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7日(星期日)　于喀布尔

　　塔利班政权副外交部长是个笑容可掬的矮胖男子，他走过来跟我讲：很快我就可以出狱了。我满脸不屑，他接下来还叫我不必担心。我向他吼道：“我才不担心，我在生气！你们讲话像放屁，我来喀布尔途中被出卖，谁也不相信了。”我狂吼着。

　　我们站在院子里，典狱长在一旁瞧着，满脸嫌恶的模样。人道救援工作者跟我讲，典狱长其实是个好人，但我却无法摆脱这个看管我的家伙。太阳就在头顶晒着，热得像可以活活把我烤熟。我身体很不舒服，但我要叫旁观者认为我很坚强，同时还要留意四周，所以我坐回自己毯子上，开始练瑜伽功。

　　外交部的那个男的跟我讲，有间本来装杂物的囚室正在清理出来给我住，让我保有点儿隐私。“你可能会认为我们的监狱太简陋了，但这儿是阿富汗，我们打仗打22年了。我们还知道，你在伊拉克也碰过类似处境呢。”他一边说着，眼中闪过一丝光亮，自认为掌握某些重要情报。天晓得他在说什么，我从没去过伊拉克。

　　我对外界发生什么事，知道得不多，只知道我的报社与驻伊斯兰堡的阿富汗大使正在进行一系列磋商，而据典狱长说，首相布莱尔也留意到我的案子。这让我害怕：我没那么重要啊！

　　有人拿了份巴基斯坦的英文报纸给我，上面说我是特战队成员。我向同监的女人们喊：“喂，我们没问题了。我可是英国特战队的，我在院子里埋了架可充气式直升机，今晚我就把你们弄出去。”我真想把那个记者的脖子拧断，他等于在写我的死刑令嘛。

　　我的新囚室清出来了，但看来好恶心。水泥地板上有个大洞，我走进去时瞧见某只像老鼠的东西躲了进去。我最怕的是会被锁起来，所以偷偷地想把锁弄坏，让它锁不上。现在是中午，我该做瑜伽了。狱卒由远处直盯着我看，像迷住了似的。

　　外交部那个笑容可掬的男人又来了，连声说我的囚室设备不足，还为我曾与人道救援工作者们被关在一起，而向我道歉。他的态度看来好了些。他们叫我收拾好自己的东西，然后把我移往学生军寝室区一间比较舒适的房间。

　　事情发生得太仓促，我连向其他女士道别的时间都没有就被移监了。新囚室就在女监楼顶上，有几扇大窗子，隔着挡窗的铁杆，可以俯瞰喀布尔山及该市。房间里有张病床式的单人床，还有个上了锁的铁柜橱。天色已晚，我打开灯读书，几分钟内我就读得很入迷。但突然间，巨大的白色闪光划破天际，打破四野的沉寂。

　　炸弹爆炸的巨响叫我全身发抖。许多落在远处，但有颗掉得如此之近，爆炸声似乎刺破了我的耳膜。我由这间卧室往外头看，知道美国开始反击恐怖活动了。

　　我知道喀布尔市正被轰炸，但我一点儿也插不上手，所以我转回室内，蹲坐在床上。突然间房门砰然打开，七八个塔利班士兵跑了进来，我晓得事有蹊跷，因为他们总是很有礼貌，通常会先敲门。他们钻到床下，拉出一具火箭弹发射器，然后到铁柜里拿弹药；他们还拿了卡拉什尼科夫步枪。

　　我问他们打算干什么，他们叫着“亚米利卡！亚米利卡！”也就是他们口头上说的美国了。我大笑着说：“你们想拿那些去打B-52轰炸机呀？不如去拿弓箭好了。”这时典狱长进来，跟我讲别害怕。但我真的不害怕，我知道自己安全了。

　　往窗外瞧，可以看到山顶上有防空阵地，高射炮射往喀布尔上空再落下，煞是壮观。市区灯光都熄灭了，不知道是蓄意切断的，还是电力系统被摧毁了。我站在窗台边瞧着，发现主要目标有两处，一处在机场附近，另一处则就在这儿不远。爆炸震得窗子直摇，还可以看到炸弹落地，这情景令人印象深刻。

　　阵阵枪炮向空中射去，一波接着一波，另外还有探照灯打了上去，或许是地面部队想用强烈的光柱来照出飞机踪迹吧。我想，轰炸可能不只喀布尔，应该阿富汗全境都有。身为记者，我觉得心情很乱，就像摄影人员面对着最壮丽的光景，但相机里却没底片一般。若美国总统布什在电视上说，今晨若干时，美军已开始轰炸，我的家人一定很担心。我宁可什么都不要，只要有部电话打回家报平安。

