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学堂

　　●新世纪初，大国合作的步子加快，建立战略信任与合作的力度大大加强，中、美、俄、欧四大力量之间在国际安全问题上保持合作，其中以美俄、俄欧和中俄的合作最明显

　　●在未来10年大国关系调整过程中，最不确定的也许是中美关系，由于意识形态差异和台湾问题，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合作就不如美俄战略合作那样充实。但是，“9·11”事件为中美战略合作与建立战略信任提供了新的契机

　　●大国合作在未来10年左右的发展前景对于塑造21世纪的国际格局来说至关重要。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外交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近来，美俄关系出现大幅调整，美国的全球主导优势进一步显现，俄罗斯的“西进”战略越来越清晰。世人都很关心，这一国际政治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对21世纪国际格局的走向和中国的对外战略会产生什么影响。

　　实际上，美俄接近也不是近期才有的事情，而是俄罗斯长期“西进”和美欧逐渐接受俄罗斯这两种战略意识共同作用的结果。“9·11”事件和持续至今的“反恐战争”不仅凝聚了世界上所有大国在国际安全问题上合作的决心，更为重要的是加速了美俄战略合作的进程，加速了国际格局的演变。“9·11”事件是判断国际政治走向的分水岭，而美俄关系的调整标志着大国合作进入了新的阶段。

　　美俄关系调整标志大国处理相互关系的基调发生本质变化

　　“9·11”事件使大国间过去10年的战略摸底过程趋向终结和明朗化，尤其在国际安全领域。在调整关系的过程中，大国之间的动机越来越明显：大家都有意保持长期合作的局面。美俄关系调整标志着世界上主要大国之间处理相互关系的主基调发生了本质变化。结合冷战后大国合作的发展趋势，我们可以发现，在新世纪初，大国合作的步子在加快，合作的内容在逐步深化，合作领域在不断扩大，大国之间建立战略信任与合作的力度大大加强。大国在处理相互关系时主基调是寻求合作，而不是追求对抗；是减少纠纷，而不是增加矛盾；是建立战略理解和信任，而不是制造战略误解和误判。在大国关系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美、俄、欧四大力量之间在国际安全问题上保持持续合作，其中以美俄、俄欧和中俄的合作最明显。

　　以2002年5月底美俄签署《关于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和《美俄新战略关系宣言》、俄罗斯和北约签署《罗马宣言》并成立“俄罗斯—北约理事会”为标志，美俄关系和俄欧关系进入了新的战略互信与合作时期，对抗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在打击恐怖主义、国际维和与防扩散等领域，他们之间的军事合作还会继续加强。虽说三方相互之间不乏芥蒂，但战略疑虑的减少和战略信任的增强是显而易见的，而且这种主流还会继续下去。

　　中俄两国自冷战结束以来一直在追求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1年两国领导人签署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和创建《上海合作组织》就是这种努力的具体成果。俄罗斯的“西进战略”并不影响中俄战略信任与合作关系。中俄双方在维持全球战略稳定、建立多边军备控制和裁军以及防扩散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合作空间。在俄罗斯奉行的外交政策中，对俄美关系和俄中关系采取“不偏不倚”的中间路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普京总统将中俄关系比喻为“一架调整好的大机器”，它的零部件就是在各个领域不断扩大的联系和交流，而且“发动机”的工作靠自己的“能源”，并不取决于外部因素的影响。这也许是对中俄关系未来发展方向的最好定位。

　　在未来10年大国关系调整过程中，最不确定的也许是中美关系了。由于存在着意识形态差异和台湾问题，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合作就不如美俄战略合作那样充实。美国对中国的崛起抱有戒心，导致中美建立战略互信的难度增加。但是，“9·11”事件为中美战略合作与建立战略信任提供了新的契机。迄今为止，两国在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地区安全和世界经济稳定方面，合作还是比较默契的；在双边关系中，不断进行的高层互访和中美军事交流的恢复都将为中美两国建立战略信任创造条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仅会加强中美两国经济相互依存的程度和美国对中国崛起的理解，而且有助于提高两国共同关心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中美建立战略合作与互信有着内在的发展动力，中国作为地区大国不仅不会因外部因素(如美俄关系调整)而被边缘化，相反，由于参与大国合作，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反而会提高。

