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在很久之前，我就可以告诉众人艾德礼是个话语不多的人这个现在人们都熟知的事实。艾德礼经常给英国驻华盛顿使馆打电话，他的谈话内容由一些简短语句组成，这些话往往如同他文件中那些有数字标记的短文备忘录那样简洁。他是我最欢迎的艾德礼名单中的一位，因为他谈话简洁。我很欢迎的另一位艾德礼是在贸易局工作的年轻官员，他是一个很守纪律的人，话语和回答简短而中肯，他也理解安全的含义，他就是负责邱吉尔健康的威尔逊医生。

　　1942年初的一个夜晚，我的上司人交给我一个记有预约电话谈话者名单的一个十分平常的标签。我那时肯定感到很吃惊，我以前从来不曾听说过怀特先生与史密斯先生通话的事情。在我向准备谈话的人说些要注意的事项时，一个我很熟悉的声音传到我的耳边，接着很容易分辨出声音的史密斯立即开始答话。我不知道这是谁出的馊主意，他们竟然让邱吉尔首相与罗斯福总统以怀特和史密斯这样熟不可耐的化名来通话，但即使那些最愚蠢的德国人也能辨认出他们的声音。可是伟人们自己却认为这不是玩笑。

　　“你好，史密斯先生。”

　　“你好，怀特先生，你的中校怎么样了？”

　　中校？哪个中校？后来证明是指邱吉尔夫人。我完全进入了监听他们非正式的交谈和随后的业务讨论之中，我呆坐着，脸上写满了愚蠢的微笑。我不可能他们所说的任何东西都一字不漏记下来。克拉克中校自然不高兴了，我对接下来的几个电话的处理也不是很妥当。我自己感受到了极度紧张气氛，我对自己的情况也有所怀疑：我的右手冰冰冷的，在监听了好几个电话之后，我才能完全把注意力集中于谈话内容。

　　1942年初，邱吉尔每周都要与罗斯福总统通话好几次。他们两人都很注意安全问题，只有唯一的一次监听电话的美国同行打断了他们之间的谈话。虽然战争前线传来的各种消息很不好，但邱吉尔谈话声音总是激昂、充满自信。他看起来对我们最终会取得胜利这点毫无疑虑，他对获胜的信念比罗斯福总统要坚定得多。我自己的印象是罗斯福总统从来没有对邱吉尔下面将要说的话感到很有兴趣，他作出的反应突出很慢，缺少邱吉尔发自内心的那种激情。有时候，有点出乎罗斯福总统的意料，邱吉尔会向他描述他刚刚吃过的那顿精美的晚餐。邱吉尔的谈话如同私人朋友之间聊天，交谈过程轻松愉快。他常常以一句我不能理解的警句结束电话会谈。我认为这个警句不可能是个秘密情报，但我不得不写下完整的誊本。所以我把它(BO)记在我普通的手抄本里。在陆续监听了他们这样一些电话之后，克拉克中校就启发我：BO是否是把家伙穿上的意思，看来，我不是唯一一位不理解这句话的人，因为罗斯福总统从来没对邱吉尔特殊的道别形式作出任何反应。

　　帝国总参谋部的部长们定期使用这类电话服务，但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部门主管人员是布鲁克元帅。他声音柔和，看起来对某些美国高级官员很是反感，那些美国官员会对着电话怒吼，他们可能从布鲁克的性格里读到了错误信息。其实，布鲁克是个很严厉的军人，他在邱吉尔外出旅行中总是一直陪伴左右。所以如果我从他们两边有段时间没听到什么的话，我就推断他们两人都不在唐宁街10号。另一方面，当为邱吉尔私人旅程作安排时，邱吉尔的医生威尔逊经常会来打电话，此时，他的老板会沉静一会儿。我假定邱吉尔病了，所以医生常常与他一起旅行。我向克拉克中校提到了这点：即如果我能做出这样推断的话，那么德国人也会做出的这样推断。此后，如果威尔逊在邱吉尔不舒服时来打电话的时候，他会尽力隐瞒他的身份。

