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我坐在我的工作电脑前，摸出阿富汗北方联盟士兵热尼亚送给我的念珠，它是翠蓝色的，在灯光下熠熠生辉。

　　去阿富汗采访比我经历的任何一场采访都要艰苦，但是，作为记者，我仅仅是去作采访和报道，受多大的苦也只是临时的。而且我们一行还得到了当地人的帮助与祝福。因此在我的记忆中所留下的有关阿富汗的一切，不仅仅只是采访的艰辛，也有许许多多感激与快乐。

　　我知道当采访结束后我就可以回到和平的环境里，回到祖国的怀抱。但阿富汗人，世世代代生活在这块多灾多难土地上的人们，他们该怎么办，他们的出路在哪里？我真的为他们担心。我愿意用热尼亚念珠，真诚地为他们祈求和平。——陈俊峰

　　当我坐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的宾馆里，在这个城市相对平静的环境中，眼望着窗外那些无忧无虑的人们和平稳驶过大街的车辆。不知怎地，我的脑海中总也挥不去在阿富汗北部地区采访的那整整5个日日夜夜，那些我遇到的认识或不认识的人，那些颠簸在坑坑洼洼的泥土路上的司机们以及车辆搅起的阵阵烟尘，那些令我想起来眼眶就会湿润的真实而普通的故事……它们就像一朵朵圣洁的白花，不畏战争的苦难与血腥，自然地开放在每一个亲身到过那里的记者的心灵深处。

　　美国开始轰炸阿富汗后，新华社于10月15日向阿富汗的北部邻国塔吉克斯坦派出了我们这支由3名记者组成的报道小组。当时谁也不清楚，我们是否能够进入阿富汗这片战乱和神秘的土地。

　　为赶赴阿富汗，我们两天三次换乘飞机，马不停蹄地“飞”了六千多公里。塔吉克斯坦时间10月16日下午5点半，伴随着苏制“雅克40”飞机的起落架同跑道的磨擦声，我们一行3人组成的新华社赴塔吉克斯坦采访小组，终于抵达了我们最初预定的目的地——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

　　临行前我们了解到，塔吉克斯坦的通信条件非常差，为确保工作正常进行，我们3人携带了4部便携电脑、两部卫星电话，摄影记者还带了3架数码相机、5个各种镜头。但抵达塔吉克斯坦后我们发现，这里的通信条件比我们想象得还要糟。还有一点是出乎我们意料的，那就是中亚南部同阿富汗边界最长的国家——塔吉克斯坦的局势却并不像国内普遍认为的那样紧张。

　　-全球记者云集杜尚别

　　杜尚别记者云集，但生活并没有因美国轰炸阿富汗而有所变化。记者从16日晚抵达杜尚别，到22日晨离开赴阿富汗，没有发现杜尚别有任何不安定的地方。美国10月7日开始空袭阿富汗后，作为阿富汗北方邻国的塔吉克斯坦也成了世界关注的焦点。进入塔吉克斯坦的记者已经超过1200人。在首都杜尚别的外国记者每天约有三四百名。大批记者的到来，使杜尚别的旅馆几乎家家爆满。我们一行三人是在中国驻塔吉克斯坦大使馆的大力帮助下，才好不容易住进了“杜尚别”宾馆。

　　走在华灯初放的杜尚别主要大街——鲁达基街上，人们的强烈印象是，这里的生活并没有因美国轰炸阿富汗而有所变化。行人三三两两地漫步在林荫道上，商店照常营业。一些小店铺大都要开到晚上十点多钟。店中的商品虽不丰富，但比起前些年的战乱时期要好多了。几乎每天晚上在闹市区的十字路口，身着整齐制服、荷枪实弹的警察都要对过往车辆进行检查。

　　-追踪采访普京

　　10月20日，刚刚同我们建立电话联络、还不曾谋面的塔总统新闻秘书扎法尔.萨伊多夫打来电话说：“陈，明天中午以后一定要给我打电话，有大人物到杜尚别。”我问是什么人？他说：“现在还处于保密状态，谁、具体何时到都是绝密的。”

