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告过瑞士,赢了;他告过德国,赢了;他告过奥地利,也赢了;他正在告日本,他还想赢
白瑞·菲舍尔,美国大律师,美国著名的国际人权律师。中国人刚开始知道他的名字,是因为他与二战受害者向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索赔的案子有密切关系。到目前为止,与他有关的官司中,有两项非常骄人的成绩。1996年协助犹太人等状告瑞士银行,索赔10.2亿美 元,结果赢了官司;1998年协助犹太人等状告德国政府和奥地利政府,索赔50亿美元,结果也赢了官司。目前,他正忙活着帮助美国人、韩国人、朝鲜人、中国人等在美国打官司,状告日本政府或日本企业。不幸的是,去年底,他参与的一个韩裔美国人向日本一家水泥公司索赔的案子一审和二审均被驳回。
除夕前夜,记者专程从北京飞赴上海采访他时,他刚刚从瑞士处理有关案子的善后工作来到中国。就在记者赶赴上海前获悉,由于韩国人拒绝领取日本设立的所谓“女性亚洲和平国民基金”(即亚洲女性基金,由前日本首相村山富市担任理事长),而使该基金草草收场。
该基金是日本政府在1995年村山富市政权领导下,以民间募捐为资金基础而开始实施的,希望以此取代韩国等亚洲的“慰安妇”等继续向日本提出索赔要求,即以基金代替政府赔偿。然而,由于韩国人并不“领情”,该基金会不得不在韩国公开宣布工作失败,发放工作将于今年5月结束。其实,自该基金设立之初,韩国政府和社会舆论都批判“它是日本政府回避国家赔偿的产物”,因此,这项基金在韩国的发放工作事实上已经处于停滞状态。当然,来自中日美3国的专家、学者和受害者家属等当时都还不知道这个消息,现在知道的人也并不多。
菲舍尔穿着厚厚的大衣,但上海某个就餐地点的低温还是冻得他直哆嗦。那一天,没有吃早餐的他面对一盒快餐也真正是狼吞虎咽,那一顿没有任何饮料的午餐大约也就值5元人民币(约合0.6美元)。这对于居住在美国洛杉矶的菲舍尔来说,我相信,那应该是他所享用的最便宜的午餐之一。当然,这一顿是“免费的午餐”。
两年前在北京,记者就曾试图采访他,无奈菲舍尔行程太匆忙,且活动较为敏感,结果未能如愿。这一次,他计划特意在中国多呆几天,了解中国人在美国诉日本案的有关信息。况且,在他手头上已经积累了类似的很多案子,他曾为这些案子去过日本、朝鲜、韩国和中国。他是来中国参加一个大型国际索赔研讨会的,并在会上有重要发言。记者对他的采访也一直时断时续,还因多种原因而换了好几个采访地点,最后的采访是在他零乱的旅馆房间里。
菲舍尔在起诉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案件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很多中国人并不是很清楚。有意思的是,西方媒体在介绍菲舍尔时,总是把他与亚洲的案子联系在一起,并同时交代他曾参与欧洲的索赔案。记者浏览过的报道菲舍尔的媒体包括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洛杉机时报》、《纽约时报》、《全美法律周刊》,以及《日本时报》、《韩国时报》等英文报纸。当然,也包括中国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在中文媒体里,他的名字还比较少见。
春节过后,菲舍尔在接受记者补充采访时说:“很多很多大屠杀的案子是在美国的很多很多城市立案的。主要的案件有3大部分:第一,起诉德国公司的案子,包括起诉德国银行、保险公司以及其他类型的公司;第二,起诉奥地利公司的案子,也包括银行及其他公司;第三,起诉瑞士银行的案子。”这些银行和保险公司是因为拒绝向大屠杀死难者家属支付保险金等行为而被受害者告上法庭的。这一次菲舍尔在上海还公开说:“起诉日本企业的范围非常广泛,要扩大的企业名单应该有很长很长。”
菲舍尔说:“在这些案子中,我是一名律师,职责就是代表所有的受害者。这些受害者主要是犹太人。不过,当时,德国和奥地利也迫害了非犹太人,这包括吉普赛人、罗马尼亚人以及其他宗教信仰的人们,特别是‘耶和华见证人’教派的人、共产党人、斯拉夫人等。尤其是在波兰,犹太人和非犹太人都遭到迫害。”他说完这番话,记者方才明白,菲舍尔为何还经常去东欧国家旅行,并刚刚从瑞士回来。
菲舍尔还说:“尽管我是受害者律师团里一名正式成员,但由于律师团绝大多数律师都把精力集中在犹太人索赔的案子上,于是,我决定把注意力放在非犹太人的案子上。我是这一系列大案中惟一的一个集中注意力帮助非犹太人打官司的律师。”由此一来,菲舍尔接着帮助日本人、韩国人、朝鲜人和中国人打官司也就顺理成章了。更何况,菲舍尔说,犹太人的案子和非犹太人的案子有很多共同点,起诉德国、奥地利和瑞士企业的案子与起诉日本企业的案子也有很多共同点。菲舍尔还特别提到,当年,美国人决定向欧洲公司索赔时,美国政府做了非常大的工作。
然而,记者经过对韩裔美国人起诉日本水泥公司的案件研究发现,美国法庭两次驳回该案的理由是,美国法庭无权过问涉及美国政府与日本关系的案子。事实上,到目前为止,美国政府对于韩、朝、中等国的受害者在美国起诉日本企业还没有给予支持。其实,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起案件也是一起政治审判案件。不过,记者还获悉,这些受害者正在联合起来向有关部门施加政治压力,特别是通过美国的立法部门向美国行政部门施加的压力与日俱增。“当谈判解决索赔问题开始时,我是谈判团的一名正式成员。当我们与德国和奥地利达成协议时,其他国家的案子就成为主要谈判内容。当时,与德国、奥地利达成协议的签字仪式分别是在德国柏林和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我是签字人之一。根据不同的案件,我是与很多国家政府代表签署大屠杀索赔和解协议的。这些国家包括俄罗斯、乌克兰、匈牙利、以色列、白俄罗斯、波兰、美国、德国、奥地利。”菲舍尔补充说,“我也参与了起诉瑞士银行的谈判,并由纽约联邦法官正式选为法律顾问。”(陈铁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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