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评价美国总统的众多书籍中，格林斯顿所著的《总统的魅力》处于独领风骚的地位。格林斯顿不仅对从富兰克林、D·罗斯福到比尔·克林顿的每一位总统做了简明扼要的评价，而且还以一种见识多广、敏锐明智的态度向读者展示每一位白宫领导人的个性魅力以及功过是非

　　作为公众交际家的效力

　　作为美国总统必须有在讲坛上慷慨陈词的素质。令人吃惊的是，现代总统中缺乏有效的公众交际家，大多数总统都没有用近似于教育家、牧师以及广播电视播音员的专业风格为公众作过演讲。罗斯福、肯尼迪、里根以及最佳状态时的克林顿是闪光的例外。

　　那些与有能力的总统交际家相比感到自愧不如的行政长官们应该了解他们出众的口才多半来自努力和经验。罗斯福、肯尼迪和里根参加起草讲稿，并且进行讲演排练。1910年，当埃莉诺·罗斯福第一次听她丈夫讲演时，他长长的停顿和慢声细语使她大惊失色。她回忆说：“我真担心他会讲不下去了。”当肯尼迪初当国会议员时，他有一种缺乏自信、自我谦恭的公众举止。尽管里根的政治家素养毋庸置疑，但他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完善他政治年代的演讲举止，当时他的电影生涯结束了，他在演讲圈谋了个职位。

　　一位自己被成功的前任所困扰的总统是乔治·布什。他好像得出结论，既然他不能与交际家里根相比，他就应该扬长避短。布什把白宫新闻发布室作为自己的公共交际场所，极少从椭圆办公室向全国发表讲话。他指导他的讲稿撰写人将讲稿润色得更具感染力。布什头三年较高的公众支持率提示人们，正式的演讲并非总统在公众中维持优雅形象的惟一途径。他的挫折说明对总统领导能力中的说教功能漠不关心的领导风格会造成巨大的损失。

　　组织才能

　　总统作为组织者的能力包括组建具有团队精神的集体和充分利用它的能力，将下属们依老板脸色行事、投其所好的倾向降到最低限度，还包括创造有效机构的熟练程度。卸任总统受到其政府人员怀念的方式是衡量一位总统作为团队组建者成功与否的标志。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福特和布什总统任期时的政府成员对他们的前任长官赞誉有加。与此相反，约翰逊、卡特和克林顿任期时的政治官员几乎都对他们服务过的总统颇有微词。最具有矛盾情感的是尼克松的前任助手们，他们当中有许多人都因服务于他的任期的行为而锒铛入狱。

　　总统们有效利用各种各样丰富的建议和信息的能力亦不尽相同。富兰克林·罗斯福通过让其助手相互戒备来鼓励他们提出不同的意见和建议；肯尼迪所采取的方法则比较独特，他是令其兄弟罗伯特和对其亦步亦趋的西奥多·瑟伦森负责对其他助手提出的建议进行仔细研究审阅，以找出毛病与隐患。到目前为止拥有最了不起的、最令人吃惊的组织领导经验的现代总统是艾森豪威尔。他对此事具有十分成熟的见解：“我只了解一种方法，凭此方法你可以确信你已尽力做出了明确的决定。”他在1967年的一次采访中如是说。

　　那就是让所有负责制定政策的人带着他们不同的观点来到你面前，听他们相互争论。我不主张一对一地倾听他们的意见，那样容易被最后一位的观点所打动。你必须将那些有勇气坚持自己观点的人召来，让他们相互争辩。

　　并非所有的总统都欢迎激烈的争辩。尼克松和里根就不喜欢面对面争论。约翰逊德克萨斯式的个性让其属下产生恐惧感。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切斯特·库珀回忆说，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上，在约翰逊征求他对一件有关越南的事项发表意见时，他一直想说：“我坚决不同意”。可是当约翰逊转向他问道：“库珀先生，你同意吗？”库珀不由自主地回答道：“是的，总统先生，我同意。”

　　设计有效的机构配备的能力，不如有效的公众交际体现得更充分。在这方面，艾森豪威尔有一套自己的做法。他与众不同的最值得仿效的是在构建他的政治国家安全协议方面所做的系列安排。每周出席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各机构高级策划者们将其部门陈述其政策建议的可供选择的文件拿出来。不同的意见被加以整理，提交到国家安全委员会上，成为激烈争论的对象。其结果不仅对准备艾森豪威尔的外交政策小组的合作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亦可使政府依此采取处理全球偶发事件的对策。

　　政治技巧

　　对政治技巧在总统表现中的重要性的经典陈述是里查德·E·纽戴特的《总统的权力》一书，此书被人们形容为美国的政治学著作中最接近马基弗利的作品的书。纽斯戴特所陈述的问题是：在很容易陷于困境的美国政治体系中，最高行政长官如何能使公共政策得以通过并实施。纽斯戴特所开的“处方”是：总统应武断地行使自己的总统权力，提高并保持公众支持率，在政策制定者中以熟练的、果断地政治运作者的形象建立自己的威望。如果确有对纽斯戴特“诊断”持怀疑态度的原因的话，这种怀疑也会被吉米·卡特的总统经历所消除。

　　林登·约翰逊看起来几乎是完全照搬《总统的权力》所提供的方法。肯尼迪遇刺后数小时，约翰逊便寻求变更国内政策的支持。他既展示了自己的意愿，也展示了自己的技巧。通过让国会开会到1963年圣诞节，以求在其政府最初的立法争论中取胜，从而建立起自己的政治威望。他的行动使他赢得强盛的公众支持，这向其国会山的反对者们清楚地表明，忽视他的要求将会付出政治代价。

