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下面这个故事是一宗尘封了20多年的克格勃间谍换妻事件。故事的披露者是一名曾以前苏联驻联合国外交代表处工作人员的身份，在美国活动的克格勃退休人员。随着冷战的结束，使他有机会在俄罗斯《伴侣》月刊上撰文，详细讲述了70年代他受命用“换妻”的手法拉拢一名美国政要，从而获取重要情报的真实故事。

　　这宗桃色交易堪称为克格勃历史上使用色情间谍最奇特、也是最成功的一次行动。除了当事人外，当时只有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和对外情报局局长莫尔金知道此事。这名克格勃资深间谍没有透露自己及其他三名当事人的真实姓名，而是使用了化名。他给自己化名“尤里”，给自己的妻子化名“妮娜”，给那对美国夫妇化名“西德尼”和“丽丽安”。

　　出乎意料的召见，是祸？是福？

　　20年前的一个夏天，在克格勃驻纽约工作站工作的尤里和妻子妮娜从美国回到莫斯科度假。在国外工作的间谍都有一个掩护身份，尤里在美国的掩护身份是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处的工作人员。回国后的头一个星期是，报帐、汇报、听领导的重要指示以及给亲友们分送礼品等许多事情，把尤里忙得焦头烂额，精疲力尽。还好，总算把这些事忙完了。谢天谢地，这下可以轻轻松松休假了，尤里长长松了一口气。可是，就在他们刚要去休假时，尤里突然接到通知——克格勃对外情报总局局长莫尔金要召见他。

　　尤里大感意外。因为他只是克格勃驻纽约站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没有什么“站长”之类的头衔，即使能得到分局局长的召见也算得上是件非常幸运的事了，现在情报总局的局长居然对他产生了兴趣，怎能不叫他受宠若惊一晚。

　　尤里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跨进了总局长的办公室。

　　“您好”，莫尔金热情地对他说，“请坐吧。休息得好吗？”

　　真是怪事。尤令心里说，他怎么不问我的工作如何，却问我休息得怎样呢，他找我来难道真是为了关心我的休息吗？

　　“实话说，我还没来得及休息呢。”

　　尤里边坦率地回答，边在一把椅子上坐下。但他心里还在不由地暗自揣度：他想让我干什么呢？

　　“啊，没关系，会有时间去休息的。”莫尔金默默地审视了尤里一会儿，又问道：“家里也都好吧？”

　　好？好什么呀！尤里心里摘咕：我的父亲都要死了，母亲病得很重，女儿没有父母管教学坏了，就差流落街头了。可说这些又有什么用？

　　“都很好！”他这样回答。

　　“跟妻子的关系也好吗？”

　　“是的”。这次尤里说的可是心里话。他的妻子妮娜身体健康。美丽温柔，不但在生活上对他体贴备至，有时在工作上还能给他～些帮助。这样相亲相爱而又志同道合的一对，还有什么可挑剔的呢？

　　尤里一边回答总局长的问题，一边转动眼珠留心观察屋里陈设。他注意到局长的桌子上放着一卷材料。他心中暗暗猜想。那是我的个人档案和一些他挑出来的与找我来有关系的文件。毫无疑问，那些监督我们并负责向上汇报情况的人对我的情况下比我自己更清洁一他找我来究竟是要了解我的什么事情呢？是我的工作出了什么差错了呢？我好象没有什么过失呀。一般说来，在国外工作的情报人员大都会产生一种莫名的负疚感：没有达到上级的要求，没有搞到重要的情报等等。但尤里很少有这样的烦恼。因为他没有过高的奢求。

　　令人压抑的沉默。

　　停了一会，莫尔金用一种商量的语调打破了沉默：“尤里，安德罗波夫很想找您谈谈。”

　　天哪！他心里一阵悸动，说不清是惊还是喜。这太出乎他的意料了！况且莫尔金又是用那样的语调说出来，好象是在担心他会不同意似的。尤里心说：难道我敢拒绝同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谈话吗？

　　“听从您的安排，局长！”

　　尤里诚惶诚恐地回答。

　　尤里心下暗笑：多么可笑的问题！难道我能说；不，将军同志，您瞧，我还得去买酸奶油呢，我妻子已经做好了菜汤，奶油罐还在我这儿呢？

　　“当然可以！”

　　莫尔金象松了一口气似的点了点头，随后按了一下传活器的按钮道；“把车开到门口。”

　　接着他又抓起与安德罗波夫的直通电话：

　　“我同那位同志过30分钟左右到达您那儿……”他们来到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的办公室

