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志成城

　　北京人民大会堂。

　　1992年5月29日，首都科技界举行纪念聂荣臻领导科技工作座谈会。

　　科技界少长咸集，群贤毕至。

　　钱三强以“科技工作者的知心领导人”为题，作了发言，他自己同时 也把别人带到了那个可歌可泣的年代……

　　讲着，讲着，他哽咽了，全场寂静无声。

　　为了今天的发言，头天晚上他熬夜到凌晨两点钟，往事萦绕，上床后 仍不能入睡。

　　发言结束后，激动的心情依然平静不下来。

　　熟悉病理的人都知道，心脏病最忌讳情绪激动，而熟悉钱三强的人都 了解，他很容易动真情。

　　当天晚上，已经患过两次心肌梗塞病的钱三强，心脏病再次复发。

　　他带着那个年代的回忆走了。

　　那是个激动人心的年代！

　　原子大军，数以万计。以岗位为家，以吃苦为荣，是这支大军的本色。

　　然而，在工作节节胜利的时候，有的人身体出了毛病。许多科技人员， 腿上一按一个坑；许多人体检中，肝功能不正常……

　　营养不良！

　　这个消息，牵动了共和国领袖们的心。

　　毛主席决定不吃肉了。

　　周总理不吃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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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住医院的聂荣臻元帅，决定以个人名义，向海军、北京军区、广 州军区、济南军区、沈阳军区求援，调拨一批猪肉、鱼、黄豆、海带、水 果，增加科技人员的营养，不让他们的身体垮掉。

　　陈毅元帅到医院看聂总，表示说：

　　“我举双手拥护，向各方面‘募捐’，也加上我的名字！”

　　他还说：“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宝贝，要爱护。我这个外交部长腰杆 子硬，也要靠他们。我们不吃，也要保障他们的起码生活。”

　　紧勒裤腰带，四面八方支援国防建设。

　　粮、油和副食品发到科技人员手里，你推我让，大家说着一句同样的 话：

　　“全国都有困难，我们能挺过来！”

　　1962年的春节，科技界觉得不同寻常，好像预示着吉祥。

　　除夕之夜，首都和在外地工作的一千多名科学技术工作者，接到了聂 荣臻、陈毅、陆定一三位副总理署名的请柬，出席人民大会堂的盛大宴会。

　　科技界怎么来了这么多人？

　　国家经济形势还不见得太好哇？

　　可能是有重要报告吧？

　　周总理来了。他坐在主桌的中央位置，一边是钱三强，一边是钱学森。

　　下边小声议论开了：

　　总理来啦！我们的代表人物也亮相了。等着听报告吧。

　　结果，没有报告，宴会也很简朴。

　　有一个特点：桌上的菜量大，肉多！

　　后来知道，这是中央有意安排的，让科学家吃一顿肉，补点营养，鼓 鼓劲。

　　钱三强想起，周总理在召开中央专家会议，商讨决策大事时，也是采 取这个办法。

　　一次，他在西花厅主持专委会，研究原子弹的两年规划。到午餐时， 每桌摆上一大盆肉丸子熬白菜、豆腐，加上几碟咸菜和烧饼。

　　周总理对大家说：“这样的菜，又经济，营养又好。”

　　1962年初春，自然气候使羊城广州一片花红叶绿，现出生机。然而， 在这里出席全国科技工作会议的科学家，心里还暗藏着阴影。

　　周恩来洞察秋毫。3月2日他到会讲话：

　　“现在不能笼统地称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脑 力劳动者构成的社会阶层，旧社会过来的和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构成 了社会主义的知识界。”

　　他进一步肯定地说：“十二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 转变和极大的进步。”

　　像一股暖流流进每个人的心窝里，全场含着热泪鼓掌。

　　3月5日，陈毅受周恩来委托发表讲话：

　　“建国以来，我们已经有一支爱国的、人民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 级的科技队伍。你们是人民的知识分子，革命的知识分子，是为无产阶级 服务的脑力劳动者。”

　　他说：“不能经过十二年的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 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头上。今天，要给你们‘脱帽加冕’，就是给你们 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

　　他深情地说：“十二年改造，十二年考验，大家还是不抱怨，还是愿 意跟着我们走，还是对共产党不丧失信心，这至少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心。 十年八年还不能考验一个人，十年、八年、十二年还不能鉴别一个人，共 产党也太没有眼光了！共产党不尊重文化，共产党不尊重科学之类的话， 不晓得马克思讲过还是恩格斯讲过？愚昧是个很大的敌人。帝国主义是个 敌人，封建势力是个敌人，愚昧———几万万人没有知识，没有科学知识， 也是很大的敌人。”