　　上面不断提醒我们提防德国人的偷听，但如果你对偷听的人身处哪里或甚至存在与否都无从所知的话，那么要时时刻刻去想象机警的偷听人，这是件很困难的事情，但确实存在着这些偷听者。1941年。德国邮政局局长、希特勒的密友奥内佐格准确地意识到A3保密器系统潜在的重要性，他与一名年轻工程师费特尔林在几个月后就一起成功破获了A3保密器的秘密参数。到1941年深秋时，奥内佐格手下在荷兰建立的一个监听基地开始正式运行。他们把侦听到邱吉尔与罗斯福之间每次谈话的内容在两个小时之内就送到希特勒手中。在荷兰被解放后，该基地队伍被迫撤到德国的巴伐利亚，他们在那里侦听到的内容自然就要少得多了。在整个战争结束时，这支监听队伍承认他们侦听到的内容数量不多，谍报总体质量令人失望，这真是对我们出色的安全保密工作一个丰厚回报。

　　可是，在1943年，我们又得到了上面的新指示，在某些情况之下，我们可暂不考虑审查规章制度立即做出反应。我们应把谈话内容记录下来但不要采取行动。在盟军进攻西西里岛和墨索里尼垮台之后的1943年7月28日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接着，在盟军内部发生了一连串的政治混乱，邱吉尔希望罗斯福同意推迟签署停战协议以便有时间保护被意大利人关押的盟军战俘的人身安全。次日凌晨一点，邱吉尔和罗斯福决定有意进行冒险，他们同意比明确时间推迟两天。这次谈话已获得英国战时内阁国防委员会的批准，电话被德国人截听并被准确地翻译出来。希特勒利用这个喘息机会对其军队进行重新部署，并紧急派遣两个师兵力调往意大利南方。以后，汲取教训的盟军再也没有通过无线电把这些绝密军事情报或敏感材料发送出去了。

　　研制一种更加安全的跨大西洋通信系统现在已成为盟军一项最重要任务，贝尔电话公司在美国一家公司帮助之下研制成功一种开拓性的数字脉冲语言传输系统。到1943年，该公司建立了三大终端，并准备美国人的管理之下英国伦敦的塞弗里奇斯杂货店架设主站，并延伸至内阁作战室，该系统最后在1944年4月开始投入使用，虽然邱吉尔很少使用它，因为该系统的工作时间点不适合他的工作风格。毕竟，无线电部门还没有失去存在理由。虽然在这个阶段，各国领导人之间的战时会谈比以前更没有规律，但英国内阁中的那些级别较低的官员和非军事部门的官员的联系仍然还象以往那样频繁。在D日的兴奋之后，电话性质与内容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电话都具有政治和人道主义上的言外之意。我发现他们对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特别着急，因为他们陷入了我们规则所没覆盖到的一个界限不明的区域。下达救济食品的命令相当直截了当，正是这个盟军的预先计划的讨论内容使我大伤脑筋。莫内是我们老客户，他与戴高乐有密切联系，他也与在华盛顿的英国采购团一起共事。现在他开始与一位名字叫做舒尔曼的要人交谈。他们正在讨论的话题是欧洲最后解放时。如何恢复工业生产问题(他们的这些谈话最终导致了欧洲煤钢联营的建立)，如果这些内容对我来说很清楚的话，那么这对德国人来说肯定也很清楚。这些计划是肢解德国的工业计划。莫内向我保证他已获得授权，在电话里谈论这些事情。我向克拉克中校求教，这样我们就可判断是否让敌人得知我们在德国被击败之后的未来计划。我本应知道得更多，但我得到的口信却是：想想你自己通常的感觉和判断力。

　　就我所知，我现在是唯一与战时监听无线电电话这方面有关联的依然还活着的人。战后，我发现自己很难研究我在邮政与电报审查机构这段历史，甚至也很难找到有关其存在的官方承认的证据。英国国防部表示不存在着邱吉尔或罗斯福无线电谈话的工作记录，在华盛顿也不存在关于美国在这方面的情报资料。尽管运气不佳，但我还是想从各种潜在来源寻找帮助：例如，写过许多情报方面作品的欣斯勒就告诉我他从来不曾听说过我所工作过的这个部门。邱吉尔自传的那些作者中也很少有人对跨越大西洋无线电电话联系作过评论。最后，虽然邱吉尔的官方自传作者吉尔伯特帮助我指定了一些在公共记录办公室邱吉尔私人档案中的文件，这些文件自1995年开始解密。我自己从来就没有见过邱吉尔首相本人，也甚至没有设法与当时在华盛顿负责监听谈话的美国同事相互通过话。我在战后也没有再见到过克拉克中校。他对纪律的高标准、对保密工作的绝对慎重和痴迷，都是为了确保无线电部门存在的秘密，有谁会说他不成功呢？(编译：周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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