　　30分钟后，他们来到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的办公室。在总局长的办公室那阵儿，尤里一直是战战兢兢的。此刻，他全身激荡着一种十分激动的情绪，对面前这位克格勃的首脑，他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崇敬感。当安德罗波夫起身从桌子那边伸过手来同他相握的那一瞬，尤里感到，为了他甚至愿意献出生命。安德罗波夫对莫尔金说：“我知道，您还有许多自己的事情。您就先忙去吧，我们在这儿随便聊聊。”

　　尤里暗想，把情报总局局长都支走了！究竟是什么事情，需要克格勃主席同我单独交谈？

　　莫尔金走后，安德罗波夫问道：“您是喝点咖啡，还是茶？”

　　“如果可以，我要杯咖啡。”

　　“听说您会写诗？”

　　“只是试着写写。”

　　“请随意念几句吧。”

　　尤里背了一首抒情诗。

　　安德罗波夫听后微微点头。“怎么说呢，我不是诗人，但酷爱诗歌，”他把嗓音压低象说悄悄话，“要知道，我有时也随手写几行，比如……”

　　安德罗波夫念了一首他的得意之作。诗不长，但尤里觉得很有内涵。

　　尤里知道，安德罗波夫是在设法制造一种轻松的谈活气氛。因为克格勃主席绝不会找他来谈论诗歌。但他到底想干什么呢？尤里心里噙咕。

　　“您对美国的生活方式有什么看法？”

　　尤里心里说，这间屋子里恐怕是全莫斯科唯一能够大胆地、宣言不讳地回答这个问题的地方。于是他说：

　　“我挺喜欢美国和她的生活方式，但我无法热爱它。就如同一个穷佃农可以去欣赏甚至赞美贵族家的门锁，但绝对不可能热爱它，也不可能热爱它的主人一样。”

　　“您对美国的风俗有哪些了解？”

　　尤里感到安德罗波夫正在把谈话引向正题。他都快憋不住劲了，真想催对方：“喂，说吧，说吧，到底想让我干什么？”可是他还得回答问题。

　　安德罗波夫又问：“有一种‘换妻’现象，您熟悉吗？”

　　还没有等尤里开口，安德罗波夫又问：“有一种‘换妻’现象，您熟悉吗？”

　　“哈哈！”尤里不由地笑了起来。他并不是笑安德罗波夫提这个问题，而是觉得这种现象可笑。在美国住过的人都知道这种说风俗不风俗，说变态不变态的社会现象。美国报刊上说，有规的美国家庭这么做，在傍晚或夜里互换妻子，而这对维护家庭和睦毫无影响。持这种道德观的人对这一现象的分析，证明这类消遣甚至可以巩固家庭生活……

　　尤里就把这个问题所知道的一切讲给了安德罗波夫。而对方似乎对这一切知道的并不比他少，听他讲述只是出于礼貌。而且，等他说完后，安德罗波夫重重地出了一口气，喝了一口凉茶，意味深长地说：“这就是我今天请您来的原因。我先声明一下，如果您对我的提议感到难以接受的话，请您立即告诉我，不会因此对您产生任何不良影响。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明白。”

　　“就是说，是这个意思。假如在美国有这么一个人，我们就叫他‘X’先生吧。

　　他跟总统的幕僚们关系非常密切，能进入最上层的圈子，掌握有唯一的、核心的情报。我们的同志早就想接近他，但是没有跟他谈话的渠道。拿金钱收买他吧？

　　我们做不到，他是亿万富翁，向我们的思想意识方面也没有任何的合作基础。无论在事业上还是在家庭生活中他都无懈可击，因此我们也找不到败坏他名誉的任何材料对他施加压力。不过……”

　　说到这里，安德罗波夫伸出食指做了个手势，加重语气道：

　　“不过，有这么一个很有意思的机会。某国我们的同行有幸在旅馆里录下了他同妻子在房间里的谈话，他们参加完会见回到旅馆，两人余兴未消，又开演了一幕亲热剧。接着他又说他一直想试试‘换妻’的游戏，但没有合适的对象。他的妻子也兴致勃勃地谈起了这个话题，他们开始在熟人中挑选对象。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谈论的对象中提到了您和您妻子的名字。因为在纽约您经常同他们见面。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段亲密的谈话中，他们对参加这场游戏的候选人总是定不下来，不是他对她不满意，就是他对另一位不感兴趣。只有你们夫妇，他们两人都觉得满意。就是说，他们打算选你们作为游戏的对象。”尤里一下子傻了。他宁愿挎上冲锋枪空投到敌人后方，去刺杀某个敌方首领，或潜到中央情报局撬保险柜。可是，竟让他去干这种事情。

