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国际问题观察员庄礼伟发自美国

　　差不多整整20年，每年的6月17日，有一个人都要为这个日子而经历一场精神折磨。他就是因1972年6月17日水门事件发生而最终在1974年8月9日辞职的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1913～1994)。

　　在尼克松辞职前的一个雨夜，白宫办公厅主任黑格将军(此人在福特、里根时期仍被委以要职)走进尼克松的办公室。他看到壁炉里有火，冷气空调却也开着，要见的那个人蜷缩在朦胧灯影下的沙发里，正受着这一热一寒的煎熬。这是奥利弗·斯通导演的电影《尼克松》开头的一个镜头。尽管以安东尼·霍普金斯的身量来扮演尼克松未免太过偷工减料，但前者阴郁、冒火的眼神确实把一个失败者的不甘心演绎得淋漓尽致。

　　1974年尼克松被迫辞职后的一段时间里可谓一蹶不振。突然大面积降临的失落与忧愤，媒体的穷追猛打和冷嘲热讽，熟人朋友们避之则吉，使62岁的尼克松患上分泌失调和血栓性静脉炎。医生说他基本上是一个废人，能苟延残喘就不错了。这以后的尼克松连续撰写并出版了《尼克松回忆录》、《真正的战争》、《领导者》、《不再有越战》、《1999：不战而胜》和《超越和平》(遗著)等一系列畅销全球的著作，又活了20年，以在野身份继续关心和介入美国内政外交，直到生命的终点。

　　1994年4月尼克松因病逝世。白宫宣布葬礼的当天为全国致哀日，联邦政府停止办公，邮局停止投邮一天。民主党的克林顿总统代表整个国家对黯然去职的共和党前总统尼克松表示敬意，美国各界2000多人以及88个国家的400多名代表参加了葬礼。尼克松为恢复名誉的顽强历程终于有了回报。

　　作为政治学公共话题的“尼克松”

　　尼克松在去世前就已成为政治学家和心理学家争相研究的对象。义愤填膺的政治学家在各自的大作中质问：“这个骗子是怎么当上总统的？”嘴角挂着冷酷微笑的心理学家则把尼克松当作一个病例来加以研究。受尼克松提携并与之亲密共事的基辛格博士在回忆录中，把尼克松描写成一个胆怯、自尊心过强、犹疑不定、言行可笑的人。

　　笔者以为，按美国现在评价克林顿、小布什的标准衡量，以尼克松的智识、胆略和成就而言，他早该步入“伟大总统”的殿堂──如果没有发生水门事件的话。那场闹剧式的政治事件(当场被捉的笨伯们全都能获“金闹钟奖”)不仅急剧地改变了美国人对一位总统的看法，甚至也改变了他们对美国六七十年代政治生活史的看法。

　　水门大楼位于华盛顿的波托马克河畔，在美国国务院兼职的王昭阳一看到它就把它指给我看，就像在英国工作的华人会主动把中国大陆来的参观者引到大英博物馆内据说是卡尔·马克思长期占据的桌椅旁一样──都是中国大陆人耳熟能详的地方。这座把尼克松害惨了的大楼的不远处，就是富丽堂皇的约翰·肯尼迪中心。当年尼克松与肯尼迪竞选总统时，以0.2%的得票率差距败给对方，这倒罢了；肯尼迪在总统任上没干多久，就获得了持久的居高不下的声望，而39岁成为副总统(干了两届)和两次当选总统(1968、1972)的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之后就作为肯尼迪的反面而存在，罪行“发人深省”，“永远不许翻案”。可以想像当下台后的尼克松偶尔路过这里时，心中是多么苦涩。如果没有坚强的信念和毅力，尼克松大概难以走完水门事件后的20年痛苦而漫长的人生旅程。

