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警方的消息表明，拐卖儿童案件高发地段向流动人口密集区转移， 1998年，贵阳市失踪儿童竟全是流动人口家庭子女--

　　“混水”之患

　　我们重点探访的目标，是贵阳市东山水果批发市场及其附近地区。据 市公安局打拐办的干警们介绍：以这里为代表的流动人口密集区，具备了 人贩“混水摸鱼”的一切条件。

　　东山水果批发市场坐落于贵阳城东的一个半山腰上，典型的城乡结合 部。由于该市场的水果批发生意几乎覆盖了整个贵阳市，并辐射到贵州全 省，因此商贩南来北往，始终一派人声鼎沸、摩肩接踵的景象。

　　据统计，批发市场附近的云岩区黔东办事处第15居民段，常住人口不 过1500余人，但仅登记在册的流动人口便有1000余名，再加上形形色色没 有办理暂住手续的人员，整个流动人口队伍最保守估计也有3000余人。这 个群体流动性大，构成复杂，全国各地什么地方的人都有，非常难以管理， 有利于犯罪分子藏身和活动的所谓“混水”的环境也就因此而形成。去年 贵阳市的拐卖儿童系列案，此地案发率位居首位，仅在10月至12月底之间， 就有15名幼童相继失踪。

　　东山市场所在的云岩区公安分局打拐办的干警曾做过“现场实验”， 冒充人贩去“诱拐”儿童，结果令他们触目惊心。参与“实验”的邱警官 说：在那儿，要抱走一个满街乱串的幼童，简直就是囊中取物，不会引起 忙于做生意的人们的任何注意。

　　记者在东山两度采访，也做过几次类似“实验”，结果同样令人忧心 忡忡：几颗糖果便可将一群小孩哄出市场之外，连多余的花言巧语都派不 上用场。在都市“大灰狼”面前，孩子们是如此的无法抵御诱惑。

　　根据掌握的线索，警方分析认为，流动人口向流动人口下手，是此类 流动人口家庭子女被拐案件的最突出的特点之一。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一对贵州大方县进城打工的夫妇与另外七八名外 来人口共同租住在附近一农户家，去年12月一天，两人将4岁的幼童放置 家中，出门揽生意。10多个小时后回来，发现临走时给小孩的半包饼干尚 在，人却不见了踪影。与之同时消失的，还有一位自称是云南昭通人的打 工仔---因房东没有进行暂住人口登记，该人姓甚名谁、何去何从，也成 了难解之谜。

　　“阵地战”难敌“游击战”

　　今年春节以后，一些丢失子女的流动人口家长曾以警方“打拐不力” 为由，联名向贵州省有关方面写信申诉。

　　应该说，居高不下的发案率和徘徊难前的破案率，确实让打拐的警官 们颇为尴尬，然而，警官们认为：“尴尬”的症结，不在于“不力”，而 在于“阵地战”难敌“游击战”。

　　去年两次大规模的守点巡查劳而无功，就很有说服力。

　　从去年9月开始，鉴于东山地段拐卖儿童案件渐趋猖獗，云岩区公安 分局打拐办紧急抽调5名干警奔赴该地区守点巡查，直到年底，三个月不 但一无所获，而且在干警的眼皮底下，居然仍有1名幼童失踪。

　　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参与行动的干警至今记忆犹新。一位姓苟的干警 如此描绘道：“到处都是人，遍地都是小孩，区区几名干警分散其中，才 真正感觉到什么叫大海捞针……”

　　无独有偶。去年春运期间，为了堵住人贩拐带幼童出境的东大门，贵 阳市公安局打拐办亦抽调10名干警在贵阳市郊龙洞堡一带守点，也是一连 守了数月，空手而归。

　　记者采访中的所闻似乎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上述“说服力”。当记者 要求居委会引见几位丢失孩子的“流动家长”时，工作人员摇摇头：“难 啊！谁知道又搬到哪里去了。”

