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手记：尽管训练有素，尽管装备精良，但以色列士兵在前线的日子却不好过。作为占领者，他们日夜处在仇恨的包围中，稍不留神，就有可能流血丧命。

　　狙击手不想射中人

　　科尔曼放在扳机上的手指同大脑一起绷紧了：透过三楼窗帘的缝隙，这位以军狙击手的步枪瞄准器里出现了一家巴勒斯坦老小，在距离不到300米外的对面屋顶上。

　　这家人看上去没有什么威胁：男人40岁上下，两个年轻妇女，还有一个围着白头巾的老妇人。但问题是，以色列军方已经对这个名叫阿提尔的约旦河西岸小镇实行了全面宵禁，不许任何人外出，当然也包括到屋顶。而特别令科尔曼不安的是，这家的房子建在高坡上，任何一个枪手藏在屋顶都可以居高临下，占绝对上风。

　　科尔曼退后一步，将子弹压入枪膛，摆好姿势，深吸一口气。

　　第一枪打在屋檐下。那家人一脸迷惑地四下张望。他们明白子弹来自何处，镇上的人都知道以色列军队占领了镇边上那座三层楼房，但是，他们似乎不知道这子弹是冲他们来的。

　　“啪”，又是一枪打在房子上，跟着又是两枪，一枪比一枪离人近。

　　“现在，他们肯定知道子弹是冲他们去的了，但是，他们就是不在乎，”科尔曼嘟囔道，“他们知道我不会真的打他们。这已经成了一场游戏。”

　　还真的像在玩游戏。游戏的另一方———那个男人走到屋檐边，挑战似地朝枪手的方向看过来。透过望远镜，科尔曼可以看到他平静地嗑着瓜籽，把瓜籽皮吐到边上。就这个距离，科尔曼完全有把握射穿对方的眉心。

　　但是，他每一枪都恰到好处地接近目标。战争似乎进入了一种超现实状态，这位29岁的神枪手使尽浑身解数去偏离而不是击中目标。

　　科尔曼的第五枪打在屋顶的水箱上，离那家人不到3米。还是没有反应。他再开一枪，击中了屋顶的卫星天线大锅。直到这时，一家人才不情愿地开始挪动，一个个地走了下去，老太太是最后一个。

　　“看见没有，就这个德行。我开第一枪或者第二枪的时候，下去多好。非不！非要叫劲。非要等我打破他的水箱和大锅。”

　　这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选择

　　在这个4月天的上午，当科尔曼同那家巴勒斯坦人大斗其气的时候，他的20多个同伴正在屋里睡觉，他们刚刚在外面潜伏了一夜。一些人被刺耳的枪声惊醒，另外的人则继续呼呼大睡。

　　科尔曼所在的部队是以色列军队的精锐———空降侦察兵。一向担负最艰巨的任务，比如潜伏、深入敌后侦察等等。

　　但是，这些人并非现役军人，而是预备役部队。在以色列，每个成年男子都要服3年兵役，退役后，在44岁以前，都要编入预备役，随时应召。所以，这个小队里什么人都有。

　　队中的萨基是个经验丰富的老兵，已经38岁了，有些驼背和谢顶。在国内，他是一个青年左派组织的领袖。这个组织强烈反对以色列占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认为军事行动只能加剧巴以冲突。在这个青年组织内部和他居住的社区，不少人都支持名为“不参与”的运动，近400人左右的预备役军官拒绝到占领区服役。

　　“这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选择之一”，他说，“一方面，我真的不相信这次军事行动能解决什么问题，它可能还会把和平推得更远。我妻子就坚决反对我应召出征。但另一方面，形势变得实在是太糟了，我们必须有所行动。瞧！上个星期，我还在家里同孩子们玩耍。现在，则又是个兵了。”

　　屋子里，在大堆的食品和弹药中间，躺着萨基的战友们。他们按照任务不同，分成不同的小队各居一隅。狙击手在一边，装甲运兵车队在另一边。萨基指着身边睡着的士兵说：“说实话，我来这里最大的原因是他们。我同他们是18年的老战友了，那么多年的情感难以割舍。撇开政治不说，我不能眼看着他们来，而我袖手旁观。万一他们有个好歹，而我没有在场帮一把，我一辈子都会不得安生。”