　　“看得出，这件事令您为难，我非常理解。所以，我刚才说了，您可以随时拒绝。现在您不必急于回答，您还有时间。我只想再提醒您一句，我说的这个人，掌握着唯一的情报，政治上大有前途。”尤里机械地说：“我，可以的。”

　　就算他是上头急于想搞到的人，但平白无故让我把自己的妻子送给一个美国佬，再让我去接他的老婆，哪怕就此把他们彻底打垮，我也不想玩这种游戏！尤里虽这么想，但还是机械地说：

　　“我，可以的。”

　　“您不会后悔吧？”

　　“不会。不过，我有三个问题……”

　　“请讲吧，没关系。”

　　“您了解我的态度，可我却不知道我妻子的态度。我是军人，我宣过誓。而且不管怎么说，我是个男人，这种事情对我来说容易些。可她会怎么对待这种事呢？”

　　“当然，一切取决于她。你先试着做做她的工作。如果她有什么要求，可以拉我和莫尔金谈谈。”

　　“明白了。第二个问题，我了解我们的保密规定，终究会有许多人知道这件事，尽管我也可能会因此获得某种完全是精神上的荣誉，但……”

　　安德罗波夫知道他是担心将来这样的事传到社会上令他难堪。

　　“您只管放心，我保证，我们的谈话不会在任何文件里面反映出来。这件事只有我们三人知道，任何书面的指示都不会有。无论是你们局长，还是我们驻美国的情报站长，一点消息也不会透露给他们的。跟莫尔金之间的联络暗语，请你们自己商定。我们通知驻纽约的头头，您是执行专项任务的，他不会向您提多余的问题，只负责在必要的时候配合您的工作。现在，清说第三个问题吧。”

　　“我担心，这一切会不会是对方的谋略呢？”

　　“这个问题我们也考虑过，”安德罗波夫说，“可以说99%不是。因为这位‘X’先生在美国是个有地位、受尊重的人物，秘密部门不敢冒如此大的风险让他参与这种微妙的行动。这种事会断送他的光明前途。所以……”

　　说到这里，安德罗波夫站起身来。尤里心想：看样子他好象是要结束这次谈话了。

　　“那么，这件事情咱们就谈好了，所有的细节请跟莫尔金具体商量。明天早上您亲自去告诉他您的决定。”

　　“是！”尤里站起来，象军人接受长官下达的命令。

　　尤里正要离开，安德罗波夫握住了他的手。

　　“我理解，这事对您确实不轻松。可是您是唯一的候选人……”

　　从安德罗波夫的办公室出来，尤里就直接回了家。他脚步沉重，心情更沉重。

　　本来，克格勃主席亲自交付的使命，他应该感到光荣，感到自豪，可干这种事，而且还要说服自己的妻子一块去干……妈的，这算什么事嘛！

　　这天晚上，尤里把妻子请到“阿拉格维”饭店作认真的谈话。

　　尤里一提这事，她就气哭了。她表示一百个不干。她大骂克格勃领导，骂他们是一帮道德沦丧的阴谋家。这完全是尤里预料中的，他给她讲圣经里的例子、伟大的侦察员的生活以及对祖国应尽的义务……但她不听这些。她还是一个劲地哭、一个劲的骂。

　　大概女人都有服从丈夫的天性。最后她骂够了，哭完了，终于平静地说：

　　“唉，要是这事真的对你这么重要，那我也就只好答应了。”

　　第二天早上，尤里向情报总局局长报告：她答应了。

　　这年9月份，尤里和妻子回到了纽约，来实施安德罗波夫交待的那宗交易。

　　这期间参加联合国例会的代表都到齐了，大家都紧张地进行传统的轮番会晤。

　　在一次尤里和妻子妮娜参加的会晤上，他们同那个“X”先生坐在了一起。要在以前，他可能只是简单问候一下就算了，但现在需要加深熟悉程度了。他的职业早已教会他如何停止和发展关系，更何况对方也怀有同样的愿望。

　　随着交往的增多，他们的关系发展得很快。没有多久，他们之间就没有礼节性的客套了。到了一起，他们互相用西德尼和尤里相称，他们的妻子则以丽丽安和妮娜相称。关键的一天终于来了

