到了杨阿鹏的头上:是他不给咱们涨工资,克扣的工资没准儿进了他的腰包呢,他让 咱们难受,咱们也别让他好过!三个人越说越气,当晚,竟制订了一个阴险的计划:先找个机会把杨阿鹏消灭掉,以解心头之 恨;然后设法杀死酒厂老板及其全家老小,把他这些年制造假酒捞到的黑钱全部抢走,以圆我们的发财梦想!

  1999年5月23日晚10时,黄超、蒋雷、俞杰三人迈出了走向深渊的第一步。在夜色的掩护下,他们潜入 到杨阿鹏暂住地的楼下,由于现场环境的限制,他们不好使用撬门、钻窗入室的手段。经过简单商议,决定由黄超前去敲门, 谎称有事,将不知厄运已临头的杨阿鹏骗出家门。杨刚一出门,怒不可遏的黄超就用一条皮带死死地套住了他的脖子。蒋雷、 俞杰见状,毫不含糊地掏出事先准备好的折刀胡乱地朝杨阿鹏扎去。听到楼下有说话声,为防止被人发现,他们一边扎,一边 合力拖着杨阿鹏向楼上走。至五层的时候,见杨阿鹏停止了呼吸,这才住手,慌忙将杨阿鹏的尸体藏在了楼道内的一只纸箱里 面后逃离现场。

  他们本想跑得远远的,躲藏一段时间再回来继续他们的计划,可到了北京西站才意识到三个人兜里的钱加在一起 也买不了三张远程的火车票,没有钱,能往哪儿跑呢?!无奈,黄超又一次想起了他的大姨曾某,只好骗她一次了。为了防止 被警察抓住,他们的一举一动小心谨慎,以至于接到曾某的信息后都不敢贸然回电。然而一切都是徒劳的,最终他们没有能够 逃出恢恢的法网。他们的“吃黑”图谋彻底破产了!

  罪案后的反思

  此案的及时侦破,阻止了一起更为恶劣的暴力事件的发生。而透过这个案件暴露出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又不得不引 起我们有关部门的深思:随着农业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被解放出来了,在城乡差别依然存在, 东西部发展还不平衡的情况下,制定什么样的措施才能从根本上控制人员的无序、盲目流动呢?在使用务工人员过程中,一些 中小企业,尤其是个体企业有意地、无理地侵犯工人合法权益的倾向日益严重,致使因此发生的劳务纠纷不断,在一定程度上 成为一种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在普法教育中,公民的法律意识明显增强,学法、懂法、守法的自觉性显著提高,可从本案中 三个初中文化水平的犯罪嫌疑人竟连起码的法律常识都不懂的事实来看,个别地区的法制教育是多么的苍白、无力,由此,每 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士都该感受到:普法教育还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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