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派记者◎鲁伊/记者◎邱海旭/主笔◎吴晓东

　　泰国正在进行的是全球最大规模的艾滋病疫苗人体实验，不管从国家道义还是医学本身，这都是一次巨大的冒险行为。泰国希望以这种方式为上一次全民族冒险后果寻找一条解决途径。

　　不过，政治学家认为，影响一种制度或者行为绩效至关重要的要素是“普通公民在公民社会中充满活力的群众性基层活动”。艾滋病蔓延曾经给南部非洲社会造成巨大灾难，显然，泰国政府决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一幕在泰国重演。但更为明显的事实是，泰国政府对预防这种危险的技术和社会手段准备不足。

　　这也让其他地区切切实实感到了威胁存在。中国不会以牺牲一代或者几代妇女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的发展，可地下性产业的泛滥和性行为的更加开放，在目前却是不争的事实。

　　在泰国人看来，他们并没有犯下比别人更严重的错误，但却有可能要承受世界上最为严重的痛苦。单纯从享受生活的角度出发，泰国人感到冤屈的观点没错，进一步的问题是:如何避免痛苦发生？

　　艾滋病疫苗的试验早晚会获得成功，但不是现在。那么，解决燃眉之急的做法是要泰国人改变性文化传统吗？人们不会忘记罗马公共浴室的历史，并不是没有人提出对罗马帝国的警告，但问题是靠什么力量去约束公众行为？

　　苏格兰人大卫·休谟讲过一个关于玉米的故事:“你的玉米今天成熟了，我的明天也可以割了。让我们来做件对双方有利的事吧，今天我给你干，明天你来帮我。我这可不是对你发善心，我知道你也不是。因此，我不会为了你的利益而费心尽力，我帮你干是为了我自己，是期望得到回报。我知道，要指望你感恩戴德也是徒劳的，是会令人失望的。”

　　按照哲人们令人感到失望的逻辑，人人都会发现合作是不理性的，所以，最终结局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烂在地里的玉米、过度放牧的草场和陷入困境的政府。

　　这个故事的泰国版本就是，人们无法为了公众利益去节制自己的行为，因为你无法保证别人也会节制他们的行为，从而使社会变得更加安全。

　　世界各地的男女都在寻找解决他们共同面对的问题的方法——更清新的空气，更有保障的工作，更安全的城市。当然，还要有更多、更有趣、更有魅力的性经历，不过，所有方法的指向还都在模糊之中。

　　惟一让我们感到安慰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玉米都烂到了地里。

　　在泰国的寺庙里感受艾滋病人死亡的味道:流转轮回，死生无常

　　从泰国首都曼谷向北160公里，是被泰国人称为“猴城”的华富里府。据说这里一度满城皆猴，当曼谷和华富里之间刚通火车的时候，许多猴子会跳上火车，一路坐到曼谷，大开眼界之后再乘车返回。

　　7月25日，记者驱车从曼谷前往华富里的普拉巴特纳普寺采访那里的艾滋病人医疗中心。我们只知道，目的地是一所由寺庙兴办的泰国最大的免费艾滋病人服务中心，在那里会见到什么，即使是在泰国生活了40余年的导游也并不清楚。快到普拉巴特纳普时，导游很紧张地向记者打听，同艾滋病人握手会不会感染病毒？说话呢？被这里的蚊虫叮咬呢？虽然泰国国家电视台每天都会播出大量宣传艾滋病常识的公益广告，但作为一名普通泰国人，他对艾滋病依然十分陌生。

　　走入依山而建的普拉巴特纳普，路两旁的热带丛林掩映着一栋栋蓝顶白墙的小房子。适值午休，外面的人并不多，许多房子门口铺着一块块花布，凌乱摆放着孩子的积木、翻斗车和各类玩具。漂亮的暹罗猫在台阶上打着呼噜，院子里的花花草草生机盎然。

　　然而，一接近寺院深处的第一病房和第二病房，死亡气息立刻扑面而来。即使是换药清洗期间浓重的消毒水味，也掩盖不住那种肌体慢慢死去、慢慢腐烂的气味。

　　工作人员带记者进入病房时迟疑了一下，问，你怕不怕？记者有点奇怪地问，都到了这里，有什么害怕的呢？小姐笑了一下说，第一病房的病人病情比较严重，看上去有点可怕，曾经有人当场昏倒。第二病房的病人情况好一点，样子也比较“体面”。

　　走进第一病房，很难不为眼前的景象所震撼。一个人居然可以瘦到这种程度，更何况眼前看到的是近30个这样瘦得可怕的病人。从手臂到胸口，乃至大腿小腿，身体每个地方都在溃烂，向外渗透着黄色组织液。生命的信号微弱到可以忽略不计，苍蝇在这些病人的嘴唇、鼻孔、眼角等部位肆意停留爬动，而他们甚至无力举起一根手指按动床边的护理铃。“在这里，每天都有2到3人死去。第一病房中的病人，大多活不过一周。”工作人员对记者介绍道。看着那些依然凌乱但人去床空的病床，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真真切切的死亡，竟如此近在咫尺。

　　正好是为艾滋病人进行清洁和换药的时间，七八名工作人员将大桶消毒液分别倒到小盆中，用沾湿的毛巾为病人清理身体上的污物。几乎所有病人都全身赤裸，只用纸尿布围住下体——在这里，没有男女，没有职别，没有高低贵贱，没有“礼义廉耻”，只有生死。

　　在缓慢而又从容地做着清洁工作的工作人员中，记者看到了有一双淡褐色眼睛的安妮。她是一位来自英国的志愿者，一年半以前来到普拉巴特纳普，此后断续在两国间跑来跑去。安妮说，像她这样的外国志愿者在普拉巴特纳普有很多，往往一个人回国了，会带回两三个新的志愿者。“我们并不都是教徒，但在普拉巴特纳普，我们觉得自己是个有用的人。我们为自己而骄傲，我们很快乐。”

　　并不是所有工作人员都抱有同安妮一样的看法。一直带领记者参观的那位英语极为流利的工作人员再三提到，在普拉巴特纳普的艾滋病人并没有机会用上专门针对艾滋病的治疗药物，这里的患者只有简单的退烧药或消炎药。“很多时候，我们为自己的无能为力、束手无策感到难过。”

