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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观察：美国传媒究竟是如何“讲政治”的(上)
本报特约撰稿都人
好莱坞与中情局密切合作
美国影视业独步全球，凭借其巨大的财力和专业资源，成为美国向外输出文化影响的最主要工具，也是美国成为新世界帝国的重要“软性力量”。世人一般不注意的事实是，号称商业化和独立的美国影视娱乐界，乃是美国政府对外宣传战中一个极重要的组成部分。更鲜为人知的是，在这方面，好莱坞与中央情报局、五角大楼等政府机构有密切的合作关系。
由于要保持“自主独立”的形象，美国主流传媒在对外问题上与官方路线保持一致，常常是出于心照不宣和“自律”(但也不时有像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办公室直接出面要《纽约时报》压制有关新闻那样的事例)。与此相比，好莱坞和官方紧密合作，为美国政府的宣传战效劳，则远为直截了当。
今年7月30日，《华盛顿邮报》以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报道，布什总统决定建立永久性的“全球传播局”，由一名“总统顾问”直接领导，来控制协调美国政府对外部世界的宣传。这一举措与前些时候媒体传出五角大楼有意建立故意散布假情报、假消息的办公室，都是美国在“反恐”战争开始后大大加强的国际宣传战的一部分。在《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中，就提到了好莱坞对美国政府宣传战的帮助，但是只是淡淡一句话带过，丝毫没有涉及细节。
说到底，传媒影视业常常是华盛顿官方的工具这一事实，显然是美国传媒业本身的大忌。一般民众在这一问题上的无知，便是来自美国主导的英语传媒的压制和有偏向性的报道。
在美国，好莱坞向来有在“意识形态”上严格保持“政治正确性”的传统。其中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是二次大战之后的麦卡锡主义。从上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国会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曾经专门把当时好莱坞专业人士中的“亲共产主义”活动和倾向作为调查和打击对象。在美国影视界制造了一场重大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一时间，人人自危，长期的同事也彼此告密，出卖对方的“左倾”思想和行为。许多人因此丢掉饭碗，并被列入“永不雇用”的黑名单。好些有才华的电影界人士就此潦倒终生。好莱坞也因此养成了在政治上与政府“步调一致”的习惯。
到了60年代，特别是越南战争前后，上述情况曾暂有改变。好莱坞曾摄制了若干影片，有损政府和军方的形象，也出现了简·芳达等反战人物。但是美国政府马上有所反应，例如在勒梅空军上将的直接干预下，环球制片公司拍摄了由罗克·赫德逊(1985年因同性恋感染艾滋病身亡)主演的电影《雄鹰聚会》，歌颂美国空军的“光辉形像”。
好莱坞“意识形态”与政府同步
近年来，好莱坞在“意识形态”上与美国政府亦步亦趋的动向非常明显。例如，若干西藏题材的影片，明显鼓吹“藏独”。
“9·11”事件之后，好莱坞迅速成为美国“反恐”战争的重要工具。歌颂美军士兵英勇顽强、临危不惧的电影《黑鹰坠落》在华盛顿首映时，布什政府著名右翼鹰派副总统切尼和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等纷纷出席。该片并被特地送往从事“反恐”战争的美军各海外基地播映。新片《我们曾是战士》和《万恐之和》也得到同样的待遇。《我们曾是战士》一片还特地在白宫为布什总统私下播映。
上述这些宣传意味极为明显的影片，都是好莱坞和美国军方及情报机构密切合作的产品。描述美国情报人员如何破获“国际恐怖组织”盗劫核武器威胁美国的影片《万恐之和》，就公开吹嘘该片制作时得以利用中央情报局的“机密资料”。可是，至于美国军方、情报机构与好莱坞的具体关系，美国传媒就语焉不详了。
英语之外的媒体就没有太多顾忌。法国《世界报》于今年7月24日以《五角大楼和中情局雇用好莱坞》为题(《世界报》7月23日同一报道的网络版，题目赫然是《中情局如何替好莱坞写电影剧本》)，相当详细地介绍了好莱坞和中情局、五角大楼等机构间的密切合作关系，以及好莱坞如何成为美国政府全球宣传战的有机组成部分。
同一日，《世界报》以《鸣锣开道》为题，发表社论，评论美国影视界与美国情报机构和军方密切合作，以影响国际舆论。《世界报》还披露了对中情局有关官员布兰顿的访谈。布兰顿承认，中情局和许多好莱坞影片制作者有“紧密合作”，以“修正”越战后影片中美国情报人员的形象。
好莱坞树立军情人员“正面形象”
多数读者想必都会同意，近年来，好莱坞影片中出现的美国军人和情报人员，大都具有“光辉”的正面形象。这与近年来不断被披露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美军屠杀无辜平民的事件，以及冷战中中情局的大量黑暗行为完全相反。就是最近“反恐”战争中阿富汗大量无辜平民被杀，也是由于美军害怕自己伤亡而从事高空轰炸和不分青红皂白的“先炸后查”战术，以至即将出任英国国教最高神职———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威廉斯，公开批评这是一场“道德玷污”的战争。
冷战时代，中情局在世界各地特别是拉丁美洲支持独裁专制政权，有许多极不光彩的行为。例如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中情局一手导演了推翻伊朗民选首相、左翼民族主义领袖摩萨台医生的政变，种下了伊朗民众对美国的刻骨仇恨和伊斯兰革命的根源。
1999年4月，克林顿总统出于对历史的反省，承认美国在过去曾做过伤害伊朗人民的举动，而伊朗人民“有权”对美国表示愤恨。这些反映了历史真实的坦白，如今早已被一心要摧毁“邪恶轴心”的布什政府忘到九霄云外。另如艾森豪威尔总统亲自批准，中情局策划了1954年6月的危地马拉军事政变，推翻以该国历史上最大多数当选的顾兹曼总统，将和平的危地马拉推入了万劫不复的内战深渊。美国长期支持各届右翼军政府，使得危地马拉的残酷内战延续了40年之久，死亡人数达数十万。而美国装备训练的右翼军人的血腥手段，更是令人发指。例如，1984年3月13日的黑河大屠杀，其残忍程度远远超过了米洛舍维奇被控的“违反人道罪”，也是美国主流媒体不予报道的典型新闻封锁例子。90年代，克林顿总统被迫就美国对危地马拉右翼军人的长期支持表示歉意。
1973年的智利军事政变，民选左翼总统阿连德不明不白死亡，智利建立了血腥的皮诺切特军事独裁政权，也是美国中情局的杰作。美国政府牵涉皮诺切特政权大量的“违反人道罪”，目前受到了若干国际人士的追查，甚至连政变后不久升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博士，也因此遭到法国和西班牙司法机构的“骚扰”。这也是前些日子导致布什政府极力反对建立国际刑事法庭的一块“心病”。
中情局上述种种行径，如今决不会在和其建立“紧密合作关系”、甚至靠其编写剧本的好莱坞影片中出现。反之，中情局特工一个个都是英雄人物，冒着生命危险伸张“人类正义”。毋庸讳言，由于美国影视业的巨大经济和公关实力，美国军方和中情局“雇用”好莱坞从事国际宣传战，具有很大的效力，特别是以此来“潜移默化”世界舆论，为美国官方的利益服务。法国《世界报》报道，俄罗斯影片如今只占该国电影市场的区区2%，其余基本是美国影片的天下，普京总统因此忧心忡忡，便是一个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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