　　普京来的当天是21日。中午以后，我就开始给萨伊多夫打电话，但他的电话死活就是不通。我们便开始在塔总统府附近转悠。我们后来了解到，普京要到半夜以后才能抵达杜尚别。先到总统府的是俄国防部长伊万诺夫和联邦安全局长巴特鲁舍夫。我们开始以为是普京来了，所以非常紧张，怕错过了进总统府的时机，但经人点拨才知道那肯定不是普京。

　　普京外出是一定要自备座车的。而当时在街上驶过的车全是塔总统车队的车。给我们指出这一点的人，恰恰是正在休假中的塔总统车队的一名司机，他叫沙姆斯。我们去总统府时，打的车正好是他开的。他开始并没有暴露身份，直到我对他说我们担心错过普京同拉赫莫诺夫的会谈时，他才告诉我们真相。我们当即决定，当天从下午开始雇他开车，作为我们报道普京访塔的用车，什么时候普京走了，什么时候就算完。由于他是总统车队的司机，加上他驾驶的伏尔加车挂的是政府公车的牌照，这为我们采访普京的突然来访创造了很多便利条件。通过车队的内线电话，我找到了忙得团团转的总统新闻秘书萨伊多夫。他告诉我：总统和俄国防部长谈完后大家要去机场等普京。当时的计划是，普京半夜到，但具体几点钟到不太清楚，因为这取决于普京离开上海的时间和普京专机从上海到杜尚别的飞行时间。普京到达后，先在塔政府别墅分别会见拉赫莫诺夫和阿富汗领导人拉巴尼，然后进行三方会谈，会谈结束后普京回莫斯科。凌晨在政府别墅还有一个记者招待会。但萨伊多夫本人也不知道，届时都有谁出席，普京是否出席也是个未知数。

　　沙姆斯先带着我们回他的家，他要告诉夫人当晚不回家了。原来，他夫人怀孕了，而且就这几天要生产，当时她正感到肚子疼。普京是凌晨两点多钟飞抵杜尚别机场的。我们的采访进行得非常顺利，虽然又冻又困，但我们什么都赶上了，三方会谈，三方记者招待会。摄影记者拍下了许多难得的照片。等到我们发完稿，已经是22日的上午9点多了。后来我们知道，沙姆斯的夫人生了个女儿。

　　-锲而不舍追赶“大部队”

　　22日上午10时许，我们离开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奔赴阿富汗。因为21日整个夜间加上22日上午我们一直忙于报道杜尚别的三方会谈，所以我们没能按原定计划于上午9时同外交部组织的车队一起出发。为了尽快将报道重点从塔吉克斯坦过渡到阿富汗，我们决定追赶车队。所幸的是汽车驶离杜尚别40多分钟，我们就在一个山口赶上了“大部队”。最后终于来到塔吉克斯坦边防军所设的第一道关卡。在一个建在小山坡上的简易窝棚里，一位负责登记的工作人员趴在地上仔细地登记着我们的姓名和证件号。等六七十名记者逐一登记完毕，两个多小时就过去了，黑夜已经笼罩大地。随后，车队连夜又通过了不远处的塔海关。

　　由于塔边境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道岗是俄罗斯边防军负责守卫的，而俄边防军已关闭了边境，因此所有记者不得不呆在狭窄的车内过夜。终于天亮了，我们的车队一直等到上午10点多才被允许靠近俄军把守的口岸。直到下午两点多我们的车才进入渡河区，终于我们上了渡船。

　　-阿富汗第一夜

　　3分半钟的渡河时间十分短暂。渡船很快便靠岸了。记者提着发稿设备和最基本的生活用品，沉甸甸地一脚踏上了喷赤河南岸的土地——举世关注的阿富汗。

　　由于这里是边境地区，目前受控于北方联盟，所以，踏上阿富汗的土地后，暂时还感受不到战争的浓烈气氛。环顾四周，只见河滩上有许多牛、羊和毛驴在觅食，显得十分宁静。但是，这里严重的干旱却让我们吃惊不已。目光所及，大片大片平坦的土地呈灰黄色，松散的土层有几厘米厚。不仅见不到任何庄稼，就连青草也难以找到。

