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的8月31日凌晨，戴安娜蒙难巴黎。人们的眼泪洒遍了英伦，送她的鲜花摆成了海洋。布莱尔一句“人民的王妃”，使刚上台的这位年轻首相声望大增。葬礼上，戴安娜弟弟斯潘塞致悼词说：“她，不需要王室的任何头衔去展示她那独特的魅力。”话音未落，西敏斯特大厅和聚集街头的百万之众欢呼声四起。5年过去了，人们对戴安娜作何评说？英国《观察家报》日前找方方面面的人做了访谈。

　　“就像突然失去了一位亲近的家人”

　　安德鲁·梅塞尔(BBC记者、戴安娜去世当夜值班编辑)：大约深夜12点30分，我接到驻法国记者打来的电话，说戴安娜遭遇车祸受了重伤。我惊呆了。这么大的事情，我们必须赶写一篇新闻稿，还得去找播音员。那会儿，我们还没得到白金汉宫的反应，也没有来自英国驻法国使馆的消息，但我预感到事情不妙。后来，我们从尼古拉斯·威彻尔那儿得到戴安娜已经去世的消息，威彻尔当时正陪罗宾·库克大臣在国外旅游。很特别的是，当我们最终证实戴安娜已经去世的时候，办公室里安静极了，整个晚上，弥漫着一种让人永远难以忘怀的安静。大家都不愿接受这个事实。在那举国悲痛的时刻，我只是觉得她刚刚找到自己的幸福，刚开始新的生活，而这一切突然间就消失了，这是很残酷的。对我个人来说，那个夜晚是我在BBC新闻部度过的最不寻常的一个夜晚，甚至超过了“9·11”事件发生的那一天。

　　米歇尔·沃勒(单身母亲)：那年，我女儿莎琳只有4岁，她嚷嚷着要去伦敦参加戴安娜的葬礼。我们去了，在西敏斯特的大街上露宿了3个夜晚，莎琳也成了当时唯一在外露宿超过一夜的孩子。人们对戴安娜的那份感情是不可思议的，就像突然失去了一位亲近的家人一样。戴安娜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人。她有信仰，她做的很多事对我们普通人是意味深长的。那几天，我们在伦敦街头结识了许多朋友，有的现在还保持着联系。我们现在有了两位患爱滋病的小朋友，我和莎琳尽力给他们一些温暖。这是我们从戴安娜身上学到的。

　　帕斯卡尔·阿瑞特(伦敦市中心街道清理公司总经理)：戴安娜的葬礼对每个人的道德水准都是个测试。那些日子，数百万人涌向伦敦街头，交通、食宿一时都成了大问题。我们曾估计可能会乱套，但是没有。我认识的一位78岁的老军官和他的老伴，一连好几天自愿在食品摊上帮忙。当时，买食品饮料需要排一个多小时的队，但秩序井然。数十万人在街头露宿了两三天，留下了许多垃圾，葬礼后的清理工作量非常大。我指挥了市中心的清理工作，连续三天两夜没回家睡觉。我们并没有号召谁来帮忙，但一下子冒出来大批志愿者。大家都想多干点活，都想做点特殊的事情纪念戴安娜，也借以平静自己的心情。这些事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没有谁能够取代她”

　　罗齐·博伊科特(报纸主编)：她死了，人们更爱戴她了。这使我想起1911年发生在法国的一件事：蒙娜丽莎的画像被人从罗浮宫盗走了，许多人赶去观看悬挂那幅画的一面空墙，甚至比以往去看那幅画像的人还要多。我觉得戴安娜就是这样的人。失去了的，人们更觉得珍贵。5年前的那个星期是极不寻常的，我每晚下班回家的路上，都要在肯辛顿宫停留一会儿。那儿有许多人、许多鲜花，燃烧着许多蜡烛，树上挂着她的照片，我好像走进了一座印度教的寺庙。让我惊奇的是，5年过去了，依然有那么多的人怀念她！大家都认为没有谁能够取代她。我甚至想，她也只能去死，别无选择。当初人们以为王太后会很快去世，没想到却是戴安娜。她是一位被摧毁的女性，她的死是悲剧中的悲剧。