　　我想，美国就是只死了一个人也会展开军事行动，何况，恐怖分子攻击时死了快6000人。但是，45分钟后轰炸停止了，我最害怕的是人群会聚集起来，开始找攻击目标，而最后选定我这个英国记者。我站着，一直在听，但四周没传出激情的呼喊，没有发生汽车爆炸，也没有人在喊口号。

　　塔利班的人回来了，把俄制RPG火箭炮放回我床底下。他们好像泄了气，本想把美军轰点什么下来，然后与其战斗的，但他们束手无策。我上床后，外交部的那个男的又过来看看我是否平安，但我早高兴得忘了一切。

　　10月8日(星期一)　于喀布尔

　　早晨5点30分，我很兴奋，认为终于可以离开此地了。早餐端来，有绿茶及一条长长的格子状面包，吃起来口味与印度或巴基斯坦的类似。为表善意我嚼了几口。8点钟，我踱到外头，质问为什么我还不能出狱，得到的回答是叫我耐心点儿。我大喊：“你们又说谎了！”回到房间，由内把门锁上。我拿了根烟，但只剩一支火柴了。该死！

　　突然传来敲门声，那个笑容可掬的外交部男子请我打开门，因为我的车来了，我不理睬他。最后，我还是因好奇心而打开门，瞧见铁着脸的典狱长、笑容可掬的男子，以及另外一些人。他们硬闯了进来，命令我坐到沙发上。典狱长把一件蛮漂亮的黑色天鹅绒厚外衣拿给我，并且说这是传统阿富汗外袍，假如我想走，就得先穿上它。笑容可掬的外交部男子说：“昨晚轰炸后，我曾过来看看你平安与否，但你睡着了。”

　　我回答说：“哦，那个呀！我还以为是塔利班举办的欢送烟火大会呢！”他盯着我瞧，然后大大地恭维我说：“莱德丽，你有男子气概。来，现在你可以走了。”我第一次对他亲切地微笑起来，并且为我的不当举止道歉。我转向典狱长，为他送的外袍致谢，并盼望他不要因为这几天我的表现很坏而放在心上。这时他上上下下打量我，然后铁石般的脸庞也放松了，亲切地微笑起来。

　　当我被带上等在外头的宽敞警车时，塔利班的士兵们一直瞧着我。有位外交部官员陪同我到边界去。我们朝喀布尔城外驶去，日光下我见到的恍如两个城市。一边挨炸，变成地狱光景，损毁严重，堆叠着这些年战乱空袭后遗留下来伤痕累累的残迹；另一边则是优雅的林荫大道，空荡荡的使馆矗立着。

　　我们沿着喀布尔峡谷行驶，穿过岩石中凿出来的巨大坑道，车在岩砾及遗迹中走了6个小时。我们在一家餐厅停了下来，在那儿我与那位外交官、司机及两名武装警卫进了绝食抗议以来的第一餐。大家都沉默，不发一语。当我们驶入贾拉拉巴德市，人们走到车旁叫道：“英国记者！”那个外交官笑了，说：“你在这些区出名了，大家都认得你。”往托克曼边界哨站行驶途中，我们超过一辆敞篷小货车，两个配枪男子懒懒地坐在车后沿。我的视线与某个男的不期而遇。我的天，真是难以置信，他就是那个让我的冒险行动嘎然而止的人呀！

　　他也不敢置信地瞧着我，一下子就认出我来。卡车超越我们。我突然害怕起来，担心他们要再次夺取我这个“战利品”。幸好，我的司机对他们说，我们往托克曼去，他们笑了起来，而且好像很高兴。他们跟着我们走了几英里路，对过往人车叫着喊着。这里的人真让外人吃惊：虽然几个小时前，美英联军才把他们炸得七荤八素，但他们没有切齿大骂，也没半丝憎恨。

　　我们抵达边界时，天色已黑，巨大的两扇铁门后，外头就是广阔世界，我可重获自由。空气中弥漫着紧张，警察把人们赶开。我静候铁门打开，坐着等着我一生中最长的30分钟，害怕最后一刻又生变故。突然，铁门打开了，车朝前行驶5米。我走出车外，电视取景镁光灯直直射来，刹那间我无法看到任何人和事物，只觉得晕眩。

　　有人喊问：“这些天塔利班待你怎样？”过去10天的记忆与勾心斗角全涌上我脑际，我回答说：“有礼貌，也有敬意。”我装着很坚强，担心我的父母、家人及朋友正在电视前瞧着我。我不想哭出来，添增他们的难受。我无法狂喜地振臂高呼，也无法真的展颜而笑，因为还有人留在后头，关在阿富汗境内，他们比我更该有这些权利。想到这些，我心里黯然难受起来。(本报驻伦敦记者　张晓　本报特约记者　任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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