　　下午，记者一到阿富汗北部的小镇胡加尔巴霍金，就被当地人带到了一个名为“新闻中心”的地方。实际上这里曾是阿富汗北方联盟的一个驻地。被暗杀的北方联盟军事领导人马苏德在这里曾经有一个办公室，因此这里到处可见马苏德的画像。这里的人主要是塔吉克族，讲波斯语，只有个别人讲英语和俄语。记者被安排到一个破旧的军用帐篷中临时居住，因为这里的屋子都住满了先来的各国记者。

　　用新华社电头发稿是我们第一时间要做的事。我们把行李一放下，第一个打开的就是电脑。但是，由于“新闻中心”当天下午没有发电，我们只能利用电脑的电池。很快电池就用完了，而稿子还远远没有写好。我们只有等待，我们担心电源插座不够就早早地用自带的大插线板抢占了一个插座。果然，当傍晚来电时，记者们纷纷出动，一会儿四五个电源插座就全被各国记者瓜分一空。随后的几天，抢占电源是我们每天采访归来的头等大事。

　　由于工作忙，“新闻中心”提供的一顿免费晚餐——抓饭、豆汤和大饼也没吃上。记者回到帐篷内，和衣躺下。帐篷里没有棉被，更无褥子，地上只铺了一层芦席。清晨5点半，被冻醒的记者在寒冷中侧耳倾听，没有听见任何枪炮声。

　　-胡加尔巴霍金的早晨

　　清晨，这是我们抵达阿富汗的第一个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耀在我和两个同伴所住的旧帐篷上时，我们已全无倦意。由于夜间曾零星地落了几阵秋雨，原本干涸而贫瘠的土地一下子变了模样，土壤湿润了，显得黑油油的，地上原本耷拉着脑袋的小草也精神振奋地站直了身体。远处河畔的田野里，牲口在悠闲地吃着草。这是多美的景致！原来战乱中的阿富汗偶尔也会这么美。要是没有战争，这里又将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呢？

　　但是战争使这里变得极度贫穷。这里的一切都是“土”的。路是土的，绝大多数的房子是土坯垒的，连这里的空气也是土的，如果不是昨夜下雨，平时空气中到处弥漫着粉尘和土腥味。

　　走在阿富汗北部胡加尔巴霍金镇的“主街”上，不少当地人睁大眼睛使劲地盯着记者一行。有比较能搭讪的就会主动过来打招呼，他们一般是用右手捂在胸口向我们表示好感的。会一点英语的人则会主动上前询问，记者是从哪里来的，来做什么。当我们说是中国记者时，大多数阿富汗人都表现出十分友好的样子。

　　-走进炮兵阵地

　　采访军队情况是我们此行非常重要的项目之一，而且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在对前线情况进行了仔细评估后，我们决定采访一个北方联盟的炮兵阵地和一个步兵兵营。

　　炮兵阵地的最高指挥官是一名身材魁梧的老军人，年纪大约55岁，但在山坡上快步行走的样子同小伙子没有什么区别，两米高的土坎他飞身一跃就下来了。他就是小有名气的阿卜杜拉贾吾尔将军。他头戴棕色的“马苏德式”圆形帽，身着迷彩服，面色白皙，双眼的眼角布满细密的皱纹，颌下留着半寸长的花白胡须。一看就是一位很有经验的军人。