　　这些话，字字句句撞击着每个人的心弦，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在全 国科技界引起了链式反应。

　　广州会议结束那天，陶铸代表中南局和广东省举行招待会。

　　聂荣臻指定钱三强和竺可桢两人作即席发言。

　　该讲些什么？

　　聂总让钱三强发言，意图是理解的，但是由于工作的特殊性，现在原 子弹的研制情况讲到什么程度，有些还拿不准。

　　聂总指点说：“你要讲讲大家关心的原子弹，可以放开讲，给大家鼓 鼓劲。”

　　钱三强对全面工作简单介绍后，以肯定的口气向大家交底：

　　“我国原子弹的总体设计，已经开始走上了轨道！我们将在预定的时 间里爆炸第一颗原子弹！”

　　“预定时间”，就是国庆十五周年前后。

　　又是一个大喜讯！

　　话音一落，全场群情激昂。

　　钱三强的发言，没有对外报道。挖空心思的猜测和想象，却出来了不 少———扑朔迷离，似真似假。

　　1963年3月，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一位众议员猜测：共产党中国将在 十年内造出原子弹。他说：

　　“中国有一些非常、非常出色的科学家，中国拥有的科学家不很多， 但是它拥有的那些科学家都很杰出。这些科学家中，有许多是在美国培养 出来的。”

　　6月28日，联合国秘书长吴丹预言：中国将于今年或明年试爆原子武 器。他说：

　　“在裁军谈判中，必须估计中国的核子潜力；阻止中国试爆一个原子 炸弹（可能是今年或明年）是十分困难的。”

　　他还说：“近代历史表明，经过1920年的英国控制后，与1930年希特 勒控制后，以及1950年以后至1960年的美、苏两国控制之后，现在已有一 个不会被认错的趋势，这就是说，在70年代中，世界将看见四个大国，它 们就是美国与欧洲及苏联和中国。世界领袖们在研究他们的政策时，考虑 好这些因素，将成为一部分智慧。”

　　7月26日，郭沫若院长在北京纪念抗美援朝胜利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又一次引起西方媒体的猜测。

　　美联社、合众国际社、南通社先后发出电讯：

　　对郭沫若说的“任何新技术都不是高不可攀的，都不可能长时期为少 数人和少数国家所垄断”评论说，“这是暗示，中国将能研制核武器，可 能在今年底或明年爆炸一个原子装置。”

　　《泰晤士报》则说：“按照他们近期的困难，可以解释为今后四五年， 而不是一两年。”

　　最为轰动世界的，是这年10月28日，陈毅外长在两个小时答记者问中， 他的特有的坦率和幽默，就好像放了一颗原子弹。

　　他讲道：“我们可能还要几年以后才能进行原子弹试验，因为我们的 基础工业还很落后。苏联领导人不是说我们连裤子都没的穿吗？就算是没 有裤子穿，我们也一定要把自己的原子弹搞出来；不管有没有原子弹，我 们都不会向美国屈服！”

　　各国媒体对陈外长的话，有吃惊的，有警惕的，有讥讽、嘲笑的，世 界炸开了锅。

　　猜测归猜测，想象归想象。中国的原子弹，正是钱三强报告的，已经 走上轨道，正在按计划前进。

　　1962年12月，核燃料厂四氟化铀车间投料生产；

　　1963年8月23日，铀水冶厂一期工程完工，并且开始试生产；

　　1963年11月29日，六氟化铀厂生产出第一批合格产品；

　　1963年12月24日，1比2核装置聚合爆轰产生中子试验，取得成功；

　　1964年1月14日，浓缩铀厂取得了高浓缩铀合格产品……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综合各个方面情况，1964年10月11日，周恩来下达命令：

　　在10月15日到20日之间，根据现场气象情况决定起爆日期和时间。

　　一份庄严而郑重的新闻公报，使全世界的炎黄子孙扬眉吐气。

　　“1964年10月16日15时（北京时间）中国在本国西部地区爆炸第一颗 原子弹，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

　　“中国核试验成功，是中国人民加强国防、保卫祖国的重大成就，也 是中国人民对于保卫世界和平事业的重大贡献……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如果这个主张能够 实现，中国本来用不着发展核武器。

