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印度特派记者赵章云
印度国会女议员普兰·黛维被刺身亡的消息传出之后,许多外国人对此感到困惑和不解。人类都已经进入21世纪了,为什么在印度还会有这样的人和事存在?另外,既然普兰·黛维和其他一些低种姓的人深受种姓制度之害,这种古老而残酷的制度难道就不能治一治吗?
事情并不这么简单。
种姓制度在印度的法律上已被废除,但在事实上却未被消灭
经过独立之后几十年的努力,在今天的印度,种姓问题总的来说比过去要淡化得多,隐蔽得多。特别在城市里,至少表面上是看不出种姓制度的存在的。这是进步的一面。但是,不能否认,就全国而言,在印度的许多地方,特别是边远的农村,仍然在以各种方式实行这种制度。
我们几乎在每天的印度报纸上都能找到低种姓人被打被杀的消息。据《印度快报》最近报道,在过去半年里,光是在北方邦就有1500起有关种姓暴力事件的报告。
3个星期前,一对年轻的低种姓恋人被村里的人裸体游街示众两小时,原因是他们在结婚3天前在姑娘的房间里一起过夜。几天前,另一个村子里的一个低种姓的小伙子因为追求一个高种姓的姑娘,被高种姓人活活烧死。最近一天的《印度快报》的头版还登载了两条与种姓暴力有关的新闻,都发生在北方邦。一条是一对年轻恋人,由于不属于同一种姓而相爱,结果竟被家人吊死在自家屋顶上,女孩的父母和男孩的哥嫂当时都在场观看。另一条消息是法庭受理了两年前发生的一桩案件,也是因为不同种姓的男女相爱而招致4条人命丧生。
可见,种姓制度虽然从印度独立那天起就在法律上被宣布废除了,但在事实上它并没有被消灭,50多年后,它仍然以各种形式顽固地存在着。特别是在广大农村,人们仍然按种姓而居,通婚和社会交往仍然受到种姓的限制,行为方式仍然受着种姓的制约。即使在大城市里,种姓也没有完全销声匿迹。
那么,这种制度为什么能够在印度长期顽固地存在呢?为什么不能通过行政或司法手段加以消除呢?笔者以为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种姓制度经过三千多年的积淀,已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
现在翻译为“种姓”的梵文词汇“瓦尔那”,实际上是“颜色”或“品质”的意思。大约3500年前,来自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白皮肤的雅利安人侵入印度次大陆,征服当地的居民———黑皮肤的达罗毗荼人。雅利安人为了保持他们的血统,不愿被当地的达罗毗荼人同化,不许自己的子女与达罗毗荼人结婚。为了巩固自己的特权地位,征服者和统治者们就以肤色的深浅将当时的社会阶层划分成4个等级,即婆罗门(祭司和僧侣)、刹帝利(贵族和武士)、吠舍(农民、商人和手工业者)和首陀罗(被征服的奴隶和失去土地的自由民)等4个“瓦尔那”。这就是最早的种姓制度。
随着数千年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断变化,种姓制度变得更为完整和系统,形成了森严的等级。这一等级制度有三个基本特征,即职业的世袭制、严格的内婚制和地位的等级制。它对人的种族、血统、肤色进行严格隔离和歧视,种姓制度因此而变得更为威严和不可侵犯。
久而久之,它从政治、文化、社会的各个方面深入人心,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形态,因而能历数千年而不倒。即使是今天,许多人仍然有意无意地以血缘和出身论人,以肤色和种族取人。
村社是种姓制度的堡垒
在古代印度,广大农村普遍存在着村社制度。村社大多是自然形成的,大者上千户,小者几十家。村社里土地公有,农业和手工业结合,并有固定的分工。这种村社经济上自给自足,行政上有较大的自主权。因此,村民们过着闭关自守的生活,并不特别关心外部世界的变化。
村社内部自古以来就实行种姓制度,高种姓把低种姓的人紧紧地束缚在村社的土地上,长期地进行奴役和剥削。种姓制度还实行职业世袭制和内婚制,低种姓人被限制在一个十分狭小的范围之内,只能干一种职业,只能同一种人交往,他们没有选择其他工作的机会和与整个社会交往的自由,从而变得更加愚昧和落后。所以,尽管王朝不断更替,村社却很少变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反而变得更加牢固和保守。只要村社存在,依附于村社的种姓制度必然存在。因此,到了现代,虽然印度的城市已经进入了现代化行列,但农村和经济落后地区的种姓制度仍然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种姓是印度教教义的一部分
种姓制度的根据就是印度教的教义。印度教的前身婆罗门教的圣书之一《梨俱吠陀》曾称,诸神在分割大神时,大神的嘴变成了婆罗门,双臂变成了刹帝利,双腿变成了吠舍,双脚变成了首陀罗。
按照后来的教义,凡是上身变的种姓就是干净的,下身变的就是不干净的。于是,以后的印度教教义就产生了所谓的“再生种姓”和“一生种姓”之说。前三者婆罗门、刹帝利和吠舍是属于“再生种姓”的,即他们除经历了一次肉体出生外,还经历了一次精神出生,因此是干净的;后者首陀罗没有经过精神出生,是“一生种姓”,因此是“不干净”的。
此外,还有一个庞大的“不可接触者”群体———贱民,他们更是不干净之人。按照印度教教义的延伸,与他们的任何接触都是“不干净”的。因此,这些“不可接触者”们完全被排除在印度教之外。
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这种“干净”与“不干净”的种姓起源说,显然都是婆罗门僧侣为了巩固自己的特权地位而编造出来的。它为这种不合理的等级制度披上一层宗教的外衣。但这种经历了数千年的学说已经在印度