　　面对像34岁的康察娜·让坎齐阿这样的艾滋病患者，很难不产生那种无力之感。这个清秀美丽的女子很容易让人误认为是一名色情业从业人员，然而实际上，她是来自清迈的一名普通家庭主妇。嘉宝(康察娜的昵称)是一名年轻母亲，她的丈夫因为经常出入泰浴，而使嘉宝染了艾滋病病毒。三年前，在检查中，她被发现HIV阳性，几个月前因病情恶化而来到普拉巴特纳普。她的一子一女目前寄居在清迈的父母家中——由于母乳喂养的缘故，这两个孩子很可能也感染了HIV病毒。带有荒诞意味的是，为嘉宝带来所有这些苦果的她的丈夫，居然安然无恙。

　　“我知道艾滋病疫苗试验的事情。”嘉宝的床边堆放着许多泰文报纸，工作人员说，其中好多是政府和艾滋病规划署发放的艾滋病研究动态通讯，“我肯定是活不到疫苗研制出来的那一天了，可我希望我的孩子们能够逃脱我的命运。”

　　在普拉巴特纳普，并不是所有艾滋病患者都像嘉宝这样无辜。同世界上其他一些艾滋病问题严重的国家相比，泰国的艾滋病人很容易让不太熟悉情况的人认为是“咎由自取”。看一下由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在2002年最新发布的一份关于泰国HIV/AIDS和性传播感染的统计报告，你会看到，截止到2001年底，在接受调查的181484名泰国艾滋病患者中，149699例通过异性性活动感染HIV病毒，占总数的82.5%。通过同性性活动或双性性活动感染HIV病毒的1935例，占总数1.1%。通过注射毒品途径(IDU)感染HIV病毒的患者8686名，占总数的4.8%。这三者合计共占全部调查人数的88.4%，构成泰国艾滋病患者的主力军。此外，母婴感染共8277例，占总数的4.6%。而在其他许多国家中严重的血液传播HIV病毒问题，在泰国，则成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小事。在上面的调查中，截止到2001年11月，所有通过血液传播感染的艾滋病人仅有57例，而且其中42例发生在1997年之前。体现在统计数据上，这一比例是0.031%。

　　如果说这份报告上的数字过于抽象的话，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国家间工作组童保罗先生的阐述可能更为直接:“目前泰国仍然存活的艾滋病人和HIV感染者中，绝大多数为泰国的色情业所赐。他们包括色情服务业从业人员，经常光顾色情场所的客人，以及那些客人的性伙伴、妻子或情人。”

　　记者在普拉巴特纳普的艾滋病人病房中，共采访了近20位艾滋病患者，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29岁的维拉蓬·威孟拉特萨纳。对另一位病人的采访还没结束，这个年轻人就向记者露出一个大微笑，伸出手来，用英语向记者打起了招呼。

　　介绍维拉蓬的时候，工作人员犹豫了一下，不知道应该称其为“he”还是“she”。后来，她换了一种比较委婉的说法，告诉记者，“这个年轻人对自己动过手术”——记者这时才明白，原来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人妖”。

　　虽然“人妖”被视为泰国特产，但其实，在泰国，男性选择通过手术方式变为女性只是一种个人性别取向问题。在曼谷大小街道和商场中，经常可以看见这种接受变性手术的人从事着从收银员到服务员等各类普通工作，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根本都没有想过要去从事所谓的“人妖表演”。不过，在生病前，维拉蓬的确是一名从事表演的“人妖”，并且是曼谷最出名的“人妖”之一。

　　“以前，人们和我照一张照片就要付100泰铢。”维拉蓬向记者伸出手来。这时候，这只是一双艾滋病患者瘦骨嶙峋的手。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像记者的一位同事说过的那样，艾滋病人常常会把你是否愿意与他进行肢体接触看作一种考验，考验通过了，他就会对你袒露心事。很显然，在握过手之后，维拉蓬变得非常兴奋。

　　这个来自泰国北部楠县的年轻人讲起他的母亲——一个看上去“年轻如他的姐妹的美丽女子”——时变得滔滔不绝，他讲她从前如何从家乡赶到曼谷去看他的演出，现在又如何给他写信，时常来看望他。他听到了记者同工作人员关于艾滋病疫苗的谈话，很感兴趣地问，如何招募志愿者，可不可以让他的母亲也参加。在临别时，维拉蓬一笔一划地在记者的笔记本上写下了他的名字，翻动着长长的睫毛，这个年轻人充满期待地看着记者:

　　“你会记得我的名字吗？”

　　“这样，你下次来这里，就能叫得出我的名字了。”

　　失范的代价:领取失业救济金的烂仔为泰国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外汇收入

　　曼谷时间的7月24日下午3时，这一天和接下去的一天都是泰国法定的“佛日”，泰国王室依照惯例，要为位于曼谷大王宫旁玉佛寺中供奉的翡翠佛像更换衣饰，以标志季节由旱季转为雨季，而所有的政府机关也都放假2天。虽然如此，这位星期三之友俱乐部的工作人员还是抽出个人时间接受了记者访问。

　　星期三之友俱乐部，是泰国红十字协会主办的专为HIV感染者和艾滋病人提供HIV检测、问题咨询和社区医疗服务的HIV感染者和艾滋病人自己的组织。当记者来到曼谷采访时，它的创始人桑亚·乌玛萨博士正在伦敦参加一个国际艾滋病非政府组织的研讨会，在电话里，她推荐会说英语的艾克向记者介绍相关情况。艾克并不是这个热心的小伙子的真名，他执意不肯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理由是“泰国人的名字都太长太难念了，你记不住的”。但是记者的泰国导游在采访完毕后提醒记者，艾克本人，很可能就是一名HIV感染者。

　　如果这一猜测是真的，那么艾克，是记者在泰国近距离见到的第一位HIV感染者。

　　走在曼谷嘈杂繁荣的大街上，你很难感觉到自己身处于一个艾滋病问题如此严重的国家中。翻开这个国家最大的英文报纸《曼谷邮报》，看到的新闻是“百万富翁涉嫌买凶杀妻”，“大象因难产死亡”，“公共厕所卫生状况堪虞”，“建议准许经营赌场以刺激旅游业发展”。在7月7日到7月13日召开于西班牙巴塞罗那的第14届国际艾滋病大会上，泰国公共卫生部传染性疾病控制厅的维罗普·泰尼奥博士宣布，将于年底在泰国举行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艾滋病疫苗试验。在国际艾滋病研究领域掀起一片波澜的这条消息，却并没有在大多数泰国人中引起太大的反响。在记者随机采访的曼谷人中，绝大多数人的反应是“不知道”，“似乎听说过”，“艾滋病？与我何干”。