　　“中国发展核武器，不是由于中国相信核武器的万能，要使用核武器。 恰恰相反，中国发展核武器，正是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要消灭核武 器。

　　“中国的命运决定于中国人民，世界的命运决定于世界各国人民，而 不决定于核武器。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防御，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 美国发动核战争的威胁。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 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我们衷心希望，核战争将永远不会发生。我们深信，只要全世界一 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共同努力，坚持斗争，核战争是可以防止的。

　　“中国政府向世界各国政府郑重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 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作为第一步，各国首脑会议应当达成协 议，即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和很快可能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承担义务，保证不 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彼此也不使用核武器。

　　“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尽一切努力，争取通过国际协商，促进全面 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崇高目标的实现。在这一天没有到来之前，中国 政府和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加强国防，保卫祖国，保卫世 界和平。”

　　历史的巧合又一次出现了。

　　就在中国原子弹爆炸的这一天，莫斯科传出另一件震惊世界的新闻， 当年那个撕毁协议的赫鲁晓夫被赶下了台。

　　中国原子弹爆炸！苏联赫鲁晓夫下台！

　　再创奇迹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顽固带着偏见、不愿承认事实的人们，一 方面耿耿于怀，一方面出于本能地藐视：那不过是一个低水平的玩艺儿罢 了。

　　然而，重视数据的科学家，更习惯了解事实。他们经过对监测资料的 分析，惊讶了。从爆炸效果和使用的原子炸药，都出乎他们的意料——— 中国没有走其他核大国的老路，不是一颗钚弹，而是一颗浓缩铀弹。

　　他们感叹道：中国的事情难以预料！

　　以后，外国人从中国的核试验中，又是接连不断的“难以预料”。

　　1966年5月9日，中国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它的数据明白显示，这次 试验的炸弹里含有热核材料，是一颗加强了的原子弹。

　　1966年10月27日，中国的第四次核试验，是由一枚中程火箭运载爆炸 的原子弹。

　　1966年12月28日，中国第五次核试验，是一颗包含铀237的原子弹， 威力达到几十万吨级。

　　1967年6月17日，又刮起一场风暴。

　　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两年零八个月，中国的第一颗热核氢弹，在本 国西部上空爆炸成功了！

　　两年零八个月的发展速度，成了外国人心里的不解之谜。

　　美国从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到爆炸第一颗氢弹，用了七年零三个月时间。

　　苏联用了四年时间。

　　在法国，政界和科技界一片惊叹。因为他们的第一颗原子弹，在196 0年2月就爆炸了，比中国早四年零八个月，而时至今日，法国第一颗氢弹 还杳无音讯。

　　法国总统办公室，气氛紧张。

　　戴高乐大发雷霆，严厉训斥原子能总署的官员们和主要科学家：

　　我们的氢弹为什么迟迟不能爆炸？

　　难道是技术上的原因不成？

　　为什么让中国人抢在我们前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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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连串的问题，像连珠炮似的把在场的官员和科学家，问得哑口无言。 因为他们也解释不了是什么原因。

　　戴高乐觉得被中国抢先爆炸了氢弹，是很丢面子的事，越想越生气。

　　他敲着桌子，下了最后通牒：

　　“好好去找原因，写出检查，限期实现氢弹爆炸。否则，你们集体辞 职。”

　　美国作家斯诺这位中国通，对中国氢弹如此迅速搞成，也感到意外。 1970年10月19日，他在人民大会堂问周恩来：

　　“为什么相对工业不发达的中国，试验氢弹方面取得成就的速度，要 比美国和法国快一倍？”

　　周恩来说：“不光氢弹，整个核武器我们还在试验阶段。试验速度比 较快的一个原因还得感谢赫鲁晓夫，是他撕毁了在原子能方面同我们签订 的合作协定，是他在1959年撤回了在中国的全部苏联专家，迫使我们自力 更生解决问题。”

　　斯诺听了不解渴，但他理解周恩来只能这样原则回答。

　　其实，中国这个奇迹的出现，要归功于下了一着妙棋———一开始就 重视理论储备。

　　下这着妙棋的棋手，是钱三强。

　　实验科学家往往忽视理论研究的重要性，而钱三强走了另外一条路子 ———始终重视理论研究。这是他过去工作中的体会，也是约里奥的宝贵 提示和其他许多大科学家的经验。

　　他记得，荷兰著名化学家阿累尼乌斯说过这样的话：“理论是科学知 识领域中最重要的推动力……，理论研究可以指出应当把今后的工作引向 什么方向才能获得最大的成就。”