　　关键的一天终于来了。那天下午，西德尼夫妇邀请尤里夫妇到他们的家里去做客。当尤里和妻子妮娜驾驶一辆福特轿车，来到郊外西德尼那幢维多利亚风格的别墅时，西德尼和丽丽安早已在门里等着他们了。看得出，他们的到来使西德尼夫妇感到非常高兴。

　　主人首先热情地带他们参观了给他们安排的房间。尤里和妮娜安顿下来后，刚冲了个澡，就被锣声清到了游泳池边。他们在那儿喝了点开胃酒，主人已告诉他们以泳装作为“着装方式”。丽丽安站在游泳池旁，身上披着一条大毛巾。看到他们过来，便把毛巾脱了下来，只穿着窄窄的游泳衣。尤里知道他们的用意，因此向她投去欣赏的目光。他用眼睛的余光注意到，丽丽安抓住了他的目光，并满意地笑了一下。同时，他也捕捉到了西德尼那充满喜悦的目光。

　　开始了——尤里心中暗道。他给妮娜使个眼色，示意她也这么做。他决定不采取主动，而是随着主人意志顺水推舟。

　　已经到了吃晚饭的时间，但主人并没有请他们用餐的意思，而且厨房里连一点食品的气味也没有飘出来。尤里肚子饿得难受。他暗自南咕：真够呛！他们怎么搞的，真是没谱儿……

　　这时男主人却建议他们到海边去转转。尤里很高兴，因为到那儿可以找到一家咖啡店去吃点东西。丽丽安和妮娜往赤裸的身上罩了件轻薄的连衣裙，他们就出发了。

　　到了海边，他们把车停在一家食品店附近。尤里很快端回了四份没有什么滋味的食物和四杯可口可乐。尤里、西德尼和妮娜吃了起来，但丽丽安却不吃。她说：“我在控制饮食。要是一吃起来就控制不住了。”

　　尤里心说，大概就是因为这个才让我们挨饿吧。

　　肚子填了点东西后，他们沿着风景如画的海岸漫步，浏览琳琅满目的小商品摊儿，欣赏着码头各色各样的赛艇和美丽的晚霞。接着，西德尼请他们到“希福德”餐厅吃海鲜。

　　他们点了大个的乌贼。服务员就象给小孩子带围嘴似的给他们每个人围上了印有公司标徽的餐巾，丰盛的晚宴便开始了。大家都不说话，但都怀有同一种感受，紧张地等待着一件不寻常事情的发生。

　　从餐厅出来，已是满天星星，万家灯火了。他们驱车回到西德尼家。

　　他们来到客厅。客厅里铺着松软的地毯，茶几上摆放着盛满各色饮料的瓶子，还有冰块、压缩饼干和花生仁。没有开电灯，而是点的蜡烛。闪烁的烛光更具有浪漫的情调。尤里第一次来西德尼的这座别墅作客，他想，这一定是他们特意布置的。“我提议咱们看部电影吧……”西德尼说，“当然是‘少儿不宜’的……”

　　他挑出一盘录像带(那时录像机刚刚时兴起来)插进录像机里。他们并排坐在沙发上，妻子挨着各自的丈夫。西德尼给大家斟上酒，用俄语说了句“祝身体健康！”之后，全然不顾美国人的习惯，自己先干了一杯。

　　这是壮胆呢。尤里这么想着，也照样来了一杯。

　　女士们把自己杯中的酒喝干了。这两对夫妻都有点晕乎乎了。

　　影片的情节十分简单。讲的是一个可爱的、普通的家庭，夫妻双方开始感到厌烦了。镜头又转向另一个家庭，两口子都有另找新欢的想法，但还没有发展到跟别人去私通。尖锐的家庭冲突在两个家庭里发生了，夫妻间没有责任感，应付了事。互相缺乏吸引力(这些都在细节中表现出来)。两对夫妇走投无路，就去找性心理专家咨询。得到的劝告是让他们试试“换妻”的办法。

　　在一次晚会上，两对夫妻相识了。他们互相都感到对方有一种吸引力，也都意识到他们找到了合适的伙伴。接下来是在一艘游艇上，在舒适的船舱里，他们一起听音乐、唱歌、跳舞，然后就在那里做爱。早上，他们又带回自己的妻子。突然间，他们感到夫妻间发生了某种显著的变化。在丈夫眼里，妻子完全变了一个样：更有魅力，更吸引人了。

