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EBERSWALDE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当地一些德国父母让他们的孩子跟一个叫阿比的黑人学英语。据说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让孩子长大后不再用种族主义的目光看人，为此他们情愿付出每年400马克的学费。阿比和孩子们相处得很好

一个光头党公然向路过的黑人挑衅。记者在拍了这张照片后遭到殴打。接到报警后赶来的警员不但不处理肇事者，反将记者拘留。直到记者出示了英籍护照，事情才有了转机。

　　作为一个在国外为媒体工作的华裔，我曾阅读了大量有关种族主义的报道。起初我心有存疑，觉得那可能是媒体的有意炒作，是对新纳粹的过敏反映。于是，我决定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验证有关传闻。

　　不受欢迎的人

　　我乘去RATHENOW的火车。火车意外的干净舒适且又准点。都说德国东部要比西部差，可眼前的火车站之现代令人惊讶不已，地板一尘不染，铁轨没有锈迹，每个地方都打扫得干干净净，看上去很清爽。

　　我要找的人叫克里施多芬，来自非洲某国，长期生活在当地的难民救助所内，31岁，国际法硕士，能讲法语、英语、德语等多国语言，在其祖国是一个活跃的民主分子，多次遭受逮捕，1997年在当地竞选时，遭武力恐吓，藏到货柜船上偷渡到德国政治避难。

　　克里施多芬和他的朋友到车站接我，见我还没吃饭，决定去附近一家咖啡馆吃点东西。可当我们正准备进去时，高大的店主挥动着手示意我们离开。

　　“滚！”他用德语嚷道。我们问为什么。

　　“外国人免进！”他口气强硬地回答我们。我们只好回难民救助所吃饭。这是我来此后的第一餐饭。

　　救助所是一座外表丑陋的混凝土建筑，一条铁道把它和城市住区分隔开。平心而论，屋内的条件还行，有热水、厨房和洗手间。克里施多芬在他的寝室里给我安排了一个床位。

　　“我一直都守在救助所里，因为我们进城的话，要面对右翼种族主义分子的袭击，是不受欢迎的人。”

　　一进入黄昏，难民们就躲在营内不敢外出，以免遭受种族主义分子的袭击。他们不停地告诉我在城里有关种族袭击的可怕经历。来自巴基斯坦的穆罕默德遭受过三次袭击，有一回被20多个种族分子当众殴打；来自多哥的阿里瓦在救助所门前几次遇袭，再也不敢迈出救助所的门口一步；一个乍得难民躺在床上，在最近一次遇袭中失去了他的牙齿。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第二天，我和克里施多芬决定乘火车外出，为下周举行的反种族主义示威做点联络工作。

　　进了火车站的候车大厅，我和克里施多芬在一条长椅上坐下。旁边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德国女人用眼睛打量了我们一下，迅速领着孩子跑到另一边的椅子上去了。我问克里施多芬有没有注意这个细节，他不以为然地说，这不值一提，你得习惯这种事。

　　我们到了一个距RATHENOW只有一小时车程的小镇，此时风和日丽。穿过冷冷清清的街道，我们直奔镇上的难民营。一个打扮奇特的非洲人得知克里施多芬来访，招呼我们进了他的房间。

　　他给我们讲了两个月前他的经历。在去车站的路上，他遭到殴打。当时他正在路边的电话亭打电话，有5个种族主义者包围了他。他们把他叫作猿，并把他踢倒在地，用啤酒瓶没头没脑地砸，直到他血流如注躺在地上失去知觉为止。

　　听了黑人遇袭的遭遇后，在回程中，我们的心情很忧郁。阳光灿烂的街头似乎处处布满了危机。

　　当我们走进小站候车室时，一个当地妇女正和一个50多岁的吧女交谈，见到我这副中国面孔，就用嘲讽的目光打量我，然后不怀好意地和那个吧女放声大笑。

　　克里施多芬说他常常受到这些嘲笑，让他觉得自己像个小丑。才呆了一天，我也有同感。带孩子的母亲、酒吧女和咖啡馆老板的举止，唤起了我年轻时在英格兰读书时的回忆。由于我是中国人，在学校住宿时就受到过威胁和排挤。在我住校的第一天晚上，12个同宿舍的学生趁我睡着之机，把一盆冰凉的水浇到我头上，还抢走我的枕头，把我的东西扔出窗外。

　　早晨，克里施多芬和他的6个非洲兄弟冒险进城。为安全起见，他们要结伙而行。当我们走过一个住宅楼时，一群由老师领着的幼儿园的孩子站在马路对面，冲着我们又吵又嚷，起劲地叫：“猴子，猴子。”

　　是谁给他们幼小心灵灌输了这种东西呢？

　　据说当地人和整个德国东部的人一样，因为被失业和低收入所困扰，才有强烈的种族主义情绪。然而，这里的生活没有想象的那么差，没有乞丐，教育普及，商店也还繁荣。

　　冲突

　　晚上，克里施多芬与来自多哥的库克、来自斯里兰卡的沙夫里和我决定到附近的迪士高舞厅看看。舞厅外面有一群种族主义分子在闲逛。

　　我和沙夫里买了票进去，克里施多芬和另一人则在门外望风，以防不测。在里头我十分紧张。所有人都用异样的目光盯着我们。一个高个子从我们身边走过，骂了一句：“可恶的黑鬼！”

