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李庆义

　　一个36岁的年轻人，何以成为目前俄罗斯政坛的核心人物之一？

　　一个熟读孔孟经书、只身闯故宫的俄罗斯人，何以对中国情有独钟？

　　一个明确区分“政治家”和“官僚”的人，如何评价普京总统几年来的治国之道？

　　一个敢于对津津乐道“中国威胁论”的西方政客严辞指出“你们不懂中国”的人，如何看待“9·11”后的国际格局？

　　在骄阳似火的8月，《中国青年报》社以青年报人特有的热情接待了本报的老朋友、俄国家杜马议员、原俄国家杜马第一副主席雷日科夫。本报总编辑李学谦在与雷日科夫一行举行会谈时介绍了本报的发展情况，并就诸多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雷日科夫也向中国朋友毫无保留地和盘托出了他的“中国情结”。临行时，他说：“我们人虽走了，但心却留在了中国。”

　　当政治家不当官僚

　　为了区别于大家早已熟知的前苏联总理雷日科夫，中国人都按自己的习惯亲切地叫他“小雷”。“雷”在汉语中有“雷霆、霹雳”之意，十分符合雷日科夫办事果断、雷厉风行的工作风格，“小雷”也就欣然接受了中国人为他起的这一雅号。一位在俄罗斯工作近10年的中国老记者说，俄罗斯政治家成千上万，像走马灯似地换个不停，但他最佩服的就是这位“小雷”。

　　谈到自己的政治生涯时，“小雷”说，以前从未想过从政，正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使他进入了俄罗斯“大政治”的漩涡。

　　在雷日科夫的观念中，政治家与官僚有很大差别，赢得了官场上的职位并不意味着已经成为一名政治家。作为一名官僚，履行职责是其最大的政治，职务要求他应该学会管理，成为各个领域的专家，善于把政治家做出的决策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而对于政治家而言，最重要的是要学会与人交流，善于把自己做出的原则决定，用家喻户晓的语言介绍给百姓，使他们能在心理上接受，并自觉执行。

　　叶利钦上台后是靠年轻人推进改革的，这是俄罗斯改革的一大特点。近年来，俄罗斯政坛涌现出一系列年轻政治家，如盖达尔、基里延科、斯捷帕申等等，年龄大都在35至40岁之间。年轻人从政的优势在于，他们精力充沛，头脑中没有过多的条条框框，容易接受新生事物；但劣势也十分明显，最主要的是经验不足，对俄罗斯国情了解不够，俄近年来改革出现的许多失误多与这一缺憾有直接关系。

　　雷日科夫在俄政坛上算得上是一位真正的政治家，他有自己对国内外问题的认识和观点，有自己的治国之道，从不见风使舵，不违心附和别人。即使在目前普京总统如日中天，社会支持率居高不下之际，他也不随波逐流，仍然按自己的观点评判普京的政策。他说，普京对外推行全方位外交，加强与各国关系，在经济上采取自由政策，这符合俄罗斯的利益和经济规律，对此他举双手赞成。但普京对内实行强权政治，却与民主的原则格格不入，一个民主国家应该建立在公民社会基础上，应该有相互制衡的各种政治力量，应该有在议会多数基础上形成的强有力的政府等等。

　　精通孔孟之道驳斥“中国威胁论”

　　记者认识“小雷”很偶然。当年江泽民主席访问俄罗斯，在俄国家杜马发表了著名的关于建立多极世界国际新秩序的演讲。记者采访杜马各党派代表，希望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讲话”发表评论。杜马四大议员团中，俄共、“亚博卢”、自民党代表均对江主席讲话发表了评论，只有“家园”议员团一直未找到合适的人选。

　　在杜马新闻局的建议下，我找到了雷日科夫。当“小雷”从议员大厅走出时，我一下子惊呆了，望着眼前这张稚气未脱的脸，我疑惑地问：“您真是杜马议员？”后来才得知，刚过而立之年的“小雷”已是“家园”的核心人物，担任“家园”运动副主席、议员团副主席。