　　就在许多人要把尼克松踩扁继而踩烂的同时，也有极少数唐·吉诃德式的研究者斜刺里杀出为尼克松辩护。英国专栏作家保罗·约翰逊在他的《美国人民史》中甚至称尼克松是“杰斐逊以来最受尊敬的美国政治家”，而水门事件不过是“美国报界的一次歇斯底里的阴谋，而恰恰也是这个十恶不赦的美国报业于60年代凭空捏造了关于约翰·肯尼迪的天使般的神话”。

　　不知是怀恨在心还是历来清醒，尼克松对美国媒体的某些作派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他在《领导者》一书中写道：电视像洗脑剂，使事实和幻想的界限已经被混淆到不易被人们察觉的地步……电视是家庭化了的好莱坞，它像一块梦幻的土地，人们越是习惯于通过电视屏幕去观察世界，他们的思想就越会被梦幻世界所左右。不知是感同身受还是打抱不平，尼克松还强烈抗议：新闻媒介用显微镜审视一位知名人士是无可非议的，用直肠镜则太过分了！

　　尼克松在电视上被英俊倜傥的肯尼迪击败(尼克松嘀咕着安慰自己：林肯如果现在出来竞选总统，肯定也要失败)，在电视上宣布辞职(那张含羞带怒的大脸被弱智的弗雷斯特·甘普瞅了个正着)。但尼克松并不彻底反对电视，通过电视人们也可以了解更多的事实。事实上尼克松也强烈捍卫报纸言论自由的权利，不过他最恨一份报纸──《华盛顿邮报》，最恨一个报人──2001年去世的凯瑟琳·格雷厄姆老太太(《华盛顿邮报》女掌柜)。1993年，尼克松80岁了，基辛格博士过生日(70岁了)，同时邀请了凯瑟琳·格雷厄姆和尼克松，80岁的尼克松大怒，顶牛不去。可见尼克松晚年虽然豁达了许多，但俗根远未清净。不过这种牛脾气在多元价值的今天，亦可视为率性、可爱之一种──试想尼克松去了又如何？恨透了尼克松的人又该说尼克松“谄媚、机会主义”了。政治家与媒体，真个是爱恨交织。

　　然而就一般状况而言，媒体的自由报道是能够接近事实和真相的。现在美国舆论普遍认为，就“水门事件”本身，尼克松可能并不知情，更没有参与策划，只不过领头犯案的是尼的手下，尼当然负有连带责任。国会对尼克松的3点弹劾理由是：1.阻挠司法；2.滥用职权；3.抗拒国会传讯。这是美国宪政体系对尼克松在权力优越感之下的傲慢与不诚实的严厉惩罚，这也是美国政治制度自动起修复作用的结果。当年为“老朋友”尼克松打抱不平的毛泽东熟读充满宫廷阴谋和倾轧的《二十四史》，实在不能理解尼克松为什么不是因为“阴谋”而被搞下去的。就事实而言，尼克松可以说是在媒体和法律的合力下，为维护宪法尊严和个人尊严而不得不引咎辞职的。

　　作为心理学研究课题的“尼克松”

　　作为加利福尼亚南部某位柑橘种植者的儿子，尼克松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劣势。也正是这种家庭出身给了尼克松自强不息的品质，也使“尼克松”这个公众话题蕴含了更为深广的吸引力。在加州的“尼克松图书馆及出生地”(Nixon Library & Birthplace)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访客，他们试图来这里了解一个平凡的农家少年如何在尘世的波谷浪尖中奋力前行、克服心魔、战胜自我的“宏大历程”。

　　笔者对这位被权力优越感惯坏了或被搞糊涂了的政治家始终好感多于恶感。饱经风霜的人生经历使尼克松有一种内在的吸引力。这倒不是同情弱者的心态使然，如果站在被剥夺一切官职和名誉的佝偻着的那个老年尼克松面前，你仍会透过他的眼神发觉他的内心强大得令你只能仰视。尼克松在政治上的率直、原则性(如与赫鲁晓夫的“厨房辩论”)和在国际政治方面纵横捭阖的雄才大略固然令人钦敬，他一生中所表现出来的坚韧不拔和对国家的强烈忠诚，具有更为普遍的意义。从权力和荣誉的巅峰跌落到地平线以下后，尼克松迅速摆脱了挫折的追袭，战胜了人性中的弱点，重新攀上了人生的巅峰。