　　接受采访的警官多半并不隐瞒自己矛盾的“打拐心情”：与家长们一 样痛恨人贩，但很多时候心有余力不足。

　　市公安局打拐办的陈华东警官介绍，相对于其他刑事案件，拐卖儿童 案算是破获难度较大的一种。幼童消失在流动人口密集区，案发偶然，基 本毫无线索可言，往往连提供目击线索的人都难以找到。与此同时，目前 对拐卖儿童案的侦破，仍只能是调查、守点、顺藤摸瓜等“老三篇”，与 流动性极大、组织网络日渐严密的拐卖团伙较量起来，常常无疑是“道高 一尺，魔高一丈”。

　　陈和其他许多警官都坦言：迄今，至少从纯粹的“技术”角度而言， 尚未找到遏制拐卖儿童案发生的有效手段。

　　不过，从“战略”的角度，几乎每个警官都能开出自己的“药方”： 教育、防范、打击三结合，综合治理，而重点在前两个环节。一位女警官 说：“任何事件恶性发展到最末端，都是最难克服的。如果能从‘源头’ 抓起，一方面对流动人口儿童及其父母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一方面针对 其经济情况，在其密集区内设置几个收费相对便宜的托儿所，将四处游散 的儿童集中照看，可能犯罪分子的可乘之机就要少得多，打拐工作也才可 能摆脱‘阵地战’对‘游击战’的尴尬。”

　　两种“另类声音”

　　在“打”之外，对于拐卖人口“重灾区”的探访，记者亦听到了两种 相关的“另类的声音”。

　　一种声音基本属于“综合治理”的范畴，那就是由打拐凸现出来的老 话题：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该如何加强？

　　在东山及贵阳市黄金路等市场，到处都可以见到这样的场面：汗流浃 背与客商讨价还价的父母几乎是孩子王---怀里抱一个，背上背一个，离 生意摊不远处又跑着一个……据了解，至少有70%的家庭都存在违反计划 生育政策的情况，甚至一家生五六个。“超生游击队”的规模眼见是越来 越大了。

　　事实上，这种情况与基层的计划生育管理现状密切相关。居委会面临 的普遍的现实难题是：负责计生管理的人员一般都同时兼顾许多其他的工 作，在常住人口多、便于实施管理的地段还可以应付，一旦到了流动人口 密集区，就常常力不从心了。

　　“孩子多了，又要做生意，哪里照看得过来？基本启蒙都没有，更谈 不上什么安全防范教育之类了。人贩不如鱼得水才怪呢。”“见多识广” 的市场管理人员老王这么说。

　　还有另一种声音，与计生的积极话题比起来，它显得要“灰色”一些： “一方面，警方利用政府拨付的有限打拐经费，经过很大努力把一些被拐 儿童由外省解救回家乡。但解救之后，却又时常面临两种尴尬---一种是 无法联系确认到其亲生父母，不得不寄养到儿童福利院，既增加国家负担， 孩子还是不能得到家的温暖。另一种是解救回来幸运地回到了父母身边， 但其成长及安全环境因为父母的‘流动’性质，与被拐前比并无根本改变， 甚至远远不如被拐去的‘新家’。如果不慎，甚至可能重新遭到拐卖。” 一位警官道出了这种声音的“背景”。

　　“一般而言，儿童被拐卖的去向，基本是由西部相对落后地区拐到东 部发达地区，后者平均家庭经济条件较前者要好。与妇女遭拐境遇有所不 同，除了拐卖过程中受苦外，买进儿童的家庭出于‘传宗接代’的考虑， 对被拐儿童常常都会比较好。”他说，“所以，每当我们在办案过程中遇 到上述尴尬时，就有人会说，还不如不解救回来，让孩子呆在‘新家’反 而会生活得更好。类似的事例在被拐妇女中已有不少，有的妇女被解救回 家后，不适应艰苦的生活，又思念远方的孩子，就有再次自己返回‘新家’ 的。”

　　这些声音无论“积极”还是“灰色”，与拐卖人口的丑恶现象一样， 都是沉重的现实。社会，该如何正视与破解？

　　本报记者谢念贵阳晚报记者陈本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