　　但根据UNPOP(联合国人口分会)、UNAIDS(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WHO(世界卫生组织)截至2001年底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泰国国土面积:51万平方公里;人口:6358.4万;HIV感染者人数:67万;2001年因艾滋病死亡人数:5.5万;艾滋病人分布区域:全国76省。”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坐在泰国公共卫生部传染性疾病控制厅(Department of Communicable Disease Control，简称CDC)的办公室中，艾滋病疫苗协作小组的维帕·提亚姆差女士手指着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国家间工作组童保罗先生提供给记者的一份统计数据，很有些无可奈何地说:“这意味着，在泰国，无论你走到任何一个地方，在你遇到的100个人中，至少有一名是HIV携带者。甚至不止一名，因为确切的比例是1.79%。”

　　遗憾的是，如此高的感染比例并没有让泰国色情旅游业停步不前。

　　在一个著名色情网站的主页上，对泰国的色情旅游业是如此介绍的:“亚洲的性旅游总是奇妙无比的，但没什么地方能够像泰国一样提供种类如此丰富、最大程度焕发激情的性爱之旅。与世界各地其他卖淫业发达的城市不同，泰国的性服务价格可能是世界上最低廉的——在那些价廉物美的泰国女孩身上，你的激情将永无止境。”

　　因此有记者采访泰国旅游发展促进会的秘书长，提出的问题是，“面对世界经济增长放慢导致泰国经济增长减速的挑战，泰国如何确保‘一枝独秀’的旅游业持续稳定增长？”提出这个问题的记者，要不是从来没有去过泰国，要么就是刻薄得可以，因为在泰国，“一枝独秀”是一种专门针对女性观众的色情表演项目名称。

　　说到泰国旅游业，不可能不提到它的色情业。专栏作家沈宏非在本刊发表的专栏文章中写道，带着老婆或女友去泰国，迹近带叉烧包上茶楼。虽然说男人去泰国不嫖妓就算白去的说法有些夸张，但众多“泰国嫖妓旅行团”的存在和泰国色情业的高度发达都是毫无疑问的事实。在清迈和芭堤亚这样闻名世界的旅游城市中，性从业人员如过河之鲫，多不胜数。从最常见的妓女，到男妓、人妖、雏妓甚至孪童，每夜的过夜费通常只要500泰铢。

　　很难把泰国色情旅游畸形繁荣归结为某一方面的原因所导致。从历史上看，泰国的色情业渊源已久，越战期间美国的驻军只是促进了它的蓬勃发展，并开拓了泰国色情业的欧美市场。从地理环境上来看，在泰国的北部和东北部占泰国国土1/3以上面积的地区，气候干旱，人口众多，可供耕种的土地不足，而且许多山区和河岸的土壤非常贫瘠。加之该地区女性人数大大高于男性人数的现实情况和“一家不管二家事”的民风，使得泰国北部和东北部的女性从历史上就有流动到南部卖笑为生的传统。

　　有关当局对待色情服务业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近几十年来泰国色情业繁荣的最根本原因。“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泰国政府需要大量外汇，农业在整个国家经济中的地位严重下滑，转而让位给能迅速产生效益的旅游业。而为了吸引外国游人，泰国政府强化了某些旅游项目，比如，色情业。”《曼谷邮报》上的一篇评论文章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问题。

　　如果不考虑道德问题，可以说泰国的旅游业政策是行之有效的。目前，单纯的旅游业产值已经占到泰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0%左右，赴泰旅游人数从1990年的520万人次增长到2001年的1000多万人次，而且赴泰游客在泰国的平均逗留时间也有所延长。不仅如此，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2001年12月12日发布的一份题为《从虐待中受益》的报告，色情业更占到了泰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到14%。

　　“泰国的外国人在整个东南亚国家是最多的。”不止一个人向记者这样说起。走在曼谷著名的“欧洲街”上，到处金发碧眼，几乎会错认为到了欧洲国家。到泰国旅游的外国人通常在本国不是什么有钱人，在泰国，实在也不需要怎么特别有钱——“欧洲街”上的小旅馆每天只要300泰铢，1500泰铢可以在曼谷租到一间有空调的房间，3000泰铢可以包养一个相当好的泰国妓女一个月。“来泰国的好多外国人都是在本国领救济金为生的烂仔。”记者的泰国导游如此说。

　　不管这些人是烂仔还是绅士，他们带来的外汇却是实实在在的。“泰国政府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他们以牺牲一代或两代妇女的代价，换取经济的振兴。”一位学者对记者说道。

　　然而，至少从目前亚洲各国从金融危机中的恢复状况来看，这个算盘并不那么如意。当1984年泰国首次发现艾滋病时，普遍看法是，这种疾病将只局限于那些来自海外的旅游者身上以及同性恋或注射吸毒者一类的小范围高危人群中，只是一种“微小的代价”。但实际情况是，色情业的繁荣所吸引的，绝对不仅仅只是外国游客。在80年代，仅在曼谷一地，经常出入泰浴或按摩室等色情服务场所的泰国本地男性人数就已高达成年人口总数的1/4强，而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成为后来两次艾滋病疫病爆发高潮中的主力军。

　　80年代末爆发的艾滋病疫病高潮期间，在清迈，44%的色情业从业人员感染HIV病毒。到了1994年，泰国全国色情业从业人员的HIV感染率达到31%，从而引发艾滋病在色情场所光顾者、家庭主妇和儿童中的发病率激增。目前，泰国成年HIV感染者有65万，成年女性感染者22万。数目庞大的艾滋病人和HIV感染者给整个社会带来的经济负担数以亿计，而截止到目前遗留下来的29万无家可归的艾滋病孤儿，更为泰国未来的发展前景抹上了一道浓重的阴影。