　　他告诉记者，绝对不要在山顶上站直身体，对岸塔利班的阵地距离这里只有5公里，山顶上的人很容易被发现，而且塔利班的狙击手很可能离这里仅一公里之遥。

　　为了让记者在采访时避免危险，阿卜杜拉贾吾尔还派了一名得力的军官带着记者一行小心翼翼地登上了一个炮位。原来，这里是一辆编号为242的苏制T系列坦克，它被埋在一巨大的土坑里，四周用上百个沙袋捂得严严实实，坦克的炮口直指对岸的塔利班阵地，旁边摆着8发炮弹。陪同的军官介绍说，这里共有7个这样的炮位，100名士兵。所有坦克都是苏军1989年撤退前就留下的，其中两辆是从塔利班手中夺来的。从一号炮位我们看不到别的6个炮位的情形。军官指着旁边的一个山包说，那里有3个炮位。放眼向前望去，下面的河道尽收眼底，由于河道中有水，因此附近长满了树木。狙击手的确很容易埋伏其中，并向高地射击。记者趁老将军不在跟前之际，迅速跳上炮塔钻进坦克内部，炮兵非常合作地演示了装填炮弹的整个过程。等记者拍完照，刚好将军也过来了。他严肃地批评了他的手下人，并强调以后绝不能让记者进入坦克。我们向炮兵伸了伸舌头，以示歉意。正在这时，远处传来两声闷响。经验老到的将军说，这是塔利班在发射迫击炮。陪同的军官领着记者顺着战壕撤到了山背后。但炮兵将军却仍留在高高的山顶上。

　　-热尼亚的“护身符”

　　在距离北方联盟艾克汉努姆炮兵阵地东南方向25公里处有一个步兵营。这里驻扎着一支拥有2200名士兵的部队。兵营坐落在一片开阔地上。其中最好的要数一座三层高的砖结构楼了，但它也同样十分破旧。从这栋楼的外表看，找不到一块完整的窗玻璃。大楼正面和侧面各有一个直径80厘米大洞。据军人们讲，那是塔利班不久前用火箭弹打的，这个兵营离塔利班阵地仅4公里。

　　这支部队的指挥官名叫克费尔奥特劳，是一名步兵将军。他的儿子现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念大学。将军对杜尚别来的人非常友好。他透露，他的部队第二天就要上战场了。为了让记者更了解部队，他允许记者进入了士兵的屋子。

　　士兵的屋子大约有15平米大，住8个人，地上铺着塑料布，墙上挂着轻武器和背包，机枪、肩扛式火箭筒等重一些的武器则放在墙边。这些武器都有些陈旧了，武器上的油漆都脱落了，这些大多数是原苏联留下来的。

　　采访中记者偶然结识了步兵将军身边唯一一名会说俄语的助手，他叫热尼亚，26岁，父母和4个兄弟姐妹都生活在杜尚别。热尼亚说，他已在阿富汗打了7年的仗了，而且受过重伤。他解开迷彩服的纽扣，露出左胸上方两个被子弹击中后留下的疤痕。这两处伤是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得的，差点要了他的命。他说他命大，运气好。在记者一行即将离开兵营前，热尼亚从兜里掏出一串穆斯林祷告用的念珠说，“这送给你，祝你采访成功。”

　　我摸了半天也没找到像样的东西回赠他，灵机一动，就把随身携带的护照用相片送了一张给他。没想到，热尼亚高兴地接受了下来。他拿出一个小本子，郑重其事地把我的照片端端正正地夹在其中，并要求我写一句话。我用俄语写下了我的名字以及“热尼亚，愿你逢凶化吉”这几个字。

　　-遭遇“盯梢”

　　在阿富汗，我们每天都睡在四面透风的旧帐篷里，没有被子和褥子，每天都是席地和衣而卧，地上铺着的仅仅是一层芦席，赤脚踩在上面很容易被扎上刺。阿富汗北部的昼夜温差大，凌晨气温最低的时候寒气逼人，我们经常被冻醒，只好坐起来聊天，因为坐着比躺着暖和一些。在整个阿富汗采访过程中，我们没有洗澡换衣的条件，从出发赴阿富汗至回到杜尚别的一周内，我们三人从里到外没换过衣服。到了在阿富汗的最后几天，我们已不敢脱鞋，因为大家的脚都非常臭，袜子脏得能够立起来。头发全被“尘土美发师”给做了，一根根如刺般硬邦邦地竖着，头发颜色则被“染”成土黄色。我们的驻地仅一个简易厕所，男女共用，而且臭气熏得人直流眼泪。男记者有时还可出门找个别的角落解决方便问题，而女记者就只好遭罪了。

