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岁的穆罕莫德·达拉迈赫是美联社的特约记者，家住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最大城市纳布卢斯。在以军对约旦河西岸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行动后，达拉迈赫在战区撰写了大量报道。16日凌晨，达拉迈赫在睡梦中被吵醒，以军闯进了他家，将他连同左邻右舍的30多名巴勒斯坦人逮捕，送往以军的一个军事基地的拘留中心。于是，他开始了20个小时的“囚犯”经历。作为记者，他在获释后用笔记录了这段经历，也许这就是被以军逮捕的4000多名巴勒斯坦人的共同经历吧。

　　凌晨3点被捕

　　凌晨3点左右，我被以军装甲运兵车的轰鸣声惊醒，以军通过高音喇叭命令我们立即出来接受检查。我和我们这栋五层楼里的邻居、大约35人懵懵懂懂地就出去了，大家都穿着睡衣和拖鞋。以军后来允许我回去换衣服，于是我回家换上夹克衫，没有带任何值钱的东西就又出去了。我对以军说，我是记者，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他们根本不理会。

　　起初以军士兵还比较礼貌，但当他们用绳索捆绑我们的双手、用布条蒙住我们的眼睛时，他们逐渐变得粗鲁起来，蛮横地将我们推搡上了装甲车。我们被带到一座居民楼里，那里还有其他一些被捕的巴勒斯坦人，大家都坐在地上。我身边是一个58岁的经济学教授，他坚持要求以军给他松绑，并高声说：“我是教授，不是个孩子，你们不能侮辱我。”一名以军士兵很不高兴地回答说：“你是哈马斯的教授。”后来，以军终于给这个教授松绑了，要他负责给我们送水，带我们上厕所。

　　我们坐了3个小时，大家开始抱怨。一名以军士兵对我们说：“我也不愿这样，但你们知道，这是冲突，我也希望冲突结束后能有和平。”后来，我们被转移到大约10公里外的一个以军军事基地，安置到一个帐篷里，坐在裸露的地面上。我们在那儿开始吃饭，尽管饥肠辘辘，但我还是不敢多吃。由于双手被捆上，我们上厕所成了件很麻烦的事情。在这儿，我们又坐了8个小时。没有人理会我们，我已经疲惫不堪，手腕被绳索摩擦得灼热发疼，使我无法打盹。我要求一名以军士兵帮我调整一下绳索，但他托辞说没有刀，无法帮我。此时已是晚上10时30分，我突然听到以军叫我的名字，我顿时来了精神，因为终于有机会对他们解释清楚了，我也知道我可以走了，但我不知道的是，回家的路上更加险恶。　逃亡在回家的路上

　　　在确定我的身份后，以军将我带到了军事基地的门口，塞给了我一封信，然后说我可以走了。此时外面一片漆黑，而我现在离家还有10公里的路程，纳布卢斯还处在以军的宵禁中。我意识到回家并不容易！

　　我对以军士兵说，我想先暂时呆在此处，等明天天亮后再走。但以军不答应，我只好硬着头皮往家里走去。刚走了200米左右，我遇到一处以军检查站，4名以军士兵马上举枪对准了我，另一名士兵走过来，检查我的身份证和那封信件。我接着往前走了大概300米，突然听见枪声四起，我马上掉头跑回检查站，我对一名以军士兵说，前面在打枪，我很担心被击中，问能否暂留在此处。以军要我站在离检查站200米的地方，说他需要请示上级。我只好站在黑夜里，等了足足3个小时。这期间，大约有12辆以军坦克从我身边经过，我对他们举起我的身份证件，他们端起枪向我瞄准，并问我站在这儿干吗。

　　后来，检查站里的以军士兵终于叫我过去，但结果是命令我马上离开，我非常恼火，对他们说：“我这么走是会被打死的。”一个以军士兵回答说：“如果你呆在这儿，我就打你。”看着他一脸的严肃，我只好接着向前走了。走了快1公里的路，我敲开了一家巴勒斯坦人的房门，一个老年人开门叫我进去，他给我沏了杯咖啡，我坐在他家地毯上好好地歇了歇。直到早上7点钟，我辞别了这位老人，接着往纳布卢斯走去。在进入市区的一条街道上，我被驻守在那里的以军拦住，他们命令我脱去夹克、衬衣、裤子，以确定我没有携带武器。他们又检查我的身份证和那封信件，并讯问我为什么周二就被释放，到现在还没有回家。我开始对他们讲述我的经历，但以军打断了我的话说：“你们巴勒斯坦人都说自己是清白的，但你们憎恨我们，希望把我们赶到大海里去。”

　　我解释说，这不对，我有很多以色列朋友，我经常同以色列的记者一起工作。以军士兵后来给了我一个木棍，挑着一面白旗，叫我举着这个往前走。进入市内后，我在街上碰到了几个记者朋友，他们开车将我带回了家。

　　一进家门，我的3个儿子就跑上来紧紧地抱着我，妻子说，美联社的人给她打电话，说我周二晚就被释放了，但后来一直没有我的消息，担心我出事了。这时，左邻右舍的人也纷纷到我家，打听他们各自家庭

　　成员的情况，问我他们什么时候回来，但我却无言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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