　　采访虽然只进行了10分钟，但他确实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记者仍然记得他说：“完全同意江主席关于建立多极世界的观点，可以说，我对演讲中的每个词、每句话都签字赞同。”

　　雷日科夫的故乡虽然与中国近在咫尺，但他从未想过会到中国来并对中国产生如此深厚的感情。大学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重新认识了中国。他的一位同学是“中国迷”，看了许多有关中国哲学和文学的书籍，他把这些书介绍给雷日科夫。

　　“小雷”一接触它们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了解到孔子、墨子、老子，并被中国博大精深的古典哲学所折服，对中国几千年来的古老文明备加推崇。这一切都对他从政后的对华态度产生了深远影响。“小雷”第一次来中国是在1997年，俄杜马议员团接受中共中央的邀请访华，参观了北京、上海，亲眼目睹了中国改革开放后发生的巨大变化，这给雷日科夫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后来，他随叶利钦总统访华，当代表团其他成员利用一个下午的闲暇时间去购物时，“小雷”却叫了一辆出租车，只身一人闯“故宫”，领略中国古代文明的杰作。

　　2001年，雷日科夫再次访华，参观了千年古城西安，更加加深了他对中国的感情。回国后，他写出许多篇文章在俄媒体发表，介绍中国的文化和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绩。一位朋友欲去欧洲休假，机票已经买好，“小雷”硬是劝他放弃欧洲之旅，到中国看一看。今年与他同行的莫斯科政治研究学校的朋友，也是在他的极力劝说下来到中国的。

　　雷日科夫是俄罗斯民主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与俄许多“亲西方”民主派人士不同的是，他丝毫不掩饰自己对中国的好感。无论是在俄政界，还是在欧美国家，面对许多政治家津津乐道的“中国威胁论”、“中国移民扩张”等奇谈怪论，他都义正辞严地指出：“你们不懂中国，受几千年传统影响的中华民族没有扩张心理，中国不仅对世界没有任何威胁，而且是保障世界和平与安宁的重要因素，俄罗斯应该把中国视为可信赖的朋友，积极发展与中国的友好关系。”

　　“小雷”为发展对华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国家杜马，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联合对华友好的政治家，成功地挫败了某些政治势力发展俄台关系的提案，批准了俄中签署的一系列条约、协议，促进了中俄军事技术合作的发展。现在，他仍是杜马对华友好议员小组的成员，为中俄关系的发展进行着不懈的努力。

　　“9·11”改变了西方的“威胁观”

　　雷日科夫认为，“9·11”是影响国际格局的重大事件，对西方心理产生了巨大影响，迫使其重新审视自己面临的威胁。

　　过去，美国及其盟国认为，主要威胁来自大国，西方外交的核心是扼制其战略对手的崛起。而“9·11”后，西方国家终于认识到，目前面临的现实威胁是国际恐怖主义及为恐怖主义提供保护的“不可预测国家”，而原来被视为主要威胁的大国，完全可以在反恐等问题上与美合作，成为美国的盟友。这是该事件给国际关系带来的最大变化。

　　“9·11”事件后，俄罗斯抓住机遇，迅速而果断地调整了外交政策，开始与美国进行实质性合作。许多观察家据此做出结论，称俄罗斯对外交政策进行了实质性调整，俄已全面“西倾”，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将因此受到严重挑战。

　　雷日科夫则坚决反对这一观点，他认为，俄外交政策并未进行战略调整，而是在“修辞”上发生了变化，普京放弃的是叶利钦时期与西方毫无结果的对立，因为当俄罗斯根本无力改变西方决策时，这种对抗立场是毫无意义的，这已在北约东扩、美国轰炸南联盟等一系列问题上得到了明证。但如果一旦西方的决策触动了俄罗斯的根本利益，普京的反应则比叶利钦还要强烈，采取的回应措施也更加强硬。

