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反响很大的电视剧《黑脸》里有个看似虚构的情节：镇委书记强 迫农民把各家的牛赶到一堆壮场面，哄骗下来检查的上级，从中捞到发展 养牛“政绩突出”、领导满意、仕途看好的“资本”。今年4月19日“焦 点访谈”曝光实际“范例”，又让观众领教了“官场经济”的“神力”- --

　　湖北房县为接待全省扶贫攻坚会议的各贫困县领导现场参观检查，将 各户农民的羊“组织”成群，“赢得赞誉和高度评价”，散会后，农民再 把羊赶回各家；县里还违背种菇规律，下令将出菇的食用菌袋硬搬到要检 查的路边大棚，并买来3万个菌袋、撑起120多个大棚充门面，使某企业损 失60多万元……县领导指令造假，税费又按“虚报数字”实收，农民负担 加重，骂他们“搞鬼”、“为了自己升官发财，不顾群众生死。”

　　面对记者，副县长却大言不惭“还是有些好处”：标志着房县扶贫攻 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受到了上级肯定，争取的扶贫资金较多。

　　搞市场经济应讲求经济和社会效益，而急功近利、劳民伤财地营造虚 假繁荣，只能算搞“官场经济”。“官场经济”追求“政绩”，不顾实力 水平，不计成本效益，故而弄虚作假、虚报浮夸，成了凸显“政绩”、骗 取上级满意、钓取官场名利最易得手的招术。如此“政绩”，只能换来误 国坑民的“泡沫经济”。

　　1958年浮夸风刮遍全国，掀起“赶超”浪潮，报上争放粮食“高产卫 星”，结果事实报应，饿死人之多，有《中国统计年鉴》人口变数印证： 1961年比1959年骤减1348万人！（注：1959～1961年人口依次为67207万 、66207万、65859万。）1992年全国突击超生开发区数千近万，非法越权 批地圈地成风，据有关调查，开发区占用耕地逾80％，大多数“开而不发”， 农民信访随之大增……可见，虚报浮夸绝非形式主义之过，而是教训沉痛 的灾难性实祸。

　　今年3月底，国家统计局熊振南司长又指出这类祸患的苗头：目前统 计数字失实程度很高，到了令人担忧的境地。去年全国不少地方报上来的 统计数据，因失实程度高，国家统计局只好让一些地方的某些统计项目“ 开天窗”。有的省工业增长速度就“开了天窗”。（见4月15日《报刊文 摘》）对比去年GDP全国增长7．8％，地方统计显然“偏高”：除新疆增 长7．3％，28个省区市增幅在8-11．4％之间，平均增长9．3％。

　　熊振南指出，统计“注水”主要来自行政干预。有的领导干部指使统 计人员做假，有的公开要求造假……原因在于，按现行体制，统计部门不 可能违背领导意志，统计数字又往往与官员们的政绩和职务升降相关联， 故此建议在《统计法》中增加对“数字腐败”进行责任追究的条款。

　　以“数字腐败”为特色的“官场经济”经年不治，有些官员胆敢“造 假”不辍，实为“利益”机制使然：上级满足于汇报难于详查实情，却掌 握奖罚任免大权；老百姓虽然知根摸底，手中却无选举罢免的实权。若是 欺下骗上的官员频获褒升，实事求是的“公仆”反遭贬黜，瞎指挥的领导 意志又不可违，加上官场“趋利避害”之风使舵，“官场泡沫经济”自会 潮涌———无怪乎，早有民谣针砭官场造假现场：“村骗乡，乡骗县，一 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层层照着念，就是不照办。”又有去年安 徽南陵县某粮站借粮“造假”骗到国务院总理头上的惊人事件……倘若各 地都像房县官员一样“标志成绩”，造假的“成功经验”都能因此“受到 上级肯定”拨款扶持全面推广，“官场泡沫经济”难免像泛滥成灾。

　　既然“造假”官员行骗得势是靠奉权蔑法---“谁官大听谁的”，那 么，加强民主法治才有望铲除“官场经济”---除应落实熊振南的建议， 还应改变政绩考核评定的方式标准，立法明确重奖举报造假，相应加重经 济惩罚，增设刑法“高压线”，让“造假”行骗的不法官员得不偿失身败 名裂，让轻信推广“行骗政绩”的官僚难辞失察渎职之咎，以儆效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