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一个巴基斯坦记者说他采访了本·拉登，据说，拉登看上去有些消沉，情绪不太稳定，英语听说能力有进步。这个记者说他得到授权要为拉登写一本传记。事实上，没有谁能证明他的确见到了拉登并得到了授权。而另一个巴基斯坦政治人物说，拉登已经离开阿富汗进入车臣并准备潜入美国，这说法显然更有想象力，也更加难以证实。有人说，看到拉登露面，身后跟着装甲车;每一天，都有关于拉登的新线索和新说法。

　　本·拉登的结局也许有三种，第一种是切·格瓦拉式的，被捕而后被枪杀，对他的审判和辩护将在未来几十年内喋喋不休，他的追随者和他的敌手都将他视为一个反抗的标志。第二种是希特勒式的，在最后关头绝望地自杀，他的遗物变得价值连城，然后有人杜撰“本·拉登日记”或“本·拉登录像带”，各门类的专家不停地研究关于他的种种细节，像玩拼图游戏一样力求复原他末日的真相。第三种结局是失踪，两年后有人声称在菲律宾丛林中见到他，三年后有人说在印尼看见了他，10年后他在南美洲露面，20年后人们发现他一直呆在非洲，种种传言莫衷一是，拉登于是成了一个永远的传奇。

　　在利马，印有拉登头像的T恤衫和印有格瓦拉头像的T恤衫摆在同样的地摊上销售，售价均为10美元。在柬埔寨，政府下了一道禁令，禁止进口和买卖印有本·拉登头像的T恤衫，说这是支持恐怖主义。然而，这个形象已经固定，将长久不会离去——宽大的头巾和瘦削的下巴以及胡子构成了一个三角形，那双眼睛陷进去，传达着一个复仇者的愤怒，一股恶魔般的毁灭的力量。在迪拜和贝鲁特，一些咖啡馆以拉登命名，他被看作是燃起穆斯林极端主义者希望的一个英雄。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被认为代表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形象几经更迭。

　　1951年10月，埃及政府单方面废除《英埃协定》。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宣布要以圣战来结束英军的占领。1952年7月23日，埃及自由军官组织在纳赛尔上校领导下发动政变推翻法鲁克王朝，这次政变的“革命指挥委员会”中的18人有4人与兄弟会组织过从甚密，其中包括后来继任埃及总统萨达特。自由军官组织夺取政权后实施党禁，禁止一切政党活动，惟独保留兄弟会的合法地位。组织的首脑人物纳吉布将军在政变成功后不久就前往哈桑·班纳的墓地祭奠。在伊斯兰世界，哈桑·班纳是一个不朽的名字，他创建的穆斯林兄弟会被视为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开端。

　　1953年秋天，纳赛尔总统根据他的“革命哲学”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土地改革和社会改革，埃及政权与兄弟会的分歧日益激化。兄弟会反对纳赛尔政策是出自传统的宗教价值观念，按照兄弟会的主张，人类只有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伊斯兰制度和非伊斯兰制度，非伊斯兰制度为“蒙昧主义”——即“贾希利叶”(Jahiliyyah)，纳赛尔的世俗化道路也是一种现代的蒙昧，必须予以铲除，以建立充满光明和正义的伊斯兰制度。

　　土改法案颁布不久，穆斯林兄弟会就恢复了它的秘密组织系统和暗杀恐怖活动。1954年10月23日，兄弟会一个地下组织成员企图在亚历山大举行的一次公众大会上暗杀纳赛尔，事情败露后，凶手和5名同谋被处死，4000多名兄弟会成员被捕入狱，数千名成员逃亡到约旦、叙利亚、沙特阿拉伯等国避难。两年之后，经过苏伊士运河危机，纳赛尔已然成为阿拉伯世界的一代英雄，兄弟会则成为“反动势力”，影响力下降。1964年，纳赛尔政府以大赦名义释放了在押的兄弟会成员，但第二年夏天，这个和解的道路就被堵死了——埃及政府安全部门破获3起暗杀活动，3名兄弟会高层领导被处死，100多人被判刑，审讯记录表明，参与暗杀活动的成员大多是出身于中产阶层的年轻人，他们中有工程师、医生、大学教师和青年学生，受过良好的教育。这似乎表明，兄弟会内部好斗的青年一代对年长领导人的软弱无力感到失望，他们要用新的暴力方式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埃及和阿拉伯国家被以色列击败，阿拉伯民族主义者遭到了打击。埃及官方媒体上出现这样的反省——“以色列人因为忠于自己的宗教而获胜，我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我们的信仰还不够强烈”。