　　约翰·格林(英国红十字会公共事务顾问)：戴安娜的死确实具有长期的影响。在她去世前不久，我们正在同香港红十字会安排她去中国的事宜，共同商议签署反地雷行动协议。此前，她去了美国，会见了第一夫人希拉里，推动美国签署了反地雷行动协议。戴安娜是个有影响的人物，如果她活着，世界反地雷运动肯定会有更大的进展。像她这样具有超凡魅力的人，自她死后，我在英国还没有发现，尽管有人说贝克汉姆可能是一个。

　　迈克尔·爱德华(HIV携带者)：不要说5年，就是50年后人们也会记得她。她生前改变了爱滋病患者的景遇。她经常来到我们中间，她知道我们有什么问题以及她能为我们做些什么。她活着的时候，爱滋病慈善组织很多。她的不幸去世，对我们这些病人是个沉重打击，对防治爱滋病影响很大。现在，爱滋病慈善组织的工作不如过去了，人们捐款的数额明显下降。我们埋怨谁呢？

　　“王室真正需要的是个好葬礼”

　　罗伊·斯特郎(作家)：一个国家，人们需要一个发泄情绪的出气口，戴安娜的死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她的死使君主政体也不得不进行自我反思。其实，这只是王室许多事件中的一件，过去曾有过温莎堡大火等等，这些都提醒王室回顾和评价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世纪80年代初，当查尔斯和戴安娜新婚的时候，王室的威望达到了最高点，但从此便一步步走下坡路了。戴安娜生前做了许多善事，光彩照人啊！戴安娜的葬礼，轰动了英国和整个世界，使王室的人气又上升了。大约20年前，王室的一位职员对我讲过，“王室真正需要的是个好葬礼。”

　　马克斯·西斯特(政治评论家、作家)：戴安娜去世时，无论她个人的形象还是社会作用，都在其他王室成员之上。她成了世界上最有名的女性。她留给英国的遗产，是为改变君主政体打下了基础。过去的5年里，王室竭力装饰自己，还力图做一切可能做的事，以便让人们尽快地遗忘戴安娜。但是，王室越是恨她，人们就越是怀念她，仿效她，做她曾经做过的善事。

　　约翰·福斯利(勋爵、历史学家)：尽管戴安娜的死是悲剧，但她对王室是做出了贡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戴安娜巩固了王室的地位，尽管从表面看来似乎是削弱了王室。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戴安娜关注社会，关注普通人，关注弱势群体，在这个以王室为中心的国家里创建了一种新观念。在英国，我们非常缺少这样的人物。戴安娜将在英国公众生活中保留一个非常伟大而受尊重的形象。她仍然活在许多人的心中。我时常想起她。

　　他俩“是被人谋害的”

　　穆罕默德·法耶德(戴安娜男友多迪的父亲)：对5年前那个可怕的日子，我的记忆非常茫然，因为噩耗来得太突然了，我由于过度悲伤而失去了知觉。几天后我都不敢相信发生的事情。即使现在，作为父亲，让我接受失去儿子的现实也是很难的。我的忧伤从未平息过，没有一天不在想念多迪，想念那一对至亲至爱的年轻人。我依然敢肯定，他们是被人按照一位高层人士的指示谋害的，是种族主义的邪恶势力残酷地摧毁了他们的生命。我此生绝不会停止斗争，直到让正义审判那些杀害他们的人。戴安娜以她年轻的生命为世界留下了永远抹不掉的印记。她是个伟人。她以自己的魅力、善良和爱心，给了病人、儿童和需要帮助的人们许多温暖和同情。全世界将永远怀念她。人民网驻英国记者史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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