　　“批判我的人不断地提醒我，说我做得不够完美，没错，可我尽力了。”尼克松如是说。他不怕失败，因为他知道还有未来。他说：“失败固然令人悲哀。然而，最大的悲哀是在生命的征途中既没有胜利，也没有失败。”

　　尼克松最早传入中国的著作是他中年时写的《六次危机》。被尼克松评论为“具有巫师气质”的毛泽东曾在尼克松来访时赞扬过这本书。毛泽东的这句称许令尼克松后半辈子一直心存感念，因为《六次危机》中写了许多逆境，尼克松后来说道：“从长征过来的人最懂得什么是逆境。”政治并不是天堂，有时它是地狱，而勇往直前者一身创伤地“come back”(归来，尼克松最喜欢的词之一)，是只有身临其境者才能充分体味的巅峰境界。

　　1945年9月，除了年轻一无所有的退役军官尼克松宣布角逐国会议员席位，开始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政治生涯。他租的廉价办公室的隔壁是养貂的房间，夜半尼克松写演讲稿时，常听到貂们的尖厉叫声。这些尖厉叫声，让尼克松很快就熟悉了政治，并让他具有了绝不临阵退缩的勇气。

　　尼克松不仅不惧怕社会规律的压力，同样也不惧怕自然规律的袭压。20世纪90年代，当退休后的里根来探访尼克松时，尼克松发现来访者患有大脑退化的症状，他的第一个想法和行动就是开始阅读更多的书，记更多的事，他要把打败里根的那个自然力量堵在门外。

　　尽管每年的6月17日是一个令尼克松难堪的日子，但他并不回避，他以坦诚的悔恨和努力地为国服务来寻求国民的原谅，他希望不用等到他去世，一个“新尼克松”重新从泥水中站立起来。关于水门事件前后的尼克松，有必要继续做“病态心理研究”。但1974年以后的尼克松，基本上是处在一种积极、健康的心理状态。回顾纷纭的世事，一位20多岁的姑娘，尼克松晚年的工作秘书莫尼卡·克罗利，以犀利的心理分析解剖了国人对“尼克松”的“不正常心理”：

　　“其他人犯下了同样深重的罪孽，却可以安然无恙；惟独对他发动了无情的抨击，最后演变为一种全国性的心理活动，以说服我们相信：我们的近代史不像表面上那样遭受严重破坏，纵然有破坏那也全部是尼克松一手造成的。他自己为自己包扎伤口，我们却拿着从他那里剥下来的政治头皮，把它当作战利品，以此证明那些动荡不堪的年代至少产生了一个表面上公正的结果。我们把他当作一个容器，从他头上发泄我们所有的自怨自艾和被误导的骚动不安的情绪。”

　　美国当代的马基雅维里

　　这里所说的马基雅维里，不主要是那个主张政治阴谋，主张“狮子般雄心、狐狸般狡猾”的“马基雅维里主义者”的马基雅维里，而是那个历史中的真实的屈原一样的爱国者马基雅维里。

　　马基雅维里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巨人之一。马克思称赞马基雅维里能够“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和政治。马基雅维里虽然没有在政治上攀上巅峰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他在远离政治中心后反而更加关注政治和国家命运，在逆境和寂寞之路上，马基雅维里是尼克松的先行者和楷模。事实上尼克松也多次和身边的人谈起马基雅维里其书其人。

　　1513年，经罢官和牢狱之灾后，马基雅维里回归一介村夫的身份，在乡下过着贫困的劳动生活，但他位卑不忘忧国，发愤写作，成为了近代西方政治学的奠基人。马基雅维里把生活分为两截：白天在农民当中劳动和生活，夜晚单独与古人晤对，探索治国之道。“黄昏时分，我就回家，回到我的书斋。在房门口，我脱下了沾满尘土的白天的工作服，换上朝服，整我威仪，进入古人所在的往昔的宫廷。……在4个小时里，我毫不感到疲倦，我忘记了一切烦恼，我不怕穷，也不怕死，我完全被古人迷住了。”笔者特别注意到马基雅维里先换上朝服，才来庄严地与古人相对这个细节。当今中国也出了不少关于经世治国的鸿篇巨制，但我猜其中有相当多是作者们穿着小背心汗流浃背地在电脑前敲出来的，连个基本的“入思”仪式也没有。

