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全球化有燎原之势

　　上个月，在意大利热那亚的八国首脑会晤遭到反全球化人士的反对，因一名示威者在抗议中丧命而备受世界舆论的关注。从1999年底西雅图世贸组织会议首次遭到反全球化人士的大规模抗议以来，类似的抗议活动已有10余次，而且规模一次比一次大，组织也一次比一次严密。此次意大利八国峰会前两个月，意大利和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抗议者就成立专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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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来筹备此次抗议活动。

　　种种迹象表明，西方国家的“反全球化阵线”无处不在。可见，这种抗议活动已经从一种自发和无序向一种有组织和有准备的方向发展，并演变成另一个“反全球化的全球化运动”。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触及的深层利益和引发的问题会更多、更大，因此，这种抗议在可见的未来将是一个与全球化如影随形的现象，其影响不容忽视。

　　在进入新世纪之际，西方社会出现了日益严重的“民主赤字”，主要表现在：(一)在大多数西方所谓的“成熟的民主国家”中，公众对议会政治、政府机构、政治家的信任等均呈下降趋势。(二)参加投票的公民人数骤减。在欧洲，人们对欧洲委员会低效的官僚体制日益不满，对欧盟扩大所带来的对自己生活和工作前景的担忧加剧。同时，外来移民增多、社会不稳、右翼势力抬头等使人们的不安全感上升，因此对选举欧洲议员缺乏热情，投票人数创下历史新低。(三)参加政治党派的人减少。由于公众对于政府的信任每况愈下，特别是年轻公民对政治失去信赖，普遍感到空虚，使一些国家政党党员萎缩，并在吸收新成员方面苦无良策。(四)反全球化、反资本主义浪潮此起彼伏，从西雅图到达沃斯、到热那亚，各种抗议活动比比皆是，反映了公众对政府在全球化的裹挟下对其利益的关注不力，表示不满。

　　“民主赤字”愈演愈烈

　　西方“民主赤字”出现的原因较复杂，但主要有几下以点：

　　首先，由于全球化的强大震撼力与冲击力及其影响正在向深层发展，与西方传统的政治体制、社会结构、治国理念发生尖锐碰撞，使全球化的发展与资本主义传统体制滞后之间的矛盾趋于激化，导致资本主义民主危机加剧。全球化的扩张力量越强，市场的力量越强。正如西方学者所说，哪里有市场支配，哪里就有民主的后退。

　　而全球性机构已不能适应当前复杂的形势发展，无法对全球化带来的经济、政治、观念等跨国问题进行有效的管理。如由于全球经济动荡、科技日新月异、环境恶化、以及犯罪、毒品、道德沦丧等的影响都超越了边界，并不受任何“民主程序”的规范，加上社会达尔文主义、非政府组织空前活跃，西方国家对此束手无策。再如，全球化的发展分别在国际和国内制造了越来越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如今世界200个最大富翁个人财产大于世界40%人口收入的总和。而13亿人每天平均生活费还不到一个美元。

　　于是，在民族国家和全球化对公民生活的影响之间出现了愈演愈烈的“民主赤字”。而在大众媒体的影响下，社会变得日益情绪化。西方国家领导人不得不承认，在这个全球化挑战越来越严峻的今天，管理越来越难。从西雅图到热那亚，反全球化的抗议者都在抱怨国际机构与组织是“非法的”，因为它们是非民主选举的，但它们往往掌控在少数发达国家手中，或其作用相当大程度上受到少数发达国家影响。他们质疑西方民主制度，要求正视社会现实，在西方民主与反民主之间出了脱节，折射出了西方“民主范示”的缺陷。

　　其次，非政府组织在90年代得到迅猛发展，从80年代末的6000个猛增到现在的2.6万个，已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超级力量”。实际上，非政府组织已成为促使民主进一步深化和泛化的重要载体，从旁观者逐步成为政策制定者之一。随着国际金融和产业的国际化和全球化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决策在“国际层面”做出，但在这一层面尚未出现一种有效的政治机制来体现或解决公民的关注或担心。

　　同时，传统民族国家的概念受到越来越多的侵蚀，出现一种前所未有的“小政府、大社会”现象。这就需要有一大批非营利的、非政府的和带有志愿性质的社会组织来从事社会经济发展活动，以填充政府与企业都力所不及或不适合介入的那些领域。一定意义上，这就使非政府组织成为公众表达关注的载体，客观上在社会发展中充当了公民利益，尤其是边缘状态群体的利益的“代表”，对政府和社会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同时，对非政府组织也要善加利用，毕竟它们关注的问题单一，往往追求单个利益目标，而忽视政策的平衡性和整体性，易走极端，而且非政府组织均是自封的，也是不经民主选举的。当他们在打着反全球化旗号之时，他们自己也落入了“民主赤字”的陷阱，因此反过来还需要警惕“非政府组织威胁”。

　　第三，跨国公司的崛起已成为影响公民生活的重要因素。据联合国有关材料，现在世界上有7万多家跨国公司，不少富可敌国，其产值占世界总产值的1／4以上。由于跨国公司不是“选举”出来的，它们在台前幕后千方百计地对政府施加影响，维护的只是其特殊利益，民众的利益往往被置之度外。市场对民主的挑战日益明显，政府面对跨国公司的迅猛扩张左右为难，当公众利益受到跨国公司的“侵害”时，不能提供有效的关注或保护，使政府进一步失信于民。

　　第四，在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西方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缺乏社会公正与关怀，特别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更是有被边缘化的危险，造成“社会的市场化”，人们对政府和政治家的失望情绪倍增。从这个意义上说，自90年代后期以来，代表中左势力的社会民主派在欧洲历史上同时首次在英、法、德、意等西欧主要国家中主政或参政并非偶然。他们的“第三条道路”政治理念就强调权利与责任的平衡，对福利制度的现代化改造，对社会排斥的关怀，在提高经济效率时兼顾社会公正，一方面反映了自由主义作为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具有的内在矛盾的尖锐冲突；另一方面也试图重建公众对民主政治的信心。

　　填补“民主赤字”的良方何在

　　“民主赤字”成为今天困扰西方社会的一大难题引起了西方学者的重视，并在探索“填补民主赤字”的良方。如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约瑟夫·奈在今年最新一期的《外交》杂志中发表文章说，为了回应日益增多的“反全球化运动”人士的指责和抗议，国际机构应当增加其透明度、提高责任。英国学者主张政党和政府应更多地与非政府组织等合作、协调，在政府和市场、公与私两者之间培育更广泛的“公民社会”地带，有助于平衡政府决策。

　　总的看来，西欧是当前反全球化运动的大本营和主要场所。由于美国经济在过去10年中强劲扩张，而且美国热衷于向世界推广和兜售其新资本主义模式，使欧洲民众的社会福利遭到侵蚀。对西欧来说，追求经济效益而牺牲社会公正有悖于其价值观，在西欧，反美国式的“牛仔资本主义”就颇有社会基础。

　　应当看到，反全球化运动的势力构成相当复杂，有左翼势力、有非政府组织、还有少数无政府主义者、极端主义者、暴力主义者等，鱼目混珠，因此，这些抗议示威对于社会稳定有一定威胁性。这种反全球化运动虽然目前主要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但有向发展中国家蔓延的趋势。在此次热那亚反全球化运动中，就有不少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员通过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组织参与其中。西方发达国家的组织也对这些新兴力量进行专业培训，以便将来他们能把这种全球“民主行动”传播到世界各地，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新倾向。(阮宗泽)

　　(作者简介：阮宗泽，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1988年进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1992～1993年在英国伦敦大学留学，1996～2000年任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一等秘书。现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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