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身人民教育出版社图书馆，全套的中学语文课本就呈现在眼前了。 从1949年至1999年，一共9套，按时间顺序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书页已经 发黄，散发一种古旧的气息。我在那儿抄目录，为我即将要做的选题做准 备，那些年代久远的课本给我一种奇特的感觉，它们有的封面很素，几乎 没有任何设计，像一本简单的小册子；有的封面则很能让人联想到那个时 代，比如1961年的那一套：一册课本，封面是一片绿色田野，一台拖拉机 在犁地，三册课本封面是一些农民在麦场劳作。内容对我，有些是熟悉的， 比如那几篇在时间的深度里愈来愈显出分量的鲁迅的小说与杂文，有些则 很生疏，连同作者的名字一起，成为那个时代特殊的见证。翻阅久了，我 的头开始渐渐地发木，那些陌生的课文所带给我的特殊感受也不再那么鲜 明，惟一的预感是即将进行的采访可能不会顺利，后来的事实果然被我言 中了。

　　“我不记得了，真的不记得了”

　　这句话在我的这次采访中一次次被重复，几乎成了受访者的第一反应， 使我不禁有些气馁。他们的职业大部分与文学艺术有关，这样的回答实在 有些说不过去，然而细说缘由，又都在情理之中。

　　新世纪出版社编辑邵东一脸的无奈：我们那会儿学的还是“文革”那 一套，什么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之类，铁人王进喜是记得的，但是哪 篇课文说到他就记不太清了。邵东是1977年到1978年上的高中，他印象中 课本里文学作品很少，也少有古文，要上大学了才忙着补习古文的知识， 那是真正的从ABC学起。

　　女作家斯妤上高中是在“文革”开始后的1971年，课文就是政治教材。 大家也无心学习，反而热衷于揪老师讲课时的口误，动不动就无限上纲， 搞得老师都很紧张。斯妤说在这样的气氛中人是无心上课的，对文史哲躲 还躲不及，哪里谈得上热爱？

　　当然也有一些人对当时的课文留有记忆。一家国企的宣传部长刘杰先 生提到当年的一些课文，充满了怀念之情，他是“文革”前上的初中，他 回忆说那时的课文很讲究语文的特点，各方面知识都有，他至今还能记得 那篇很长的课文《梁三宝买稻种》，那中间有许多细节都给他留下深刻印 象。高中停了课，对他来讲是很怅惘的一件事，因为再也接触不到这样的 文学作品了。刘杰先生说现在文学作品多了，但以那样细节给人留下印象 的还是不多。如今刘杰的孩子也上了中学，他觉得孩子的课文时代感明显 增强了，内容也深了，但好像不那么有趣。

　　特定的几篇在特定的情景下被记住

　　鲁迅的作品是普遍被记住的，像《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纪 念》、《孔乙己》、《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等，用北大中文系副教 授韩毓海的话解释，那时称得上是文学作品的也就是这些。当然还有一些 课文被记住，受访者说那是跟当时的特定情景有关。“我记得毛泽东的《 纪念白求恩》”，青年书评家黄集伟在电话中这样对我说，他是1975年上 的高中。也许我这边的一笑被他察觉到了，他解释说对于他们这一代人来 说，读什么样的语文课本，个体是无从选择的。但碰上什么样的语文老师 就很关键。他之所以时隔数载依然忘不了这篇课文，是与当时老师的讲解 分不开的。“那样一篇课文政治意味那么强，但老师却把它情感化了，重 点全集中在一个‘念’字上，讲得充满人情味儿，想想真让人难忘。”

　　作曲家叶小纲高中时代上的是一个技校，鲁迅的文章给他留下了很深 印象。他至今仍能记起那篇充满苍凉与人生况味的《故乡》（说着他在电 话中开始背诵）：“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 吹进船舱中呜呜地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 索的荒村，没有一丝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叶小纲说他对 语文的感情也跟当时的老师有关，他甚至还因此做过一段作家梦，偷偷写 过一些文章。

　　戏剧评论家童道明先生是1952年上的高中，留给他印象最深的课文是 一首艾青的访苏诗，那里头提到鸡翼，说那是一道很好的菜，这让他感到 很好奇，鸡翅膀有什么好吃的？难道会比鸡大腿还好吃吗？另一篇课文也 是他一辈子忘不了的。那是蒲松龄的《促织》，“老师突然把我叫起来背 那篇课文，恰恰是我刚背过的，于是站起来就背，没有打半点儿绊子，老 师便特别夸奖了我。现在我仍然背得了它，尤其是‘怒索儿，儿渺然不知 所往。既得其尸于井，因而化怒为悲，抢呼欲绝。夫妻向隅，茅舍无烟， 相对默然，不复聊赖，一节，我觉得他用几句话就把人物情感表现了出来， 真了不起。”鲁迅的《故乡》在他心中印象最深的是杨二嫂这个人物，鲁 迅把她形容成一个细脚伶仃的圆规，可谓活灵活现。童道明先生说他后来 写作《幽默笔记》，在那篇《鲜明和突兀地展示庸俗》一篇中，第一个例 子就用到了它。

　　一位出租汽车司机被问到这个问题时提到了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和 《背影》。他也是80年代读的高中，那会儿晚上娱乐活动少，经常会出来 散步，有月亮的晚上就会不由自主想到《荷塘月色》，觉得朱自清把那种 月下的感受写尽了，说不出的一种美。他说同样是朱自清的文章，《背影》 带给他的是另一种滋味。读了这篇之后他突然觉得自己的父亲也很不易， 虽然没有发生给孩子买橘子跨栅栏之事。

　　一位刚刚三十岁的年轻编辑对我说到那篇写地主刘文彩的课文，他说 那是他兄长一辈念的高中课文，他之所以也能记得，是因为兄长那会儿老 拿这篇课文说给他听，讲水牢的恐怖与地主生活的腐败。

　　中学语文课本得变

　　据一位长年从事语文课本编写工作的老编辑介绍，新中国建立以来， 共编辑了九套教材，而且有过几次改革的尝试，其中1956年实行汉语和文 学分科，1963年新编语文课本，以及1982年推行全日制六年制重点中学《 阅读》、《写作》课本，都是规模较大的改革。

　　中学语文课本得变。谈到这个问题，评论家李洁非先生说这个问题解 决不好，对于从事文学的人倒没什么，吃亏的是一些将来不从事写作的人。 因为后来从事文学的人都是从课文之外汲取的营养，光靠课文里那几篇有 限的文学作品（他印象中只有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纪 念》以及《水浒》的节选《智取生辰纲》）是学不好语文的。而人是有权 利享受高质量的语文课文的，尤其是将来的孩子。

　　青年小说家邱华栋是80年代中期读的高中，他对课本的记忆也仅限于 鲁迅的几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等， 另外还加上《过秦论》一类的古文。对于当代作品的选择他认为最不到位： “八九十年代的新作几乎看不到，对写作能力的提高也用处不大”，他觉 得应加大国学的分量以及对新作品的介绍，同时要有趣味性。孙小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