　　远见卓识

　　远见卓识具有多种含义。其中之一是鼓舞人心。这方面表现颇佳的是肯尼迪、里根，尤为杰出的是罗斯福，取其狭义，远见卓识则指对政策内容的专注、评价政策可行性的能力，以及对实行一系列崇高目标胸有成竹。这方面的突出人物是艾森豪威尔、尼克松，以及略力作外延还可包括里根。里根的视野总是可怜地停留在具体细节上。远见卓识还包括观点的一致性。立场坚定的总统对确定政策条文的作用举足轻重。实际上，这样的总统是政界的安定剂。乔治·布什不是惟一缺乏远见卓识的人。他属于包括大多数现代最高行政长官在内的那一类总统实用主义者。缺乏远见卓识领袖风格的总统常常会提出内容自相矛盾的计划，制定不计后果的政策。

　　认知风格

　　总统们在认知风格上有很大的差异。吉米·卡特具有一种将主要问题视作枝节末端的工程师倾向。这一风格在戴维营谈判中对他大有帮助，但在为其政府提供方向感方面却绝不适用。卡特的认知能力与其直切问题要害的战略才能形成鲜明对比，这种战略才能正如艾森豪威尔在要求其政府考虑奠边府局势时所展示的那样，凭借其敏锐的观察，他指出印度支那的丛林会“成打地吞掉我们的军队”。

　　另一个具有战略才能的人是一位名垂青史的最高行政长官里查德·尼克松。入主白宫两年前，尼克松便立下将美国从越南的军事介入中抽身出来，与苏联建立权力平衡以及打开中国大门的雄心大志，到其第一任期的最后一年，他实现了他所有的目标。

　　尼克松第一任期的成功与第一位获得过罗兹奖的总统克林顿的两届任期无突出的成就形成对比。克林顿拥有无与伦比的吸收和综合处理意见和信息的能力，但他对问题的看法与其说是分析型的不如说更是综合型的。而且他的政治冲动有时使他用仅仅作理论性说明来代替理性分析。

　　以认知局限性为鲜明特征的两位总统是杜鲁门和里根。杜鲁门对流行历史书籍不加评判地广泛阅读使其易受虚假历史演义的影响。里根因其对诸多他的政策提案的不甚了解而声名狼藉。然而两位总统所取得的主要的政策方面的成就表明，按照评判标准，智慧与信息不是总统任期取得成效的惟一原因。

　　情感智慧

　　十一位现代总统中有三位基本上没有受情感烦扰的影响，他们是艾森豪威尔、福特和布什。另外四位虽然有情感上的潜流，但还没严重损害他们的领导能力，他们是罗斯福、杜鲁门、肯尼迪、里根。剩下的便是约翰逊、尼克松、卡特和克林顿了，他们在情感上都不健全。有着火爆脾气的约翰逊总是屈从于已达到病态程度的情感的左右。吉米·卡特的严厉刻板对他在白宫中的表现造成严重损害。比尔·克林顿在控制冲动方面的缺陷导致了遭遇弹劾的举动。

　　尼克松是我们讨论的总统中情绪上最有瑕疵的人。他的易怒以及多疑已经到了莎士比亚剧中人的程度。他比任何其他总统都更富有悲剧人物的色彩而他正是被那给他带来成功的素质所击败。人们一直在争论说尼克松那受折磨的心智是政治创造性的先决条件。这是艾利奥特·理查逊的见解，他坚信，如果尼克松的“相当小的瑕疵”被去掉的话，“你很有可能已经同时去掉了使其出人头地的不安全感的内在核心成分”。理查逊的主张其实是说凡高的内心折磨正是他创造性的价值所在的观点的一种变体，但是其他的伟大画家却没有凡高那样的自我毁灭性。精神健康的艾森豪威尔与尼克松在领导才能的积极方面一样有天赋。伟大的政治能力有时确实来源于烦扰的情感，但是按照人类的经验，对掌握最具毁灭性军火库而又情感不健全生杀大权在握的人，我们却不敢如此妄加定论。

　　总结：情感智慧最重要

　　在这个充满想象的世界里，人们可能会期盼有一位认知方面和情感方面才智都很高的总统，他同时又是一位具有号召力的公众交际家，一位有能力的白宫组织者以及一位具有特殊政治技巧和远见卓识的人。在现实世界里人类的缺点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有些缺点比其他的缺点要更加不利。许多现代总统虽不是杰出演讲家却表现得相当好。只有几位总统具有组织方面的胜任能力。具有基本的政治技巧是总统效率的先决条件，但是政治技巧在许多升至政治巅峰的人身上却非常常见。远见卓识比技巧少得多，但只有林登·约翰逊在政治王国中灾难性地缺乏远见卓识。

　　最后是思想与情感。总统任期中认知力量的重要性应该是不言而喻的。约翰逊、尼克松、卡特和克林顿总统同时具有令人钦佩的智慧和有缺陷的性格。他们与霍姆斯法官对罗斯福的性格塑造正相反。克林顿性格上的弱点使他成为一位没有充分发挥潜能并令全国蒙羞的人。卡特的性格缺陷使他的任期成了一个失去机遇的时段。约翰逊和尼克松在政策上有重大突破，但也是20世纪两个最不幸的插曲的作者。四位总统的经历指出了如下的教训：当心那些缺乏情感智慧的总统竞选者。缺乏情感智慧，所有其他的一切将变得微不足道。来源: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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