　　呆不下去了，我们顾不上喝饮料，掉头就走。

　　我们决定回救助所。行至车站不远处，一个刚从酒吧里出来的光头党挥动着胳膊，挑衅地朝我们走来。他捡起一块砖头，停在距我们约一百码的路边。

　　当我举起相机拍摄他时，他冲上来照着我的脸部猛击一拳。库克连忙打电话报警。克里施多芬和沙夫里则过来拉架。

　　警察局就在路边，警员很快赶到。两个约摸30岁左右的女警员拉开了我们。克里施多芬立即向她们指证说那个光头党手里还拿着砖头。一个警员便过去和他交谈，另一个则和克里施多芬说话。问了几分钟的话后，两个警员向我走来，要求我交出相机，我拒绝了。

　　她们转过来翻我的东西。见到那个光头党站在她们背后继续表示对我们的侮辱，我便举起相机拍照。警察打断了我，然后用手铐将我反铐起来，把我拖到路边停放的警车。

　　我听到那个光头党洋洋得意地嚷嚷道：“这是在德国！”

　　几个非洲朋友步行跟着警车到了警察局。在车里，我试图打电话求助律师，被阻止了。一个女警员还没收了我的相机。在警局里，警员的问话全是：“你们在干什么？”“你们为什么要在夜间外出？”“你为什么要拍照？”却只字不提我是否受了伤，是否需要治疗。

　　可当我亮出工作证和英籍护照时，一切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咖啡送上来了，我的手机和相机完好无缺地归还了。警员再三向我保证，他们并不是拘留我，只是为了我的安全才护送我到警局来的。他们还不厌其烦地问我是否要把我的遭遇写出去，是否把我遇袭以及后来的处理写出来。呆了三个小时后，我从警局走了出来。

　　回到救助所里，非洲朋友打开啤酒畅饮。他们很高兴我不仅见证了他们遭受的歧视，而且还有了同样的经历。面对着种族袭击，看来有色人种都不能幸免。

　　次日，警车来到救助所，召集我们去警局问话。我们到了那儿，警察把昨晚那个光头党带了上来，他戴着手铐，还是那副模样。

　　在谈话中，我坚持要警员就把我押到警局一事做出圆满答复，警员则反复阻止我说这事。我不作让步。

　　仇恨的喧嚣

　　这个案子终于在一周后开庭。

　　一想到在法庭上又要和那个光头党和他的家庭碰面，我就感到别扭。我穿上一件黑色的大号滑雪衫，戴上一顶垒球帽，尽量遮住自己的面孔。

　　在陈述证词时，警方头目说两个女警员出于对我的安全考虑，自愿护送我到警局。克里施多芬站起来指证他说谎：“我亲眼看到金先生是被铐着手推上警车的。”

　　当我向法官陈述种族主义分子如何辱骂我并要我滚出德国时，听众席上一个人朝我高声叫道：“你们没理由生活在这个国家！”听众随之附和，法官只好叫肃静。

　　判决结果是这个向我挑衅的光头党被判5个月拘禁。他是一个21岁的建筑工人。

　　让我怀疑的是，警员究竟出于什么目的拘禁我。她们也许怕得罪当地人，或许觉得拘禁一个救助所来的亚裔难民比拘禁一个当地的种族主义分子少惹些麻烦。可如果是这样的话，岂不反映出这个法治社会存在着基本的缺陷吗？

　　在RATHENOW，我曾参加过一场反种族主义示威，是由当地政府组织的，地点定在市区附近的一个树林里。由于远离救助所和市中心，只有很少难民和居民参加。

　　当有人提出示威路线应改为市区时，马上遭到了一个组织者的反对。她的另一个同事也附和说，如果示威在城里举行，那他就拒绝参加。

　　我离开了。作为一个记者我理应留在那儿，但作为一个外国人我拒绝这场闹剧。在游行进行时，我和两个非洲人和一个巴基斯坦人离开了。在我们返城的路上，一个骑车的年轻人在和我们擦身而过时喊了一句：“黑鬼！”

　　回柏林的火车上，我开始思考我搜集到的种族主义证据是否有分量。

　　虽然新纳粹的攻击和种族犯罪经常在媒体曝光，作为一个外国游客，我体验到了许多无形和有形的种族行为。它可能只是稍纵即逝的目光中流露出的仇视，可能只是一种说话的腔调，其短暂甚至来不及验证或用相机记录，但足以对人精神上造成伤害。对外籍人而言，夜间单独去酒吧，步行乘车，都有受到种族伤害的可能。大多数外籍人情愿呆在家中，被恐惧的锁链捆绑。这个城市的种族主义像一堵无形的墙，阻隔了外籍人的融入。(JUSTIN金/摄影报道 本报香港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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