教社会的精神领域里留下了短时间里磨灭不掉的印记,即使在今天,人们仍然有意无意地以从事“干净或不干净”的职业谈论人的出身,选择与谁交往。
另外,高种姓的印度教教徒们为了确保他们至高无上的地位,又通过强调神的意旨,使这种制度和社会分层固定化和神圣化。他们利用万物有灵和灵魂转移等观念,制造出“因果报应,人生轮回”,即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之说,要求各种姓的人们严格遵守教义,安分守己,以保来世转生为较高的种姓。否则,来生就会被降为最低种姓,甚至投生为猪狗。
印度教中这种借神的意旨来压人的教诲,使广大低种姓的阶层变成了一个宁愿忍辱负重而不知抗争的群体。即使在今天,广大低种姓群众仍然习惯于忍辱负重,只把美好的希望寄托在来生,女性更是如此。像普兰·黛维这样知道据理力争甚至敢于起来反抗的女性只是凤毛麟角,绝大部分人连普通的说理都不会。
在印度教的信仰者们看来,与神圣的教义抗争等于与自己的信仰抗争,颠覆这种由教义规定的种姓制度则等于颠覆印度教本身。所以,在这个印度教有3000多年历史、印度教徒占绝大多数的印度社会中,想要从宗教上改变他们这种根深蒂固的信仰,目前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因此,尽管时代变迁,世风转换,但人们对低种姓人的隔离和歧视从根本上来说一直没变。
想通过一纸命令来根除种姓制度,目前还办不到
由于历史、经济和宗教的原因,种姓制度在印度已经形成了一种比制度更为抽象的范畴。从这个意义上看,与其说它是一种制度,还不如说它已经是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了。它不像当年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和美国的歧视黑人政策,那是人为地强加给社会的一种制度。而种姓问题是几千年前形成的,过去如果是制度的话,现在实际上已经是观念了。要让人们放弃一种制度是有可能的,但要让人们轻易放弃一种观念是不容易的。正像有的印度学者说的那样:“在印度社会中,一个人可以放弃一切,但放弃不了种姓信念”。
这就像印度人对牛的崇拜一样,已经成了他们观念上的东西。在《吠陀》文献中,称牛为“圣兽”,杀牛被认为有罪,怕牛的灵魂报复。这种由于宗教原因形成的观念,几千年来一直延续不断。因此,即使是现在,在首都新德里的一些交通繁忙的街头路口,都能看到一群群牛在悠然自得地行走而无人敢管。外国人认为这是极难理解的,因为,它违反了最起码的现代交通规则。但印度人肯定不是这样想的,“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已成了他们的一种观念。
所以说,强加的制度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推翻或者改变的,但是,已经形成观念的东西是难以通过行政手段加以改变的。因此,要想通过一纸文书或一个命令就能改变印度的种姓制度,完全是一厢情愿的事。
试图废除贱民制度的圣雄甘地,是被狂热的印度教教徒刺杀的
种姓制度在1947年印度独立时就被宣布为非法,从那以后,印度政府为此作出的努力不可谓不大。但是,这些努力对消除种姓制度所起的作用好像非常有限。
更出乎人们意料的是,旧的制度还没有消除,新的问题又产生了。印度政府为了保护低种姓阶层利益而实行了“补偿政策”,比如规定给低种姓的“贱民”保留23%的公职岗位,在升学录取时对贱民的学生给予优惠等等。这看起来是件好事,但很快就遭到其他种姓的反对,认为这是不平等的竞争,是另一种歧视———“逆向歧视”。
上世纪80年代就有过这样的例子:一名学生在升学考试中虽然成绩高于另一名同学,但另一名同学因是贱民出身而被录取了,而他却名落孙山。落榜的同学为此上告,最后酿成一场流血的大骚乱。
这种保护贱民利益的政策应该说对消除种姓制度是有好处的,但因为它损害了其他种姓的利益,反而加深了其他种姓与贱民之间的矛盾。可见印度种姓问题之复杂和解决起来之棘手。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在目前的政治制度下,种姓不仅没有消失,在一些地方的作用反而加强了。比如,由于种姓进入了民主政治下的政党和选举体制,使本来是一种身份和等级集团的种姓,发展成为一种利益集团。各党派利用种姓集团的利益拉帮结派和拉选票,使种姓成了印度目前政治体制的基础。普兰·黛维之所以能走上政治之路,就是因为一些政治集团需要将她召纳入党,利用她在低种姓群众中的影响来壮大自己。
由于种姓进入党派之争和选举政治,这几年里,每次选举前后都有种姓暴力的发生。去年6月,比哈尔邦的种姓大屠杀让人记忆犹新。实际上这次大屠杀是那年3月份的邦议会选举的后遗症,是执政的民族人民党与其他党派之间斗争的恶果。
最后,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在印度历史上,一些伟人曾为废除和取消种姓制度而做出过不懈的努力。从佛陀到甘地都曾作过否定和改变这种制度的尝试,但其结果是大家所知道的。
佛教由于在否定种姓制度这一点上与印度教分道扬镳,最后反而被印度教占了优势,自己倒落个“墙里开花墙外香”的后果。现在,在印度全国信奉印度教的人数占83%,而信仰佛教的人数只占1%。
另外,在印度近代史上,圣雄甘地为废除贱民制度所做的努力可谓至诚至真。他称贱民为“上帝之子”,宁愿自己来生成为贱民。为了实现废除贱民制度的主张,他曾经两次绝食。但他的主张遭到了印度教保守派的激烈反对,最后,他被一个狂热的印度教徒刺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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