　　作为一位不怕羞辱、不惧逆境的伟大的爱国者，马基雅维里撰写了一系列关于富国强兵、民族独立的韬略，尽管被后人以偏概全地总结为“阴谋术”和“反道德”，但马基雅维里本人却是一个品格方正之人，他的儿子也为保卫国家而英勇战死。现在马基雅维里没有后代，墓地也无从考证。

　　就尼克松而言，他的个人品格并非无懈可击，至少他站在权力巅峰时的那种傲慢和欺瞒相当令人不齿。但两人在失官后以策论报国、发奋著述的心境实在是太相似了。

　　尼克松和马基雅维里一样深谙现实政治的规律和热爱自己的祖国。效忠美国，是尼克松著作中的主旋律。正是为了效忠美国，他的战略策略思想又是十分现实的。他称赞说：马基雅维里了解事实的真相。他写作《君主论》的时间是16世纪初，但从那时以来，政治一丁点儿都没有改变。一丁点儿都没有。运动员当然都换了，游戏规则却一模一样。

　　黑格尔非常推崇近代政治中的两个英雄人物，一个是马基雅维里，一个是法国统一的捍卫者黎塞留──都是为国鞠躬尽瘁的“阴谋家”。如果现在黑格尔在坟墓里叹口气要说话，他没准会说：还有两个人，一个是三国时代的诸葛亮，一个是1974年之后的尼克松，他们都够“坏”的。

　　尼克松提出了打破坚冰与红色中国建立关系的战略构思，在当时的“苏联霸权主义者”看来，这是最最阴损歹毒的计谋。尼克松又是苏联解体后最强烈要求援助俄罗斯的战略家(他的这一观点连他的老对手《华盛顿邮报》也称赞有加)，同时也是最早论述北约东扩挤压俄罗斯的战略家，所有这些变化多端的伎俩，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美国的国家利益。尼克松在临终前不到一个月，还出访莫斯科，对俄罗斯各派政治力量进行接触与评估，为美国调整对俄罗斯的政策提供了第一手材料，真真可谓“老臣之心”。

　　下野对于尼克松来说也是一种解放，他遍览古圣今贤之书，并像教授对学生上课一样向工作助手发表他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洛克、卢梭、托克维尔、穆勒、黑格尔、马克思、托尔斯泰等人思想的看法。挫折、忧愤使尼克松成为一个深怀智慧的人。他不断地阅读和写作，和古人对话，并反思自己的过去，评论当前美国政治家的所为，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继续为国家服务。

　　“生活的目标应该是比生活更重要的东西。如果不投入到比你自身更伟大的事业中，你就看不到生命的意义。那是找到自我的惟一途径。”这段保尔·柯察金式的言论出自尼克松之口并不奇怪，这都是当生命中最重要的某个部分失去之后积极的而非消极的大彻大悟。

　　政治家是渺小的

　　水门事件20周年之际，1992年6月17日，尼克松是在与夫人和研究助手共同在电视机前观看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中度过。看来，6月17日已经不能对尼克松起什么消极作用了。因为他已看淡过去，努力地在“现在”中工作，并永远憧憬未来。

　　尼克松在他的遗著《超越和平》中，也终于认识到政治家的渺小。他说：“我们必须牢记，美国今天之所以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并不是因为政府为人民所做的事，而是因为人民为他们自己以及人民相互之间所做的事。”

　　尼克松以政治家的身份下台，以思想家的身份辞世。任何人都有可能遭遇逆境，而尼克松的“come back”轨迹，却是少见的坚忍和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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