　　“新闻中心”提供三餐，内容是永恒的三样：饼、抓饭和豆糊汤。早饭只有饼和茶，而且过时不候。我们常常因忙稿子误了吃饭。幸好从杜尚别带了十个馕，没赶上吃饭就啃点。

　　在前线的炮兵阵地和步兵营地，我们实地了解士兵的武器装备和部队的备战情况，拍下了连西方记者也为之赞叹的大量独家图片。这引起了北方联盟军事当局的警惕，我的采访本被不明身份的人翻查，戚恒发稿电脑中有关军队备战的图片被强令删除。从25日开始，我和戚恒两人在随后的采访和发稿中遭到不同程度的盯梢和跟踪。在难民营、在阿富汗北方地区的市场，我们都发现了“尾巴”。

　　在阿富汗的最后一天，即27日的早晨，我们几天来一直租用的车辆和向导在没有预先通知我们的情况下突然失踪了。

　　-“奶糖”和“幸福”的

　　　距离有多远？

　　生活在我们祖国城市里的孩子们现在恐怕很少会有谁特别爱吃奶糖了，但在阿富汗北部城镇中的孩子们却不同，一包记者从乌鲁木齐带来的大白兔奶糖一分钟不到便被孩子们抢光。尤其是在难民营里，当你看到光着脚、衣食无着的孩子们吃着奶糖，满脸幸福的样子，你突然明白了，在这些幼小的生命里是注定没有“奶糖”的，这些孩子从一生下来就已经被战争剥夺了一切。

　　从呱呱坠地的那天起，阿富汗的孩子们看见的只有战争、家庭的破碎和亲人的死难。

　　一万人的难民营，在阿富汗北部就有三个，而小一点的也有十几个。难民的孩子太多了，记者的奶糖远远不够一人一块。当孩子们睁着天真无邪的双眼，伸着小脏手，目光中满是希望，希望你再找出一些奶糖给他们时，你会有一种无能为力的心痛。

　　吃到糖的孩子高兴地在难民营的沙土地上雀跃，没吃到的无奈地走开了，但一会儿也就又同别的孩子们嬉戏在了一起。同样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同样是充满渴望的目光，而生活的境遇竟是如此的不同。我不能不告诉大家，在阿富汗还有这么一群孩子，他们在战乱中眼巴巴所期待的只是一块奶糖。

　　记者发现，虽然人道主义援助已经开始进入阿富汗北部地区，但真正分发到难民手中的却少得可怜。记者在杜尚别看到了日本首批人道主义援助，但在阿富汗北部却没看到这批物资的踪影。总体看，国际社会对阿富汗北部的难民援助工作开展得并不顺利。空投的食品也因常常落入城镇和村落中，难民得到的部分很少。

　　记者所到的难民营中只有一家两个帐篷的医疗机构，是法国人建的，药品和医务人员十分缺乏。

　　由于卫生条件十分差，难民营中已经出现传染病。最近在这个难民营又发现了两例疟疾，得病的是两名年轻妇女，一人已被送往附近的医院。好在天气冷了，疟疾的大暴发已不大可能。然而寒冷带来的是更大的问题。难民们的薄衣破被能经受住严寒的考验吗？

　　-特大沙尘暴

　　　席卷难民营

　　26日夜里，我们遇到了7级风刮起来的沙尘暴。从夜间1点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中午，整整一夜，我们不时地起来固定帐篷，有那么几次帐篷四周已被风刮起，我们三个几乎直接躺在露天的风沙中。天亮时，我们互相对视，每个人都狼狈不堪，大家都被土盖了。

　　27日，虽然是周六，但许多记者不管边境开不开都纷纷提着满是尘土的行李，准备在沙尘暴中撤离阿富汗。早晨7点多钟，我们在撤离前，又租车去了一趟难民营，因为职业的敏感告诉我们，这时的难民营可能是最有新闻价值和震撼力的。

　　我们在沙尘暴中撤离阿富汗北部城镇胡加尔巴霍金，前往位于德斯特卡拉的边境口岸。但由于是周六，对岸的俄罗斯边防军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幸亏同行的有七八个俄罗斯记者，其中一个女记者，用卫星电话同俄边防军司令部通了电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开关的俄罗斯边防军。

　　离开阿富汗的时候，我曾深情地回望了一眼喷赤河，河面上微风轻轻吹皱一江秋水，就像一声声叹息，诉说着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近30年的战乱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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