　　不远处的另一个老兵则是另一种心态，这个特拉维夫的律师是一个将军的儿子，属于彻头彻尾的极右派。他说：“我同阿拉伯人打了20年的仗，得出的经验就是，不给他们点颜色瞧不行。武力是他们惟一尊重的，首先必须打败他们。也许到那个时候，他们才会要什么和平。”

　　像茧里的蚕一样呆在黑暗里

　　这群士兵都不怎么聊天，因为各自负有不同的使命，不方便说话。久而久之，沉默成了他们的习惯。有些人甚至都没告诉家里人他们是侦察兵。

　　他们现在所占领的这座三层楼房对他们非常不利。四周都是高高的民房，面对的还有一片树林，足以藏匿数百名狙击手。所以他们必须紧拉窗帘，以免暴露自己，哨兵则透过窗帘的缝隙监视四周的动静。屋内不敢开灯。因为厕所在户外，上厕所的时候，必须有另外一个人放哨。即使这样，还是觉得不够安全，最后，只好弄个塑料桶在室内解决问题。

　　这些侦察兵就像茧子里的蚕一样活在黑暗中。白天在昏暗的室内坚守，到晚上才敢出去。

　　他们成心恶心我们

　　萨基和不少士兵都认识到，他们的作战技巧和尖端武器起不了什么决定作用。

　　有一次，他们进入一所小学，发现教室的墙壁上贴满了人体炸弹“烈士”的遗照，供这些五六岁的孩子瞻仰和学习。在萨基看来，这才是问题的严重性：“它表明，在西岸不可能摧毁什么所谓的恐怖系统。因为仇恨已经深入人心，在这些孩子的心里都埋下了种子。我们在这里的所作所为只会给他们更多理由去那样做。”

　　他们占领的楼房在居民区里面，附近的居民，特别是年轻人，一开始就同他们作对，专捅他们的神经。居民们经常不顾什么宵禁，从各个方向慢慢地逼近他们。

　　“有时候，他们是想成心恶心我们一下。可是，谁敢肯定他们不是在掩护藏在什么地方的枪手，或者让我们暴露，”一个士兵说，“所以，我们不得不冲他们开枪，阻止他们靠近。”

　　我们不该在这里

　　进入巴勒斯坦居民区，以色列人需要选择大而高的楼房做指挥部，因此，挤占的多是比较富有的巴勒斯坦人的住房。

　　士兵们其实对这一强占民房的做法感觉很不舒服。看到客厅里的沙发、咖啡桌，看到儿童房里的图画和玩具，他们似乎看到了自己的家。

　　但这毕竟不是他们自己的安乐窝，在客厅里，他们看到一张很大的照片，一位年过六旬的白发老人和一个五六岁的娃娃，大概是爷孙俩吧。小孩穿着一身巴勒斯坦的战斗服，手里端着一把玩具冲锋枪。在楼上盛桔子的盘子边上，有一个木刻，图案是以色列和占领地带合并在一起的地图，但是却涂上了巴勒斯坦国旗的颜色。这些都明白地告诉了以军士兵：他们时刻处在仇恨的包围中，在窗口或者门口多呆一会儿，就有可能流血丧命。

　　“这个行动就像摇晃一棵树，”科尔曼说，“也许，你把要找的人从树上晃下来了，可是也伤及了许多的无辜。这就埋下了更多的问题。”

　　科尔曼的义务兵役大多数时间是在南黎巴嫩的缓冲区度过的。开始的时候，他害怕得要死，往往在没有弄清目标是谁、要干什么之前，就慌忙扣动了扳机。“在你年轻、特别害怕的时候，就顾不了别的，只有一个念头：射击。从黎巴嫩回来后，我觉得我必须去看心理医生了，我想大家同我的情况差不多。那些可怕的东西总是缠绕在我的心头，挥之不去。”

　　在这些特种兵内部也常常就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批评进行辩论，在萨基看来，原因很简单：“我们是占领者。尽管我们可以找出很多理由，其中不少还冠冕堂皇。但是，这改变不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我们的脚下是巴勒斯坦，我们不应该在这里。”彭天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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