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玉华编译

　　编辑手记：日本的艺妓是一个神秘的群体，圈外人士很难接近。而俄罗斯女记者达丽娅·阿斯拉莫娃却想亲身当一回艺妓，让我们看看她的这段奇特经历吧。

　　最初，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太任性、太荒唐，我竟然想做———日本艺妓，哪怕一晚上也好。可是想想日本人对自己古老传统的讳莫如深和对外人的排斥，我便感觉这几乎是不可能办到的。他们怎么可能让我触及他们最神秘最优雅最细致的京都艺妓文化圈子呢？但是在我吃了一次不可思议的日本大餐后，在吃到进了嘴里还在动、到了胃里还“跳舞”的“醉小鱼”之后，我真正领教了日本文化的与众不同。作为记者的我决定为了体验艺妓们的生活来一次奇遇式的特别行动。

　　夜里来这里消遣的都是些衣着光鲜、喜气洋洋的男人

　　京都坐落在盆地里，周围都是山，是日本的古都，这里的建筑都不允许超过10层楼———佛塔的高度，以保留这里的古典风格和旧都的氛围。而最让当地人引以为豪的还是这里的祗园艺妓区。夜里来这里消遣的都是些衣着光鲜、喜气洋洋的男人们，其中很多是黑道中人，这从他们昂贵的穿戴和所剃的光头能很容易地判断出来。

　　最有意思的事莫过于夜里在祗园沿街闲逛了，我看到艺妓馆的门上都挂着一个小牌子，上写：只对会员开放。一个寻常的外国人想迈进艺妓馆的门槛比登天还难。透过小窗，可以听得见艺妓馆里酒意微醺的男人的说话声、年轻女人的浅吟低唱和她们轻轻的笑声。不过，她们的歌声在我这个不懂日语的外国人听来好像猫叫一样刺激神经。突然，门打开了，一个十六七岁的艺妓学徒走出门来，她的脸画得特别白，妆上得很重，好像是要参加化装舞会的那种画法。她迈着小碎步，走在街上，不时对偶尔经过的路人投去招徕的微笑。

　　为什么女孩子们愿意做艺妓呢？原因很多。或者是家传的职业，姐姐和母亲做过艺妓；或者是希望找个有社会地位又很富有的赞助人。一名叫幸子的16岁艺妓学徒的回答最特别：“因为我想与众不同。”

　　为了不搞乱发型，艺妓睡觉时恨不能把头吊在空中

　　年轻的艺妓学徒是京都的标志。她们是天生的尤物，情窦初开，说懂事又不懂事，每天按着男人们的意愿一点点变做他们所希望的那种女人。找艺妓消遣的费用很高，在京都，找一名艺妓陪一个小时的费用是每名客人500美元，所以如果是几个人一起去，而且超过两小时最好约一个晚会，费用大概3000到4000美元。

　　一名艺妓的个人开销也是很可观的，一件手工缝制的和服就要1.5万美元，如果租，2个小时也要100美元。每个爱惜自己的艺妓起码都有10件和服。另外她们花在头发上的钱也不少。她们都戴那种体积很大的古典盘头，打理它需要无数发簪、头油、发蜡和时间才行。因此艺妓们都十分小心地维护自己的盘头，为了不搞乱发型，睡觉时恨不能把头吊在空中。盘头坚硬得如同石头，戴着它小心翼翼地睡觉一定舒服不了。

　　艺妓们的开销起初由妈妈桑(艺妓馆的女老板)负责，她们支付艺妓学徒的培训费和各项日常开支。小姑娘们只要把开销账单打到艺妓馆就可以了，这样做就是为了刻意把她们娇惯成不食人间烟火的画中人，让她们超凡脱俗，或者说把她们培养得像旧式文化遗存的花朵一样娇弱，令人怜惜。等她们真正成为艺妓时，会有一些赞助人甘愿替她们买单，这些赞助人都不年轻，但财力雄厚，愿意负责她们的一部分开销，并慷慨馈赠厚礼。

　　一到京都我就在盘算，谁能做我的“赞助人”，想来想去最终落实了人选，这就是请我吃日本大餐的亿万富翁白川先生。他对俄罗斯女人很有兴趣，愿意支付1万美元，圆我的“艺妓梦”。

　　她们非常用力地涂抹，我的眼球被按得生疼

　　真正到了“做”艺妓那天，我紧张兴奋得如同第一次赴约会。我被带到一个艺妓们专用的美容院，两个年轻女孩让我坐到一面大镜子前，闭上眼睛。化妆师先在我脸上抹了一层粘粘的透明的糨糊状的东西，接着往这上面敷白色的粉。她们非常用力地涂抹，我的眼球被按得生疼，眼泪都出来了。接下来是艺妓们特有的化妆程序：涂脸。那妆艳丽得会让人完全失去本我，之所以画得那么浓重主要是怕妆被汗水冲掉。女孩子们在我的脸上起劲地忙活了半个小时，睁开眼睛的时候，我吓得从镜子边逃开了。我被画成了长着一副吓人吊眼梢的日本玩偶，脸白得让瓷器也会自愧弗如。我的妈妈无论如何是认不出我这个女儿了。相形之下，我的眼白反倒显得黄了，像得了肝炎似的。我的敏感的嘴唇也被涂上白色的“涂料”，只在上面画了一个小小的樱桃口。海明威把日本艺妓的嘴唇比做白雪上的一点血，看来是非常到位的比喻。艺妓们还要注意的是笑不露齿，因为无论牙齿怎么白，和脸的白比起来都相形见绌，一旦大笑，牙齿露出来，显得很黄，就大煞风景了。所以艺妓学徒们含蓄、神秘、优雅地微笑时，如同蒙娜丽莎一样只牵动嘴角的一点肌肉。而且，笑时，羞怯地用手掩住嘴是最经典的。