　　在打击恐怖主义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一种主导潮流和大国合作的主要内容时，大国间的摩擦与地区冲突也会受到压制。在新世纪初，大国领导人四处奔走，竞相斡旋民族矛盾和宗教冲突。这在中东危机、印巴冲突等地区安全问题上表现得非常明显。与反恐合作有密切关系的防扩散等跨国界问题也将是未来一段时期大国加强合作的领域。从这种意义上讲，“后冷战时代”已经结束。

　　目前大国合作现象有着不同于往昔的新特点

　　曾有学者将目前的大国合作与19世纪的“欧洲协调”相提并论。后者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沙皇俄国、英国、奥地利、普鲁士和法国五个主要欧洲国家之间的安全合作。但是，与100年前的欧洲大国协调相比，21世纪初的大国合作有着新的特点：

　　第一，目前存在着一个具有长期绝对优势的超级大国———美国，其他国家的实力此起彼伏，变化明显，这是一种非传统的大国均势局面。这种大国关系调整背景下的合作是历史上没有过的，而且在可预期的时间内，大国之间发生战争几乎是不可能的。

　　第二，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数字化时代，大国间相互依赖程度要远远胜过100年前。国际贸易和技术的发展带动了国际分工，也带动了资本、人才和资源的跨国流动。没有人会否认“9·11”事件对国际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造成的全方位冲击。这些特点构成了目前大国合作的基础。

　　第三，21世纪初的大国面对着共同的挑战：那就是全球性或称跨国界问题，包括恐怖主义、有组织跨国犯罪、环境保护、经济安全等等，它们构成了大国合作的条件。

　　第四，大国安全集团与局部整合局面在发展。继续扩大的北约和欧盟将涵盖几乎整个欧洲地区。美欧关系的成熟对形成大国安全集团更加有利，俄罗斯的“欧洲情结”也促使它向西方接近。从全球层次上看，这是一种不均衡的国际政治格局。

　　“单边主义”仍是大国合作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当前的大国安全合作局面很不稳定，有许多未知数。例如，大国合作力度是否会继续增强？大国合作会持续多久？如何看待大国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大国合作的势头中断，国际政治是否又要回到20世纪？这些问题如何发展将决定21世纪的国际格局走向。要回答它们首先要分析下列几个主要因素：

　　第一，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走向。由于具有其他大国不能匹敌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优势，美国在“9·11”事件发生后，强力推行单边主义政策，“反恐”与部署导弹防御体系“双管齐下”，已取得了成效，迄今未遇到大的国际阻力。最近美国政府又抛出了“先发制人论”，更加凸显单边行动的意志。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最近撰文指出，美国的外交政策中有时需要“单边主义”，但首先要推崇“多边主义”。目前还很难判断“先发制人论”是一种单边主义的军事策略，还是美国国防政策的基石。

　　第二，中、美、俄、欧、日等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如何演变和调整。就中美俄三国关系来说，美俄、中美、中俄相互保持合作势头，而且其中任何一种双边合作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不会针对第三方。然而，在“中国威胁论”嚣张的情况下，中国可能不得不更多地面对来自美国的压力，而俄罗斯则有意在全球大国政治中“退居二线”。在亚太地区，中美日三国关系有所不同。中国影响力的增强、日本在大国政治中的“怀旧情结”以及美国军事战略重点的转移，都可能为该地区大国关系的顺利调整增加难度。一旦地区热点问题发生重大危机，难保不会出现局部的大国对抗局面。

　　第三，地缘政治形势的走势。自美国打响阿富汗反恐战争以来，以欧亚大陆为中心的地缘政治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已经开始“立足”中亚地区。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对抗更加显现南亚地区重大的地缘政治作用。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政策取向涉及到大国利益。中国的台湾问题也越来越影响到该地区大国关系的调整。大国合作如何，取决于地缘政治的变化。

　　如果说冷战时期大国政治和军事关系的明显特点是充满敌意和紧张对抗，20世纪最后10年的特点是消除敌意和减少对抗的话，那么，在21世纪初，大国关系开始进入了建立战略信任和避免对抗的时代。根据目前大国合作的现状和存在问题判断，大国合作在新世纪初叶仍会继续下去，但并不顺利。如果大国间在处理相互关系和地区安全问题方面找到进一步协调和解决纠纷的办法，这种大国合作局面仍会持续发展下去，否则，大国实力兴衰可能引发的大国摩擦会增多，甚至导致大国合作局面结束。大国合作在未来10年左右的发展前景对于塑造21世纪的国际格局来说至关重要。

　　在新世纪初，美俄关系的变化预示着的大国合作趋于加强，大国政治的调整速度加快。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外交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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