　　这一部看完后，西德尼说；“再看一盘吧。”说着又放起了第二部影片。这一部内容比第一部更刺激。

　　接下的情景跟电影里的情节就差不多了……

　　第二天上午9点，这两对夫妇正正经经地出现在饭桌旁，风度优雅地聊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似的。

　　就在尤里夫妇准备离开的时候，西德尼把尤里叫到一边低声说：

　　“尤里，丽丽安和我非常感谢你们所做的一切。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或许也是最后一次干这种事。可我从中得到了莫大的乐趣。现在我和你就象兄弟一样，我们要把这份情谊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天。为了你，我的兄弟，我没有什么不能做的。我的话可是绝对认真的！”

　　“谢谢，西德尼。”尤里说，“我不需要什么。但或许将来在什么时候，我会求您给我兄弟式的帮助……”

　　“请相信我吧。”西德尼搂着他，使劲地握他的手。

　　尤里向莫斯科发去一份电报

　　回到工作站，尤里向莫斯科发去一份电报，通报了这一步取得的成功。在站长能看懂的电文里，他采用了一些不易察觉的、别人不懂的暗语，这种暗语只有一个人能看懂，他就是在莫斯科的对外情报总局局长莫尔金。

　　当然，西德尼并没有成为莫斯科的间谍。苏联人也没有这个奢望。但是由于他跟尤里的特殊关系，每当莫斯科中心遇到难题，需要得到确切的解答时，就指示尤里去找西德尼。这样，莫斯科就会得到所需要的准确情报。他从没使克格勃失望过。

　　后来，纽约的情报站收到一份安德罗波夫用斯维利多夫的化名签名的致谢电报。这其中当然有尤里的一份功劳。可是对尤里来说，并没有什么光荣感和自豪感。他常常被一个问题困扰着，这个问题多次让他失眠：我们当时究竟干了些什么呀！每一次他又总是为自己辩解说，这是祖国的需要……

　　在美国的任期满后，尤里回到莫斯科工作，但仍保持着同西德尼的联系。需要的时候他们就在第三国会面。为此，他去过许多国家。最后一次同西德尼见面是在契尔年科死后不久。当时，弗拉基米尔·亚里山大洛维奇·克留奇科夫任伤报总局局长，他也从没怀疑过从西德尼那里获得的情报的价值。这次会面的地点，是在雅典，那是一个春天的温暖的傍晚，他和西德尼在一问露天餐厅里，如同上次一样，他们也是吃海鲜。西德尼回答完尤里的问题后，还给他讲一些对苏联一后几年的预测，这些话令尤里毛骨悚然。

　　第二天他就去找苏联大使——当时驻雅典的大使是安德罗波夫的儿子并要求尽快送他回国，虽然离这次出差的行期还有两个星期。他必须马上向中心议报所了解到的情况，而且要口头汇报，因为他没有文字材料来证实所听到的情报。

　　回到莫斯科，他没有象以往那样先写汇报材料，而是立即去求见情报局长克留奇科夫听着汇报，脸色越来越阴沉。看得出，这些情报证实了他已经掌握的情况。

　　“这份报告请你亲自打印两份出来。”克留奇科夫表情生硬地给尤里下命令“在其中一份上不要有台头，不注来源，也不要签名。”

　　不久，上边命令他切断与西德尼的联系，又过了不久，出人意料地把他调至了一个毫无意义的工作岗位上。尤里真想问问这是为什么。要知道，他在那个岗位上干了一辈子，这个决定可不是明智之举。

　　此后几年苏联的剧变，证实了西德尼的预测……

　　他一直保存着两块“希福德”餐厅的餐巾作为纪念，那上面有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的题字：“出色完成专项任务纪念”。

　　当人们问起这个题字的原因时，他回答说：“并不是什么大事。勃列日涅夫在维也纳会见瓦尔德海姆时我是贴身警卫……”

　　如今他已退役了，跟妻子住在别墅里，平时种种地。他们从不回忆那天晚在美国那栋房子里发生的事情，似乎就没有那回事。他们也从不提起西德尼这句名字。不过，当他们坐在电视机前看新闻时，偶尔也看到西德尼带着丽丽安到各国作正式访问。从飞机舷梯上走下来的丽丽安已显得有些苍老了，但仍保持着到苗条的身段和优雅的风度。……在越来越多的忧郁失眠之夜里，如烟的往事常伟在他脑海里亲绕浮现，包括那个“专项任务”。

　　对自己所做的那些工作，他越反思越困惑。他不止一次地自问：“我所做的一切，难道真的是祖国的迫切需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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