　　问题并没有到此为止。

　　吸毒，尤其是注射毒品的广泛使用，正在成为新一轮HIV病毒和艾滋病传播的主要原因。“在最近每年新增的30000名HIV感染者中，绝大多数是同注射毒品相关的。防不胜防，无能为力。”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童保罗先生提到这一点的时候，紧紧皱起了眉头。

　　记者在曼谷所住的酒店附近，就是这个城市最著名的“男人街”。入夜之后，在大大小小灯红酒绿的泰浴和按摩室门外的街上，经常可以看到聚集在一起的几辆货车和摩托车。记者的泰国导游介绍说，那就是泰国人口中的“疯药”(安非他明)的交易所在。

　　在普拉巴特纳普寺艾滋病医护中心，记者采访过一位名叫尼孔-潘宁的患者。这位37岁的曼谷摩托车司机过着一种在泰国中低收入阶层中非常普遍的紊乱生活:酗酒，注射毒品，吃疯药，嫖妓，同性恋。“泰国是个娱乐形式多样的国家”，一本泰国旅游局印发的旅游小册子如此介绍，然而，对许多中低阶层的泰国人来说，他们能够承受的娱乐形式，往往带来的后果是毁灭性的。

　　“他并没有犯下比别人更严重的错误，而承受的，却是世界上最大的痛苦。”为尼孔擦拭身体的他的母亲对记者说。

　　另一位艾滋病患者，36岁的水手素希·萨普密可能因为自知不久于人世，说起话来显得十分直言不讳，他说:“哪一个城市都有妓女，到处都能买得到疯药，根本没有人来管，这是对艾滋病最大的纵容。”

　　一个国家的救赎:即使调动全社会力量，也难以阻挡已经放出来的魔鬼的速度

　　素希从前的一个同事也是艾滋病患者，他们的遭遇大致相近:在各个港口逗留期间寻花问柳排遣寂寞，偶尔服食或注射毒品寻求刺激。所以，他们大多数并不确定自己感染艾滋病毒的真实途径。素希的同事在两年前就已发病，参加了某国际大型制药公司的艾滋病药物试验，但在试验过程中，就已死去。素希坚持认为他的同事死于药物的副作用，因此对制药公司的药物试验非常不满。“我们这些泰国人在那些公司的眼中，同小白鼠的惟一区别就是，我们是人。”素希对政府也很不满，“我大约是在1995年的时候感染的艾滋病，那之前，根本没人告诉我艾滋病是什么。发病之后，即使是官方医院，检测和治疗费用也高得惊人，根本无力负担。政府官员只会作报告，根本不来理会我们的死活。”

　　坦率地讲，素希的看法其实有失偏颇。如果单从艾滋病的防治工作这一方面看，泰国政府无疑是国际公认的做得最好的发展中国家之一。

　　在亚洲，泰国是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为注射毒品使用者(IDU)、女性色情业从业人员(FSW)及其顾客提供HIV和艾滋病疫情宣传手册的国家。1990年，由多个政府部门联合组成的国家艾滋病预防和控制委员会(National AID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ommittee)宣告成立，由泰国总理担任委员会的负责人。从那时起，在全国76个府逐步建立起艾滋病检测机构。此外，泰国政府同联合国协作，通过各种宣传渠道建议泰国男性减少光顾色情场所次数，并在色情业从业人员中推广“100%避孕套项目”。通过这些措施，泰国光顾色情场所的成年男性人数从总人口的25%降低到了10%，而避孕套在色情业从业人员中的广泛使用，也使色情业的HIV病毒感染率从90年代中期开始逐年降低。

　　泰国政府与国外政府、制药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在艾滋病问题上的协作，也得到许多业内人士的称道。2002年6月10日，世界艾滋病基金向泰国提供了1400万美元用于泰国的艾滋病预防和艾滋病患者治疗经费。仅此一项，就占据了泰国政府艾滋病研究预算的半数以上。在泰国最著名的朱拉隆功大学和马希顿大学，以及红十字会和基层卫生组织，经常能够看到世界卫生组织、国外著名基金会和著名制药公司的合作项目。许多大的制药公司也把泰国作为自己的最新艾滋病药物和艾滋病疫苗的试验基地。这些国外注入的研究资金和研究力量不仅对泰国的艾滋病研究意义重大，对整个国家的基础医疗体系的建立，也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与泰国政府和外国组织并行的、可能也是泰国这个佛教国家中所特有的为艾滋病人提供帮助的所在，是像普拉巴特纳普寺这样的寺庙。寺庙中的僧人使用自己配制的草药为病人治疗各种疾病，在泰国渊源已久。位于曼谷以北沙拉武里府的图姆克拉布克寺是泰国最早一家免费收容吸毒者以及各类传染病患者并为其提供医疗服务的寺庙。在1992年到1996年间，这里每年都要收容3000名以上的各类患者。然而，对于艾滋病这种世纪顽疾，图姆克拉布克寺传统的、使用山竹壳等草药配制的药品所能起到的效果非常有限。当记者闻名来到这里时，发现在2002年，此处收容病人的人数已经下降到不足300人。

　　普拉巴特纳普寺所采用的，是另外一种方法。这里的主持普拉库阿彤·丹查纳特大师运用自己的号召力，使用来自各方的捐赠建立起了相当现代化的医院式医疗服务中心，为艾滋病人提供西医药物治疗。截止到目前为止，这里先后收治的艾滋病患者人数已达8万多人。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没有能够阻止、甚至哪怕只是延缓HIV病毒在泰国日益严重的蔓延。政府的各种举措对HIV病毒在注射毒品使用者(IDU)及其性伙伴和子女间的迅速传播无能为力。在1997年的金融危机中，许多外国基金会和捐助者都因为经济问题离开了泰国，此后再也没有回来，而泰国政府也因为财政紧张而缩减了用于艾滋病研究和治疗的预算。“这个影响是深远的，它的恶果，可能要到几年之后才显示出来。”马希顿大学疫苗研究中心的一位研究人员对记者指出。而像普拉巴特纳普寺这样的地方，所能做到的，只是为濒死的艾滋病人提供临终关怀式的照顾，甚至都不能为其提供针对艾滋病本身的药物。