　　1970年纳赛尔逝世，萨达特上台，他依然面临如何平衡日益升温的宗教情绪和世俗道路的难题。1971年萨达特发动斋月战争进入西奈半岛，他的国际地位和在国内的声望都上升。然而在1979年签署《埃及—以色列和平条约》之后，他在国内的支持率下降到最低点。1981年9月，萨达特下令逮捕2000名持不同政见者，这年10月6日，他被兄弟会分化出的恐怖组织暗杀。萨达特的命运说明了伊斯兰社会中一些难以调和的矛盾。

　　纳赛尔想消除阶级对立，想从社会进化的角度让一切宗教(不限于伊斯兰教)发挥积极作用，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环境。但一位埃及学者这样说:“当世俗的政府官员竭力通过伊斯兰教为社会主义辩护时，艾资哈尔大学的宗教贤哲们却在通过社会主义来证明伊斯兰教。”

　　纳赛尔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矫正西方的弊端。这些人中有土耳其的凯末尔·阿塔图克，他在奥斯曼帝国于一战后瓦解之时勇敢地把土耳其引入西方式的世俗主义之中。纳赛尔发起了一场浩大的阿拉伯民族运动，组织“阿联”输出革命，旨在消除西方殖民主义在阿拉伯世界的遗痕。

　　在凯末尔·阿塔图克和纳赛尔之后，还有霍梅尼。这三个人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是三个曾经繁盛但后来又陷入政治和社会混乱的泱泱大国的统治者。凯未尔和纳赛尔都致力于建立强大的世俗主义国家，以抵制西方、复兴祖国。霍梅尼采取了与他们不同的方法，他顽强领导了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他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复仇者，向西方一个多世纪以来对中东穆斯林世界所造成的屈辱复仇。霍梅尼的战略是排斥西方道路，使伊朗更贴近自己的伊斯兰根基。霍梅尼追求的不仅是推翻巴列维国王所领导的西方式国家，还有这种西方式道路后面的世俗世界观。他懂得如何利用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在那个时代风行一时。

　　霍梅尼对鼓动平民的情绪十分有办法，他嘲弄巴列维国王与以色列的紧密关系，他警告说以色列正在攫取伊朗。他公开指责给妇女选举权的法案，认为那与伊斯兰的教义不合。他把容许驻扎在伊朗的美国军人在美国军事法庭受审的提议称为“一份奴役伊朗的文件”。1964年，霍梅尼被国王驱逐到土耳其，后又容许他到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贾夫居住。国王认为霍梅尼将被忘却，他错了。在纳贾夫，霍梅尼接纳了来自各地的伊朗人，并由他们把录有他讲演内容的录音带运回伊朗在集市上传播。在流放期间，霍梅尼成为著名的反对派领袖人物。在纳贾夫，霍梅尼形成了自己的革命理论，号召建立一个教法学家的政府，这在伊斯兰历史上还没有先例。

　　1977年美国总统卡特上台，他以人权批评巴列维国王，使伊朗自由化的进程加快。巴列维国王释放了357名政治犯，但政局由此开始激烈动荡。

　　1978年晚些时候，伊朗发生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要求国王退位。这引起了政府的弹压。学生、商人、工人和军队成功推翻了现政权。1979年1月，国王逃往西方，两周之后，霍梅尼胜利回国。同年11月，在不断升温的反美情绪鼓动下，霍梅尼的追随者占领了美国大使馆，绑架了52名人质。

　　此后，霍梅尼发起了向周边穆斯林国家传播革命的运动。1980年爆发并持续8年的两伊战争使伊朗人怀疑真主是否不再保佑革命，霍梅尼把这一失败称为“比喝了毒药还致人死命”。霍梅尼反对把他的学说和其他穆斯林异议者主张的原教旨主义相提并论，他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原教旨主义者，他说的是，伊斯兰并不是只为了14世纪以前的阿拉伯半岛准备的，它适合于所有时代。

　　霍梅尼的遗产还有哪些？美国《时代》杂志在回顾20世纪的时候说:“自霍梅尼去世后，伊斯兰国家和原教旨主义的吸引力已经式微。思想家仍在辩论，斗士们也依然在杀戮，但没有哪个国家想学伊朗的样子。或许革命只会在堂皇威严的领袖的领导下发生，在那以后，再没有霍梅尼那样的人物了。”

　　是的，没有霍梅尼那样的人物了，本·拉登以一种暴烈的姿态登场，他的末日也许即将来临，但他的影响却可能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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