　　认识又指导实践。

　　1950年，在钱三强领导的研究所里，仅有五个研究小组，其中就有一 个理论物理组，调集了邓稼先、黄祖恰、于敏、何祚庥等一批青年理论骨 干，由彭桓武、朱洪元领导，陆续开展了原子核物理理论和粒子物理理论 研究，同时对反应堆、同位素分离、受控热核反应等应用理论进行探索。

　　随着原子能事业全面发展，紧急任务繁重的时候，钱三强保持一种清 醒的认识：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对于科学研究而言，“预”就是要抓理论储备。临渴掘井，就要患近 视症。

　　他在想，在搞清楚原子弹设计、研制过程中，同时也对氢弹开展理论 探索，可能是必要的。

　　氢弹，是利用原子弹爆炸的能量点燃氘、氚等轻核的自持聚变反应， 瞬间释放巨大能量的核武器，又称聚变弹或热核弹。氢弹的杀伤破坏因素 与原子弹相同，但它的威力要大得多。原子弹的威力，通常是几百至几万 吨梯恩梯当量，而氢弹的威力则可大到几千万吨梯恩梯当量。

　　氢弹理论和技术，在中国完全空白，必须要有拓荒者。

　　他的认识得到了组织上的支持。

　　1960年12月的一天，钱三强把黄祖恰找到办公室，对他说：

　　“有一个重要决定告诉你，为了早日掌握氢弹技术，我们要组织一个 轻核理论小组，先行一步，对氢弹的作用原理和各种物理过程、可行的结 构，作探索性研究。”

　　黄祖恰第一次接触到这样的任务，听得专心致志。

　　钱三强又说：“这个轻核理论组，要特别注意保密，用一个代号，叫 470组。”

　　接着，钱三强找了于敏，指定他参加470组。把好钢使在刀刃上。

　　于敏，在当时是个有争议的人物。

　　日本科学家说他是“中国的国产专家一号”。世界著名物理学家、诺 贝尔奖获得者玻尔50年代来华，短暂接触后，称赞他“出类拔萃”。

　　然而，在反右倾运动中，要批判他知识私有，批判他梦想一举成名的 个人主义。

　　批判会由所长钱三强亲自主持。

　　钱三强了解这个批判对象。

　　他在北京大学学化学。到所里以后，让他改行研究原子核理论，服从 需要，二话没说。接受新任务后，夜以继日，刻苦钻研，到了近乎超凡脱 俗，不恋人间烟火的程度……

　　这样的人才，钱三强打心里喜欢，怎么要批判呢？应该鼓励和表扬才 行哩。这样下去，青年人向科学进军的积极性，不全批光了？

　　钱三强采取了明批评、暗保护的办法，使于敏过了关。保护了于敏， 也保护了“招风”的嫡系———理论物理组。

　　对于敏来说，参加470组，又是一次改行，他又二话没说，在新的领 域继续刻苦钻研，探求真知。

　　470组一度达到40多人。工作一步步前进，一篇篇论文和研究报告交 到钱所长手里，共有69篇，对氢弹的许多关键性概念和原理，有了深入的 认识。

　　1963年，彭桓武作了研究报告，从理论上阐明了加强型的原子弹还不 是氢弹。

　　周光召作了研究报告，分析认为，原子弹与氢弹在结构上有很大差别， 也可能在原理上相应会有质的不同。

　　1965年1月，470组进行的工作和黄祖恰、于敏等31人，正式合并到核 武器研究所理论部，汇成了攻克难关的强大力量。

　　钱三强及其领导的研究所，还在继续贯彻“大力协同”的方针，全力 配合核武器研制。

　　他布置黄祖恰：“这里的研究情况，你可以及时带到核武器所理论部 去，那里的情况不能带到这里来，这是工作需要。”

　　因此，黄祖恰得了一个绰号，叫“半导体”。

　　一个一个神秘的牛鼻子被牵住。

　　1967年6月17日，在两年零八个月时间内进行五次核试验之后，中国 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

　　10年后，钱三强在回忆中，写过这样的话：“中国人并不笨，外国人 能做到的，中国人经过努力，也能够做到。”

　　（本文选自河北教育出版社即将出版的《科学巨匠》丛书，题目为编 辑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