　　“疫苗，我们的惟一希望在于疫苗。”泰国红十字会的一位工作人员在电话中对记者如是说。

　　寄希望于疫苗:在并不乐观的前提下，这也许是最后的宣战

　　从某种程度上，寄希望于疫苗可以说是绝大多数泰国艾滋病工作者的共同想法。在维罗普·泰尼奥博士宣布在泰国举行最大规模的艾滋病疫苗人体试验之后，对疫苗的成功率并不抱太大希望的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性疾病研究所负责人安东尼·法奥希指出:“即使这次试验并不成功，我们也能够从中学到某些东西。”而哪怕只是能够延缓一下HIV病毒的传播和艾滋病病情的发展，都已经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简称为CDC的传染性疾病控制厅，是泰国公共卫生部下属的一个专门研究预防与控制艾滋病、脊髓灰质炎、疟疾、丝虫病等疫病的政府机构。从90年代初期，CDC就开始与国际组织和国外政府及非政府组织协作，共同寻找解决泰国严重的HIV和艾滋病问题的办法，并在减少性交易从业人员的HIV感染、母婴感染和艾滋病疫苗研制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7月9日，在召开于西班牙巴塞罗那的第14届世界艾滋病大会上，CDC的负责人维洛普·泰尼奥博士宣布，泰国政府将同美国政府合作，从今年9月起，在泰国展开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艾滋病疫苗人体试验。维洛普博士指出，这项耗资3900万美元的艾滋病疫苗试验，标志着“泰国十余年来谨慎计划和预防(艾滋病)活动的最高峰”。

　　即将进行的艾滋病疫苗人体试验，已经是在泰国举行的第三阶段的艾滋病疫苗试验。“我们必须看到，每年仍然有29000泰国人感染上HIV病毒，而注射毒品所引起的HIV病毒传播问题日益严重。此外，在另外的人群中，如家庭妇女、儿童和青少年，他们的HIV感染率也有增加的趋势。为了保护这些人群，尤其是对国家的未来意义重大的儿童与青少年免遭艾滋病侵害，我们必须在原有的预防措施基础上，找到一种新的、更加有效的、意义更为重大的途径，保护6000万泰国人民在未来的健康和安全。这种新的途径，就是艾滋病疫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CDC本次艾滋病人体试验泰国方面的负责人素帕猜·叻克斯-尼加姆博士如是说。

　　由于泰国流行的HIV病毒属于“E”型和“B”型病毒，与其他国家的HIV病毒并不相同，泰国政府必须与其他的国家及研究机构积极合作，找出专门针对泰国HIV病毒的疫苗，从而使这种疫苗能够尽快的在泰国得到应用。此外，泰国政府此前在防治艾滋病方面与各国的良好合作实践，以及泰国丰富的资源，也构成了在泰国举行大规模艾滋病疫苗人体试验的基础。此前，在泰国，艾滋病疫苗的相关试验已经进行了10年之久。“已经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用作试验的艾滋病疫苗是安全无害的，并且能够增强身体的免疫力，我们相信，它很有可能成为解决艾滋病问题的希望所在。”

　　在即将举行的这次试验中，将采用双疫苗策略。应用到的两种疫苗分别是法国安万特巴斯滕(Aventis Pasteur)生产的ALVAC和美国VaxGen公司生产的AIDSVAX。ALVAC是一种基础疫苗，它能够驱使人体产生白血球，杀死感染HIV的细胞，因此也被称为“杀手”。AIDSVAX是一种来自HIV病毒外膜的蛋白质，可以刺激人体产生抗体，袭击血液中的病毒，因此也被称为促进疫苗。研究人员希望这两种疫苗结合起来，可以成功地防止HIV病毒的感染。作为这两种试验疫苗注册前的最后一次有效性试验，研究人员试图通过本次试验，发现该疫苗是否能够防止HIV感染、缓解病情的发展以及减少HIV病毒在人群中的散布。

　　素帕猜博士对记者介绍道，在这次预计有16000名志愿者参加的艾滋病疫苗人体试验中，在最开始的一年里，主要的工作是寻找、挑选和选定志愿者。此后的6个月中，为志愿者注射疫苗。而在随后的3年中，每6个月跟踪一次志愿者的试验结果。试验采取“封闭式”，也即“双盲”的实验手段。志愿者被分为两组，一组给予真正的艾滋病疫苗，另一组则使用对人体无害的安慰剂。无论是志愿者本人还是工作人员都不知道其使用的究竟是疫苗还是安慰剂。志愿者将生活在相同的环境中，给予同样的咨询和照护。

　　在试验的最初一周和第四周，研究人员为8000名志愿者注射基础疫苗，而给另外的8000名志愿者注射安慰剂。在第12周和第24周，除了基础疫苗，还将增加注射促进疫苗，而对照组依然注射相应的安慰剂。3年后，CDC再对试验情况解密，检验使用疫苗和安慰剂的志愿者在感染HIV病毒的比率上到底有何不同。

　　谈到未来的试验前景，素帕猜博士显然持乐观态度。他指出，通过此次试验，泰国人民有机会比其他国家的人民更早的得到可以防治HIV传染的疫苗，并且是专门针对泰国自己的HIV病毒类型的疫苗。其次，作为艾滋病疫苗研制开发的参与国之一，泰国政府将会有更多的机会在未来的艾滋病疫苗价格上同生产商讨价还价，从而帮助泰国人以较低的价格获得疫苗。另外，通过参与试验，泰国的医务人员可以大幅度的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与国际水平接近。最后，如果艾滋病疫苗真的研制成功，有效制止HIV和艾滋病在儿童和青少年中的传播，对泰国的未来将是意义深远的。

　　然而，对于这次试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素帕猜博士这样的乐观。

　　“你说的，是hope in vial(药瓶中的希望)，还是hope in vain(徒劳无望)？”

　　在曼谷MBK购物中心顶楼的饮食广场中，朱拉隆功大学医学院曾参与艾滋病疫苗开发与试验的一位研究人员在一片嘈杂中同记者玩起了文字游戏。同许多从事着艾滋病疫苗研究的专家一样，他对艾滋病疫苗的前景不甚看好——虽然每时每刻都在努力的去寻求希望。

　　最初的时候，没有人想到这会是如此之难的一件事。当导致艾滋病的HIV病毒在1984年被确定出来之时，当时的美国卫生与公共事业部部长玛格利特·海克勒曾经信心十足的预测道，一种能够对付艾滋病这一恶疾的疫苗一定将在两年内问世。