　　俄外交政策的调整不仅不会影响俄中关系，而且在当前形势下，加强俄中合作的意义与以往相比更加突出。

　　首先，俄罗斯在北约东扩、反导条约等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的原则立场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其次，俄在每次与西方首脑就重大国际问题磋商前，均与江主席沟通，充分反映了两国领导人间颇高的信任程度。

　　再次，反对恐怖主义已经成为中、俄与西方利益的结合点，两国均可在新的国际关系中发挥更大作用，中俄两国起主导作用的上海合作组织将在维护亚太地区稳定中起核心作用。

　　雷日科夫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军事对抗已成为过去，因为现代战争意味着相互消灭，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愿看到的结果。各大国均应摒弃冷战思维，用合作的眼光看待大国关系。

　　“小雷”看普京

　　对普京总统的内外政策，雷日科夫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面看：

　　一方面，普京是一位非常聪明的政治家，敢于承认并改正错误。在他当选总统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俄罗斯经济保持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对外政策上，普京放弃了与西方对立的政策，加强与各国的合作，特别是在“9·11”事件后，普京在最短的时间内改变了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和不利处境，使西方停止了对车臣问题的指责，与美、欧关系实现了正常化，赢得了西方的信任。这一切成绩赢得了俄罗斯民众对他的信任，使百姓在他身上看到了国家的希望。

　　但与此同时，“小雷”还认为，也应看到普京的另一面：首先，他对腐败问题重视不够，而俄国家机关腐败现象极为严重；其次，普京过于强调中央集权，国家大小事务，甚至地方选举都由总统决定。国内外历史的惨痛教训证明，过于集权的政权都会给社会带来灾难。雷日科夫大胆地认为，普京工作中的这两点失误是危险的信号，处理不好便可能会重蹈沙皇或斯大林的覆辙。

　　惊“雷”是如何“炸响”的

　　10年前，俄罗斯政坛正处于翻天覆地的变革之中，一大批学有所成、才华横溢的年轻人脱颖而出，走上政坛，雷日科夫便是其中之一。别看他今年只有36岁，但他已经连续3届当选杜马议员，可以说，已是一名饱经风霜的成熟的“老政治家”。

　　雷日科夫1966年出生于与中国接壤的阿尔泰边疆区。像所有的同龄人一样，雷日科夫正是在苏联“改革与新思维”的浪潮中走上政坛的。从1985年开始，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倡导改革，要求以全新的方式改变国家、进行思维和开展工作。

　　当时，雷日科夫是阿尔泰国立大学历史系的三年级学生，受改革大潮的影响，他与朋友一起联合边疆区5所学校的学生，成立了当地第一个民主学生运动组织———“促进改革学会”。组织一成立，便以当局反对派的面目出现，在他的倡议下，学生们多次举行游行、示威，指责地方政府改革进展迟缓，办事雷声大，雨点小，拖改革的后腿。

　　1988年，学生运动正式获得注册，成员达到近300人。当时，戈尔巴乔夫夸夸其谈的工作作风，使年轻的民主主义人士大失所望，雷日科夫领导的学生运动转而支持当时的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叶利钦，并加入了全俄民主主义运动的行列，成为戈尔巴乔夫的反对派。

　　1989年“8·19”事件发生后，雷日科夫领导群众在阿尔泰边疆区首府举行集会，抗议非常状态委员会发动的政变，参加人员达两万之众。1991年10月，叶利钦解散了边疆区政府，任命了新的领导班子，当时年仅25岁的雷日科夫出任边疆区副州长，开始在政坛上崭露头角。

　　1993年底，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雷日科夫一举击败对手，成功当选杜马议员。叶利钦为了争取更多持中间立场选民的支持，授意时任政府总理的切尔诺梅尔金，成立了中右政治运动———“我们的家园—俄罗斯”。精力充沛、能力超群的雷日科夫很快成为这一运动的核心人物，先后担任了“家园”运动副主席、“家园”议员团副主席、俄国家杜马第一副主席、“家园”议员团领导人，成为俄罗斯政坛一颗璀璨的“新星”。

　　每月2元享用15M邮箱 中大奖游海南游韩国