　　画完脸，化妆师让我去趟洗手间。一旦穿上和服我去方便一下都不太容易了。只有经验丰富的艺妓才能在穿着和服的情况下完成这本来很轻松的日常小事。因此艺妓们为了省事，都不穿内裤。在给我穿和服前，化妆师们花了很长时间商量怎么给我穿，她们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好像医生望着一个病入膏肓、无药可救的病人似的。主要问题是我的身材。我本来引以为骄傲的身高、纤细的腰肢和健美的大腿都不符合日本美人的标准。和服宽宽的腰带在我的身上缠了好几圈，目的就是要把我的“凹凸”都抹杀掉，女孩子们好像在码头上卸货似的，喊着号子：“一，二，用力！”当我最终被放开，直起腰来的时候，觉得呼吸都困难。

　　接下来是梳头。为了把假发戴上，她们往我的发根注入一种发蜡，然后浇上一种清漆。接着把假发低低地扣到我头上，直到额头。固定假发用了不知道多少发簪、发卡，还有其他东西。我因为被弄疼，高声尖叫，甚至干哭，因为怕冲掉脸上的妆，而不敢流眼泪。

　　化妆师们对我的哭叫置若罔闻，好像两个女人在认真地讨论该如何在澡盆里给小狗洗澡，是抓住前腿还是拎它的尾巴？而对小狗的惊恐叫声不理不睬。

　　一个艺妓学徒的全部行头大概有13公斤重。高高耸立在后脑上的盘头很重，压得头直往后仰。和服的袖子长长的，如果不掖好，会拖拉到地上。艺妓们还要穿一种重心在脚后跟上的木屐，如果像欧洲人那样迈步，必然要把鼻子摔烂。我刚一踏上木屐就差点摔倒，幸好别人及时地扶住我，并把我扶到门口。

　　出租车来了，我把自己分三部分“装进”车里

　　盛装华服的我迈着小碎步，颤颤巍巍地走在街上，好像一座佛塔在艰难地移动，我一边极力保持身体的平衡，一边想：在现代化的城市背景下，我这种装束的一个人在街头漫步是个何等滑稽的场景。出租车来了，我把自己分三部分“装进”车里，先是头，然后是身体，最后是脚。

　　我终于到了艺妓馆的晚会上，客人和其他艺妓学徒都已经到了，按规矩，我该跪着把隔扇门拉开，冲着客人们优雅地鞠躬示意。这一点我做到了。我因为不习惯这身穿戴而行动笨拙得如同大象一样，不过我还是尽量显得很婀娜地挪进屋里，并且用京都口音嘟哝了一句“欢迎光临！”本来还被教导了一句传统的晚会常用语：“我刚刚开始学习，请多关照！”但我无论如何没能掌握。这时我看到了我的“赞助人”，但他刚开始没认出我来，只是很漠然地看了我一眼。突然间他认出我来了，脸上呈现的惊讶表情简直无以言表。他所青睐的俄罗斯女人竟然变成了一个日本玩偶。

　　因为缺氧，我的眼睛都快变绿了

　　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我真是分分秒秒都在煎熬中。艺妓们应该上身挺直跪在地板上(其实臀部是压在脚后跟上的)，对客人微笑(但不能张嘴)，姿态优雅地给客人斟酒。5分钟刚过，我的脚就麻了，我换了一个姿势，身体重心往侧面歪了歪。一个年长的很有经验的艺妓弹起一种日本特有的乐器开始唱歌，我立刻感到浑身发痒，想歇斯底里地大叫———日本音乐简直让我快发疯了。两个艺妓学徒手舞着扇子在不大的舞台上开始跳传统的日本舞，看了这舞蹈，人们才能理解什么叫极其雅致细腻的礼仪姿势和极慢的转身动作。

　　过了一会儿，这个年长的艺妓终于感到不安了，“你们看看她，她好像不太习惯，感觉很不舒服。她的腰带缠得太紧了。”她指着我对别人说。我确实因为缺氧，眼睛都快变绿了。我身边的人一阵惊慌。我被人扶起来，并被小心地送上出租车，直接送到刚才去过的美容院。在那里，为了洗掉脸上的妆，用了半瓶洁面乳；为了洗掉头发上的发蜡，差不多用了一整瓶的洗发香波。我的第一次登台“献艺”就这样不体面地收场了。

　　我像是在一群色狼盯视下的一只小羊，死死地保护着自己的贞洁

　　和艺妓是不能有一夜情的，除非你愿意做个赞助人，甘愿负担艺妓的开支，而且不允许按次付费。和艺妓动手动脚也许会遭到她们半真半假的责骂。日本人花很多钱去找艺妓主要为了聊聊天，他们想寻求一种亲密关系，想得到更隐秘、更细致、更原汁原味的男女情爱。在他们看来，艺妓就像是他们的心理医生，她们让人赏心悦目。一个有经验的艺妓是很会说话，很会看眼色的，她们知道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知道什么话题能让客人感兴趣。

　　艺妓们不能出嫁，不能生子，如果犯了这些禁律，就不能做这个职业了。如果艺妓们真的和赞助人有了孩子，那也只能算在艺妓自己的名下。

　　在日本的最后一晚，我的“赞助人”还是向我提出要求，哪怕一次，我拒绝了，他很伤感地说，“我满足了你做艺妓的要求，你为什么不按规矩办事？”我也感到很伤感，但另有原因，其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我只感觉我像是在一群色狼盯视下的一只小羊，死死地保护着自己的贞洁。▲

　　《环球时报》(2002年07月08日第十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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