　　而事实情况是，近20年过去了，全球感染HIV病毒的人数已高达4000万，仅在去年，就有300万人因艾滋病而死。但到目前为止，在全世界的各大研究机构中，还没有一种艾滋病疫苗能够显示出令人信服的效果，也没有一种从试验阶段走入临床。最近，美国某个艾滋病组织在网页上进行了一项关于艾滋病疫苗的调查。结果是，97%的HIV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认为，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甚至不可能等到一种哪怕是部分有效的疫苗的出现。

　　在1990年左右，科学家们曾经以为可以在那些长时间携带HIV病毒但却并未感染的人身上寻求发现艾滋病疫苗的灵感。然而结果令人失望:虽然比常人晚，但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人最终还是没能逃脱艾滋病的魔爪。而他们的长期不发作，往往是自身免疫系统强壮和HIV病毒力量微弱的综合结果。他们是幸运儿，但却不是“耶里亚”。

　　即使是目前被认为最有希望首先成为通过FDA许可的艾滋病疫苗AIDSVAX，在最近完成的第三阶段测试中，也只能将试验者感染HIV病毒的可能性降低30%。虽然生产该种疫苗的Vaxgen公司总裁指出，在1954年研发的第一种脊髓灰质炎疫苗当时只有60%有效，但在推广后却迅速而有效地遏制了美国的脊髓灰质炎发病。然而，哈佛医学院的两位研究人员近来通过计算机建模得出的计算结果是，一种只有30%有效的疫苗即使被90%的人所使用，但如果这些人不改变以往的危险生活方式(如吸毒者的共用针头行为)的话，疫苗根本不可能减缓艾滋病的传播。而要使这些高危人群获得免疫，疫苗的有效率必须达到75%以上。

　　在这个层面上，艾滋病疫苗人体试验的局限，或者说是自相矛盾之处再次暴露出来。要证明一种疫苗有效，必须验证它能够使疫苗注射者在注射后产生可靠而确实的免疫力，能够抵抗病毒的侵袭。然而，在目前所有的艾滋病疫苗人体试验中，一方面研究人员为志愿者注射疫苗，但另一方面，为了确保志愿者的安全，研究人员在试验过程中又会反复告知志愿者避免继续高危行为，使用避孕套、清洁针头等防护措施。在这种情况下，疫苗的真实有效性就很难判定出来。而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研究人员又势必不能听任志愿者的任意胡为。“这有点像一种悖论，类似上帝能否造出一块他自己搬不动的石头。”朱拉隆功大学的这位研究人员说。

　　然而，在会面即将结束的时候，这位研究人员沉吟了一下，说:“我还是希望这次试验能够进行。再渺茫的希望，也还都是可能，不是决不。在一切未知之前，中途放弃任何一种尝试，都将可能造成难以弥补的遗憾。”

　　这位曾经留学法国的研究人员笑了一下，问记者:“你知道西西弗的故事吗？”

　　专访普拉库阿彤-丹查纳特大师

　　三联生活周刊:普拉巴特纳普寺为艾滋病人免费提供医疗服务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

　　普拉库阿彤:普拉巴特纳普寺建立于20年前，1992年，我和其他一些僧人发现，许多艾滋病患者在丧失劳动能力后流离失所，即使有家人照顾，也都因为不了解正确的护理方法而不能很好帮助这些病人。艾滋病到目前为止还是一种不治之症，出于佛家的慈悲精神，我们认为有必要为这些即将死亡的患者提供生命最后阶段的最好照顾——无论是医学上的还是从精神上的。从那时候起，我们开始建立普拉巴特纳普寺艾滋病人医护中心，迄今为止已有11年历史

　　三联生活周刊:工作人员来自哪里？

　　普拉库阿彤:目前，普拉巴特纳普的工作人员常年维持在70名左右，主要由护士、尼姑和志愿者构成。普拉巴特纳普的外国志愿者很多，他们大多数来自英国、德国和法国。

　　三联生活周刊:普拉巴特纳普的所有医疗服务都是免费向HIV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提供的，那么，经费是从哪里来的呢？

　　普拉库阿彤:普拉巴特纳普的运行经费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分别是政府补助和外界捐助。来自政府的资金每年只有100万泰铢，绝大部分经费来自捐助，每年捐赠总数在7000万泰铢左右，其中包括捐赠的供艾滋病人居住的建筑物和医疗用品等。

　　三联生活周刊:普拉巴特纳普是否接受过来自国外慈善机构、研究机构或医药公司的捐助呢？

　　普拉库阿彤:目前为止，只有德国的塔拉基金会(TARA Foundation)为我们提供了每年700万泰铢的捐助。

　　三联生活周刊:有没有国外制药公司向普拉巴特纳普提供过相关的艾滋病治疗药物？艾滋病人的药物都来自哪里？

　　普拉库阿彤:到目前为止，普拉巴特纳普所有的治疗药物绝大部分是泰国本国生产的，包括政府赠送和我们自行购置的药物，所有的药物都是一些普通的治疗药物，比如退烧药和消炎药等，只能做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普拉巴特纳普目前没有使用治疗艾滋病的药物。-

　　“最后的宣战”——专访素帕猜-叻克斯-尼加姆博士

　　7月26日，在曼谷市郊的CDC总部，忙于接受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项目审核的泰国艾滋病疫苗人体试验泰国方面的项目负责人素帕猜·叻克斯-尼加姆博士在本刊记者请求下，终于答应以书面方式接受《三联生活周刊》关于此次艾滋病疫苗人体试验的采访。

　　三联生活周刊:本次艾滋病疫苗人体试验所使用的疫苗是否安全无害？会不会出现外界担心的让志愿者感染上艾滋病毒的情况？

　　素帕猜:我们所使用的疫苗是通过基因方式合成的，不是直接使用HIV病毒作为疫苗，因此，参加试验的人绝不会因为注射疫苗本身而感染上HIV病毒。而作为从10年的艾滋病疫苗试验中选取的最好疫苗，我们坚信这两种疫苗对人体安全无害，并且可以产生对HIV病毒的抵抗力。

