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先生没有因为《雷雨》等剧的成功而飘然于文坛，却由于老而无 成，痛自忏悔：“一个作者到了老年，回顾一下，看看自己走过的道路狭 窄，窄呀！道路狭窄，这是痛苦的，很痛苦的。因此，我自己正想写点东 西的时候，就感觉到生活贫乏，自己真正感到的东西、需要的资料没有多 少，就悔恨，就难过。中国有句话，‘江郎才尽’，我不说‘才尽’，我 有没有才，真是个问题。一拿起笔来写现在，就感觉到自己空空，肚子里 空空，一无所有，不像从前那时候，拿起笔来顺溜极了。”这是他为“中 国文化名人声音资料”所做的自传性谈话。先生是真诚的，我为他这种坦 荡的自我剖析所感动，他不像某些人，写不出来，却抱着我从前“阔过” 的心态招摇过市，真正的艺术家是不会也不屑做阿Ｑ的。

　　先生晚年其实颇有雄心。他听从“老友”巴金的建议，续写早年没有 完成的剧本《桥》；他也遵从巴金的劝告，在给自己“下结论”的时候， 立志“写点东西，留给后代人看”；他向一位出版家透露自己从７１岁到 ８１岁的写作计划：“这十年，我想再赶写点东西，剧本或其他。”

　　不过，雄心归雄心，曹禺先生并没有完成自己的写作计划。他身体不 好，多次住院；他文债太多，疲于应付；他杂事缠身，“脾气太躁”；他 想说真话，却“怕说了很是偏激”。他常常在日记和给朋友的书信中反省 自己的弱点，说自己“一向无思想，随风倒”，“我有‘官’气，仿佛随 时都在做‘官’。”他的夫人在“后记”中写道：“他真，但他胆子小， 常常害怕，不知怕些什么。”还说：“曹禺是一个太复杂的人。”我想对 于知识分子而言，曹禺先生本人，实在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