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3月25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欧洲记者报道：今年35岁的尼科拉·索科洛维奇3年前从战火纷飞的前南斯拉夫地区跑到英国投奔亲友，并获得英国内政部颁发的居留和工作许可。他在伦敦一家小建筑公司干体力活，妻子当清洁工，一家三口在贫民区租了一套一室一厅的破旧公寓。虽然工作又脏又累，但全家人生活在一起，倒也苦中有乐。

　　尼科拉是西欧发达国家外籍劳工群体的一个缩影。上个世纪，欧洲经历了几次劳动力迁徙潮：当欧洲二战后百废待兴时，当苏联东欧发生剧变时，无数饱受战乱和贫困的劳动者背井离乡，到发达国家去寻找乐土。到90年代中期，外来人口已占西欧总人口的30%左右，其中以劳工居多，成为西欧各国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这些外籍劳工集中在欧洲各大城市，为当地的发展和繁荣付出无数艰辛和汗水，但由于种族、肤色、宗教信仰或文化背景的原因，他们常常游离于当地主流社会之外。欧洲各国从本国利益出发，在利用外籍劳工发展经济的同时，也注重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并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制度。

　　用法律形式保护外籍劳工权益是西欧国家的普遍作法。法国强调外籍劳工就业的合法性，即用护照、签证、居留证和工作许可证等“一照三证”进行约束。有了合法就业的工作许可证，国籍不再成为就业障碍，外籍劳工可以参照《劳工法》捍卫自身权益。同样，英国和德国也分别出台了《劳工法》、《企业法》和《反歧视法》等，规定外籍劳工享有同等的国民待遇。在西欧，雇主付酬不能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不得拖欠工资，也不能随意裁员。因为一旦员工诉诸法律，受到惩罚的将是雇主。有法可依，员工与业主对簿公堂的事便屡见不鲜。事实上，外籍劳工与本国人同样为国家经济建设出力，同样交纳税费，因此，享受同等的医疗、工伤、家庭补贴、退休金和失业保险等社会福利自在情理之中。

　　监督机制对保证法规的实施也十分重要。在西欧各国，各行业工会和一些以保护劳工权益为宗旨的群众组织十分活跃，它们反映劳工疾苦，争取劳工利益，客观上起到了监督雇主依法使用外籍劳工的作用。在这方面，德国的做法可圈可点：企业内部设有职工委员会，具体负责保护外籍员工合法权益，它有义务在企业内营造外籍员工与本国员工同工同酬的平等氛围，抵制企业内部的排外言论和行为。如果雇主歧视外籍员工，职工委员会就会出面与其交涉。在欧洲，雇主常常发出“老板难当”的感叹，因为他们不能随心所欲地雇佣和解雇员工，必须依法行事。

　　安置与就业是外籍劳工获得权益的根本所在，无处立足，没有工作，权益也就无从谈起。芬兰是个北欧小国，外籍劳工的数量虽不能同德、法、英等大国相比，但在宪法、劳动合同法和男女平法等法规中都明文禁止各种歧视行为，保障人们在谋职时不会因国籍、肤色而受到不公待遇。政府还专门制定了外国移民安置法以保障外籍劳工平等就业。语言是外籍劳工就业的一大障碍。为解决这一问题，芬兰有关部门专门对外籍劳工进行培训，帮助他们学习和掌握当地语言。赫尔辛基邮政中心专门为外籍劳工进行芬兰语的教学，并将有关制度条例译成多种文字，还根据不同劳工的宗教信仰和本人需要安排午餐和假期，做到对外籍劳工和本地劳工一视同仁。

　　发达国家根据自身劳务市场的需求决定吸纳外籍劳工，并非一味接收或拒绝。外籍劳工在战后帮助意大利甩掉“欧洲穷亲戚”帽子、实现经济腾飞的过程中功不可没，但随着意大利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国内失业人数增加，外籍劳工受到的限制也越来越多。不独意大利如此，限制外籍劳工近年来已成为西欧各国的共同政策，受限制的主要是那些文化低、技能差的就业者，但信息、金融等高科技和专业人才依旧受到青睐。

　　应该指出的是，欧洲并不是外籍劳工的天堂。象尼科拉这样的外籍劳工，虽然受到法律保护，享有社会保障，但也只能享受“准国民”待遇，即便获得了当地国籍，也仍是外乡人，完全平等是不可能的。他们往往难于融入当地社会，从事的工作也多是临时性的和处于社会低层的。当企业出现经济困难而被迫裁员时，外籍劳工往往首当其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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