　　三联生活周刊:什么样的人可以申请成为本次试验的志愿者？

　　素帕猜:本次疫苗试验共准备招募16000名志愿者，志愿者条件是20至30岁的男性或女性(或18至19岁的已婚人员)，有身份证，身心健康，没有精神类疾病，不是HIV感染者或艾滋病患者，不是文盲，能够依照预约随时与医生或医务人员会面，能够在3年半的时间中持续参加试验。

　　三联生活周刊:无论如何，艾滋病疫苗试验对志愿者来说，都是一项带很大风险的活动。CDC有没有想过采取某些措施来确保这些志愿者的人身安全？

　　素帕猜:在注射之前，我们会将整个试验计划的详细情况告知志愿者，并抽取志愿者血样进行HIV/AIDS检测。我们还会进行认知程度测试，确保志愿者充分理解自己的选择。最重要的，对于女性志愿者，我们会首先化验她们的尿样，确定其是否怀孕，以及是否正在使用母乳喂养孩子。我们还会告知妇女在试验期间避免怀孕，以防产生不利影响。在整个试验的3年中，志愿者每6个月都会接受一次检测，跟踪试验结果。我们选取的试验疫苗，是从10年来的累次试验中挑选出的最好的疫苗，符合国际标准。他们的安全性也得到了泰国国家控制和防治艾滋病委员会的科学验证。尤其重要的是，泰国公共卫生部的试验安全监察委员会将随时对试验进程进行监控，一旦产生志愿者身体方面和试验过程上的危险迹象，委员会将命令即刻终止试验。

　　三联生活周刊:CDC有没有考虑到，参与艾滋病疫苗试验可能给志愿者带来身体上和生活上的各种不便或负面影响？我们又将如何补偿这些志愿者？

　　素帕猜:负面影响的确存在。比如，志愿者可能要花费许多时间同医生会面，要接受抽血检测和疫苗注射，而妇女在此期间内不能怀孕。同时，同其他的疫苗一样，艾滋病疫苗也会在志愿者注射部位产生红、肿、痛、热等反应，有些志愿者还可能会发烧、头痛以及浑身酸软无力。由于疫苗刺激身体产生抗体，当进行普通的血液检查时，可能会出现“假阳性”反应。CDC考虑到这些可能的影响，尽力从各方面给予志愿者最大程度的关怀和帮助。因检查和注射所引起的费用，CDC给予赔偿和补助。-

　　中国艾滋病疫苗人体试验--明年年初

　　——专访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免疫室主任邵一鸣博士

　　邵一鸣博士是国家重大项目如863和973中艾滋病研究的总牵头人，还承担多项国际合作课题。开创了我国艾滋病毒分子流行病学研究，在我国HIV流行株疫苗研究上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三联生活周刊:您去年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中国将于今年下半年开始艾滋病疫苗人体试验，目前这一试验的前期准备如何？试验能否如期进行？

　　邵一鸣:中国艾滋病疫苗人体试验的时间可能要延迟到明年年初，现在还处于申报阶段。前期准备工作其实早就开始进行。现在中国流行的主要艾滋病毒株包括泰国B型和印度C型，这两种病毒90年代中期在云南发生了重组，变成一种杂交病毒，并且扩散到十几个省市。为了跟踪了解艾滋病病毒的传播趋势，我们着手建立一个全国性数据库，这个工作从90年代初开始，首先掌握云南省的艾滋病流行趋势。从1996年到1998年，做了第一次全国艾滋病毒分子流行病学调查，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通过基因分析结合常规流行病学调查方式，勾画出整个中国艾滋病流行、演化的趋势。

　　目前我们已经掌握了近2000多个疫区流行HIV毒株的资料，任何一个感染者的资料报上来，就可以算出他跟哪个地区的病毒靠得比较近，我们称之为基因距离，另外根据艾滋病进入人群后变异的速率，以及在某个人群中艾滋病病毒变异程度大小，来推算出这种病毒在该人群中流行的时间。通过这两种关键数据，就能把全国艾滋病流行的趋势勾画出来。这项工作不仅对政府防治工作提供很好的资料帮助，对于艾滋病疫苗的研发和试验具有更大的指导意义。在一个地区使用疫苗前必须弄清楚该地区流行哪种毒株，因为不同类型病毒间的交叉保护是很困难的，例如去年的流感疫苗到今年就没用了，艾滋病病毒的变异度比流感病毒大得多。第二个意义在于，在整个过程中我们为疫苗的研制积累了大量数据，对各种流行毒株进行了全基因克隆和分析，每种基因的结构以及特定的突变都搞得很清楚。

　　三联生活周刊:目前全世界进入人体试验阶段的艾滋病疫苗已经有30多种，而且有些已经进入三期临床，我国艾滋病疫苗的的研制工作处在何种水平？和国外相比有哪些困难和优势？

　　邵一鸣:困难首先在于资金和人力的不足，很多国家有几十支研究队伍，我们只有几支。1998年时，国家对艾滋病防治的全部投入只有几百万美元，分到疫苗开发项目上的钱只有几万美元，国外同类项目的资金比我们多出百倍。我们基本上是“欠债干活”，这样一种研发模式要担负很大风险，如果做不出来，没有人会替你买单。

　　中国艾滋病疫苗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将防治和研究相结合，国外研究和防治分得很清楚，甚至研究也要细分，每个阶段都有专门的课题组去做，精力比较集中。我们经费和人力太少，只能什么都做。不过这样也有好处，能够得到地方上大力支援。比如我这个实验室下面有1800个实验室，国外研究组要拿样本的话会很困难，而我们在给国家做培训，做网络发展，支持地方建立HIV检测系统的同时，可以组织大规模分子流行病学的研究，能够得到大量样本。同时提升了地方艾滋病防治的水平，所以很多地方愿意承担一定现场费用，这是一个很好的合作模式，使得一些隐含的资源得到了充分挖掘和利用。此外中国艾滋病疫苗研究还拉入大量国际合作，在这方面，很多发达国家的专家都非常愿意帮助发展中国家，只要我们能有一个完善的设计规划。

　　国际上研制艾滋病疫苗的现行做法是八仙过海、各使各的招，但现有的思路都有缺点。有位美国记者跟踪了10年艾滋病疫苗研究情况，写出了一本书,书名叫“Shot in the dark(在黑暗里开枪)”，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所以从科学上讲我们与别人仍然处于一个起跑线上，技术上美国占绝对优势，但我们有很好的现场积累，建立了庞大的检测体系，对本国艾滋病毒的变异情况非常清楚。

　　三联生活周刊:和国外相比，中国在研制艾滋病疫苗的思路、方法上有没有差别？

　　邵一鸣:明年初进行的试验将是1993年以后中国第二次人体疫苗试验。此次试验将把一种核酸疫苗和一种活载体疫苗联合使用，这是基于艾滋病病毒本身的特点，单一药物与疫苗都是不够的。核酸疫苗是和德国科学家合作研制的，知识产权属于两国，由一家英国公司生产。活载体疫苗由北京生物制剂研究所生产。将来我们还将开发蛋白疫苗。

　　我们还有一个二线疫苗处于基础研究阶段，它代表了一种新的思路。中国曾经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支慢病毒疫苗——马传染性贫血疫苗，艾滋病也属于慢病毒，这个思路就是以马传染性贫血疫苗为参照，在它的原理上研制艾滋病疫苗。国际上对这种思路很重视，不少国家请求将该研究放到他们那里去做。这项研究受到国家“攀登”计划和973前期项目的支持，我们和该疫苗的发明人农科院沈荣显院士合作，目前已经完成了全基因组克隆分析，并已申报专利，在研究上将具有优先权。

　　三联生活周刊:我曾经看过一篇报道，中国在招募艾滋病疫苗人体试验的志愿者方面可能存在困难。这个困难将如何解决？

　　邵一鸣:其实那篇报道见报后，我们接到了大量社会志愿者报名，具有献身精神、愿意帮助国家推动科学进步的中国人大有人在，因此志愿者数量已经不成问题。我担心的问题是在中国，保护药物试验志愿者权益的制度还不完善，在国外这种法规很健全，大家都照规矩去做，研究者和志愿者都很放心。志愿者权益保护制度如果能尽早完善起来，对于推动中国生物制药科技发展意义会非常重大。

　　三联生活周刊:泰国正在进行号称人类最大的艾滋病疫苗试验，您对泰国的试验做何评价？能否预测一下前景？

　　邵一鸣:我对泰国艾滋病疫苗研究的整个过程都比较清楚，泰国每年进行一次全国疫苗会议，我都要去参加，他们主持艾滋病疫苗研制工作的专家是我的老朋友。我非常赞赏泰国科学家的工作，他们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合作进行艾滋病疫苗研制的典范。泰国政府非常重视这项工作，他们认为疫苗是解决艾滋病问题的最终途径，给予了大量行政支持。泰国建立了一个很完善的国家艾滋病疫苗专家委员会，制定出一个完备的国家艾滋病疫苗发展规划，在这样一个专家集体和国家规划的指导下，泰国对各种国际合作进行了有效筛选，选择那些科学性好、同时又公正平等的合作，然后组织全国力量开展工作。

　　泰国是全世界最大的艾滋病疫苗试验场，已经做了十几种疫苗试验。这次进行的三期临床疫苗试验是泰国做的第二个三期临床，第一个三期已经做了三年多，和一家美国公司合作，将于今年10月结束进入资料分析阶段。第二个疫苗的三期临床试验，曾计划在美国国内同时进行，但由于二期结束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认为疫苗的科学性不够，中止了对这项试验的支持。但美国军队决定在泰国的试验继续进行。对于这两次三期试验，科学界都不抱很大希望，对预期保护率的估计也不高，否则美国政府科研机构不会叫停。

　　三联生活周刊:泰国艾滋病疫苗试验的组织工作有何特点？为什么他们要将两个希望不大的试验进行下去？

　　邵一鸣:全世界绝大部分艾滋病疫苗研制工作在美国进行，第一支疫苗人体试验也是在美国进行的。实际上，在美国之外第一个做疫苗人体试验的国家是中国，1993年在云南做的，那是一种很早期的疫苗，由一家美国公司开发，基本上没什么效果。泰国在中国之后进行试验，由于有充分的协调和规划，吸引了大量国际研究队伍进行合作，在这个过程中，也没有侵害老百姓的利益，组织非常规范。这么多年下来，为泰国培养了一支很强的临床研究队伍、检测队伍，这是泰国的强项。

　　泰国做疫苗试验的优势在于，美国艾滋病发病率已经降得很低，要从统计学上评价疫苗的疗效需要的样本群非常巨大，而泰国发病率比较高，需要的样本群能够控制在几千人左右，试验成本就比较低。另外泰国临床研究的网络已经建立起来，选择泰国作为实验场也很合理。泰国目前进行的试验的期望值虽然不高，但我们应该看到人类已经进行了几十种艾滋病疫苗人体试验，还有几百种疫苗处于研究阶段，越往后的研究所了解的经验教训会越多，设计出来的疫苗就越科学。疫苗从研制到完成三期临床试验平均要经历8年时间，不能说到第5年发现不完善就不做了，还是应该把它做完，因为它还是有可能提供一定的效应。即使不能依靠它防止病毒感染，能否依靠它感染后不发病？或者让感染者不太容易传染他人？不管在哪个阶段，它都有公共卫生学的意义，对整个人类的艾滋病疫苗研制工作都有帮助。

　　三联生活周刊:艾滋病疫苗一旦开发成功，它的价格将处于何种水平？会不会和鸡尾酒疗法一样成为富人的专利？艾滋病疫苗的知识产权问题如何解决？

　　邵一鸣:肯定不会成为富人专利。这由几个因素决定:疫苗的效果是药物无法比拟的，药物要不停使用，而疫苗是有限使用，打几针就能一劳永逸解决问题，再贵的疫苗也比不间断使用的药物便宜。另外对于艾滋病疫苗的定价国际社会将对制药公司施加强大的道德压力，因为预防艾滋病疫苗的人道内涵超过任何一种药物。从知识产权角度看，疫苗研制者的创造性劳动当然要获得尊重和回报，这是现代社会的游戏规则。但是也不排除这种情况，对于这样一种严重威胁人类的疾病，科学家或研究机构将把艾滋病疫苗的专利权无偿捐献给全人类。此外，国际社会和国际基金也会共同解决疫苗的价格问题或建立共同基金购买疫苗免费提供给有需求的、但缺乏支付能力的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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